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8日讯】友人黎学文先生给我看一篇文章，题目是《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是《南方周末》的一篇访谈。访谈对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明澍，内容是社科院2011年搞了个“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项目，对全国18岁以上城镇居民进行的1750人次的调查，访谈中所涉的数据和观点，都来自于这个调查。黎先生在我看过后说：“这个访谈中的数字应该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此后，在微博、在凤凰网和海外的博讯网、多维网上看到过对这个访谈的介绍，这些报导都以支持民主的人数占8%为题，似乎这个调查数据是事实。”
我却不这么看。首先，张明澍副研究员似乎不具备民主入门知识，他似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不是民主。他说：“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这里有意或无意间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政体，它确实存在“中国自己的”与“美国的”；二是民主政体之所以为民主而非专制的“本质特征”，世界各国的民主有它区别于专制的共同特征。这种共同特征不存在什么“中国的”或“美国的”，它是普遍有效的。没有这些特征就不是民主。把民主划分为中国的与西方的，是将假民主也称为民主。
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核心特征是必须具有三大制度作为支撑，即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制度、直接选举制度和代议政治制度。不论美国的两院，法国的总统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还是德国的内阁制，各国民主制度各有其特点，但任何一国的政治制度，只要它是民主制度，就全具备上述三大特征。可是，中国既没有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也没有直接选举制度，更没有代议制度，所谓“中国自己的民主”，不知这位张副研究员是从何得出来的。张副研究员还说什么“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这些全是扭曲、置换“民主”概念，如何能称为学术研究？
一个严重欠缺民主必要知识的门外汉，却主持关于民主的调查研究，让我们看到中国当前政治学术研究之荒唐！
其次，调查性的学术研究，其必要的前提就是不得预设立场。只要预设立场，就会使调查扭曲，不论得出什么数据和结论，都必然是对那个特定立场的维护和注释，而无学术意义。该访谈中有一句话被轻轻带过，然而其足以否定张副研究员的整个课题调查。他说：“这些调查比上次稍微谨慎一点。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最多贴到体制的边，不过线。”不要轻视这句话，这是整个调查研究的总的方法论和指导原则。这句话说明，整个调查研究的立场是预先就有的。必须保证不过线，这是整个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会贯穿于调查研究的全过程——问题设计，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人员的选择，提问方式，调查结论的作出和公布，都会受到这个“不过线”原则的左右。即使每个环节中只过滤掉一两个过线的信息，结果就会很不同。
有理由认为，这个“不过线”必定会滤过许多“过线”的信息，调查得到的数据和结论必定会因此发生严重扭曲。这其中，对结论最能产生严重影响的莫过于问题设计。试想一想，如果被调查者不是在“中国民主与外国民主”之间二选一，而是在“要反对党监督”与“不要反对党监督”之间做选择，在“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与“由党安排国家领导人”之间做选择，结果会怎样？
在预设立场的前提下，整个课题不可能是公允的科学研究，即使不是精心做出来的配合性的宣传品，大体上也是看眼色说话。这位副研究员的话，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深刻问题：即使不愿意做领导要什么学术就做出什么学术，起码也得是避免做出领导不高兴要的学术。试问，这样的学术研究，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其三，在一个视民主为大敌的体制下调查人们对民主的看法，不论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会面对“过线”后的某种不可预测性的后果。趋利避害的心态，势必潜在地影响调查者和调查对象。在现行体制下做这样的所谓课题，本身就存在先天性缺陷，要想得出公允的有说服力的结论来，几乎是白日做梦！
从无知的研究人员、错误的前提、压迫性的大环境中产生的“支持民主的只有8%”的结论，这位研究员主持的“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项目毫无学术价值，不足采信。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