【禁书】《还原一九五七》(四)

【新唐人2013年5月25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为什么说“从处理着眼”,则是“歪门邪道、祸国殃民”

(一)以我划线和由我划线

所以说关于处理“两类矛盾”的原理是荒谬的,首先如前所述,概念是模糊不清、混淆混乱的;其次,这就为“如何处理”留下了主观随意性的无限空间。他可以先翻手为云,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林彪是亲密战友、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然后覆手为雨,又说:“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总而言之,他只要想置你于死地,就只用置你于“敌我矛盾”就行了。然后他玩弄“群众路线”的惯技,激起愚民的愚性、痞子的痞性,愤老、愤青齐出阵,虚张声势、同仇敌忾,造成“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一律”,让敢与“我”为敌的人死有余臭。什么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个人或集团,统统是既不按国法也不按党纪划的,全是以“ 反我”、不“反我”划线的,至于反我不反我,又全是我说了算、全是由我来划线的。一个是“以我划线”,一个是“由我划线”,而且还有第三,一旦把你划为“敌我矛盾”,即便自然生命尚可苟活,政治生命就断然只死不活了。因为,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专政”——根据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选集》第三卷六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如果不拘泥于词句,而是根据现实生活,这里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就只能是指唯一的人——“我”——毛泽东而已。因为,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都不是。

毛泽东首鼠两端,出尔反尔,前言不着后语;即请阅读他下面的这段话,你来领会他说的意思,到底是该、还是不该专政:“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不是一般区别,而是“原则区别”!

前言:“也必须专政”;后语:“但是”。到底专政不专政?要说不专政,“必须”作何讲?要说专政,又“但是”个什么呢?是不是判了刑、专了政,还贯彻“两类矛盾”的精神,不按敌我矛盾处理,显示出“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呢?我在劳改队倒是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因我的政策水平低,到底也没能解释得了。一位刑期很长的劳改犯对我们说:“你们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政治问题,我从来没犯过政治错误,我是道德问题,所以政治上仍是好人。”他倒是犯了什么法、被判重刑了呢?群众的说法是:“血扒灰”。我是第一次听说,尚不明其意。经解释,原来是这样的意思:与儿媳通奸是“扒灰”;他是与亲生女儿通奸,故曰:“血扒灰”。

(二)所谓“正处”,乃是假恶丑集中的表现毛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如下

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毛自己说,这条方针的精神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李立三为例,他的存在,就标志着毛泽东处理犯错误的同志的原则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字方针为旗号,来掩盖他“以杀人如儿戏”(周恩来语,《毛泽东与周恩来》第一百页))。李立三夹紧尾巴做人,像小媳妇侍奉恶婆那样临渊履冰。他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八大”)上现身说法,发言的题目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对毛掩盖罪恶、制造假象、用纸包火,都只能是转瞬即逝的事情。《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用事实真相说明毛的权力是建立在赤血白骨之上的。就连曲意逢迎、极力歌功颂德的李立三,也未能逃脱文革中的残酷折磨、被逼自杀而死的可悲命运。

共产党除了叫喊过团结,什么时候真正团结过?谁跟谁团结过?都没有。对内、对外,都表现出:分裂、斗争是他们的基本属性。最好的场合也是各怀鬼胎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于一时。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归结为两个“四个字”:一曰:“阶级斗争”,一曰:“造反有理”,都是在搞斗争和分裂。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成为讽刺的,团结也得靠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七零三页)这句的实质就是没有静态的团结,只有动态的斗争,动态的斗争就是团结。《实践论》和《矛盾论》便是斗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由于斗争哲学基于“内因论”的原理,因而它就必然表现为“窝里斗”。国际共运也好,中共也好,他们的窝里斗总是表现为三部曲:从明争暗斗到分裂;从分裂到决裂;从决裂到声嘶力竭喊团结。这个“三部曲”不是我从政治学原理中分析出来的,而是从生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分裂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又分裂出个林彪反革命集团。总之是,“团结——批评——团结”,金玉其外;“分裂——斗争——分裂”,败絮其中。

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标榜开明地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二七九)

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来,按他“有意识地”,并不是“留下民主党派”而是正好相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就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见,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复电说:“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他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北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一设想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民盟解散了,中间派没有了,今后国民党也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考虑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在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换言之,一党制并不取消统一战线,也不否认联合政府,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事实上,像南斯拉夫那样,党与非党联盟也是可以说是联合政府。(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改变初衷,是出于对斯大林唯唯从命,一切遵照执行。这里能够发现和说明的几个问题是:(一)毛泽东一再表明是要让民主党派都退出历史舞台,但斯大林不批准,才改变主意,现在却说是“有意识留下”。说明毛从来都是按着他的需要,随意编瞎话的;(二)发电报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但辽沈、淮海、平津具有战略决战性的三大战役,却是发生在此后的一九四八年的九、十、十二月,一方面的事实是国民党还有很大实力,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民主党派正充当毛所谓的反蒋第二战线的主力军,恰如鹰犬垂涎三尺地起劲追逐着前面摇晃着的骨头。正值此时,毛却打算完他们的蛋,实行“党天下”,自己独吞预期的果实;(三)后来,经过大鸣大放,他发现民主党派当真要行使互相监督的职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灭民主党派的心迹。他于那篇背信弃义、声名狼藉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后来添加道:“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这里当然无需提出这一同样的问题:“至于共产党能否存在下去,还要看共产党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为,“人民”就是“毛自己”。而于最后,可能是“人民”看到,经过反右派后各民主党派的表现,犹如演傀儡戏,由共产党牵着线,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摇尾乞怜,跟屁逐臭,彻底走狗化,彻底名存实亡了,才暂且恩准它作为花瓶,“长期共存”,以观后效、以骗观瞻。

处理群众闹事,是四条原则。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这迥异于一个月前、给省市自治区书记的讲话:“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而是说“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也没说阶级仇恨和大学生多是地富资产阶级子弟;还没说让他们放臭屁,后发制人……而是说“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若与事后的说法和做法相比, 就更显出其虚伪与残酷。事后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同上,页四三二)

事情又是这样做的:真正在反右前后第一批被砍下鲜血淋漓的头颅的,是所谓章罗联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即“汉阳中学事件”中枪毙的三名“主犯”: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县文化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 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语文教研组组长、初三毕业班班主任钟毓文。牵涉此案者约七十人,其中十三人判刑或劳教,很多人死于狱中。现在真相已明,纯属胡编乱造;只用举出钟毓文被枪毙是因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示荒谬之极矣。然而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许多报刊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其内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乱”。很可能哪一位文人就是看了此类报道,在今天仍然抱着僵尸的大腿“有根有据”地大事叫嚣反右必要论的。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中央同意省委关于“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并对处理善后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但三个死者是无法复活的。难道这就是毛所说的处理学生闹事的“四条办法”吗?即小见大,毛按其需要虚构出的“汉阳县小匈牙利事件”,就是解剖整个反右运动的一只麻雀。

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臭名昭著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刘宾雁先生当时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深为敬佩邓拓先生的先见之明,他怀着感恩之情,说:

直到三十年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未能识破这个骗局,以为毛的“引蛇出洞”的阴谋是在鸣放开始后意外地发现竟有那么多人攻击和否定他的政绩以后才改变主意,决定反击的。

有一个人(就我所知,也只有这一个人)是从一开始就识破了毛泽东这个阴谋,并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同毛作了斗争的,那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阴谋,而是用了一种令毛泽东都难以问罪的巧妙办法:当毛泽东四处“点火”时,他按兵不动。(五七年一月,陈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泽东十分恼火的文章,邓拓一拿到,就把它发排到头版头条)。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守,对于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为然。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实大错了,而实际上他却是在向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警告,警戒他们不要上毛泽东的当。而毛泽东却只能骂他麻木,不善于领会他的意图(岂料是领会得太深了),先说是“书生办报”,后来又骂“死人办报”,反右后终于将他调出《人民日报》。有一件令我感恩的事,也能看出邓对毛的抵制。五七年五月我在上海采访时,“左叶事件”出来了。我有感于中国记者的使命同他们的地位之不谐调,在一个兴奋得不能入寐(鸣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里,一口气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题为《记者这一行》,寄给邓拓先生,再无下文。六月底,反右开始后的第一次首都新闻界“座谈会”(实为对右派的讨伐会,第二次就轮到我了)上,邓拓先生在休息时间把我拉到主席台后,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里,以目示意,一言未发。那也就成了我们的诀别。我成了右派以后,再也不能见他了。(为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一书作序:《毛泽东一手定乾坤》)

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安排、全面兼顾的方针。这里只用指出随后的大跃进中以粮为纲,高产卫星上天;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就可知在全民发疯中,把统筹安排、全面兼顾的方针糟蹋到何等地步!

至于在教育工作中,实行“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并不是他内心中的教育思想,真正的教育思想是阶级斗争作为主课,一至发展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

听其言而观其行。《正处》发表之后,毛泽东就逐渐变为“一人敌全党”的孤家寡人了。从此,中共和中国的日子就每况愈下、国将不国、党将不党,直至濒临崩溃的边沿。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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