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9日讯】《炎黄春秋》的杜导正先生说：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和慈禧时代不一样，那时没有人才，现在有人才。而民间有一种观点认为：时下那些名人大腕，特别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名人大腕，都是昏才蠢才；君不见当下中国股市和房市的乱局？而这两个市场都是由这些精英顶层设计而来的；目前医疗和教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也是由这些精英拍脑袋而来的。最近，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语出惊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显然中国是否有人才？大实需要细思量。当然本文所谓人才，特指治国安邦的大才，并非指其他领域的人才。目前我国有众多的智囊，即国民养育着众多的精英。在此我们不能不问，他们是人才吗？足以治国安邦吗？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才。先看看我们祖先是怎样鉴别的：“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显然这一人才标准是德智统一的，更重德行，缺德便是不肖之徒。请精英们自相对照，便可掂量出自己的斤两了。而一些精英之所以被国人鄙视，原因就是身上没有德的基因。
总的来说，这些智囊大略可分为两个阵营，即左翼和右翼。左翼似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右翼以自由主义为旗帜。如果仔细观察，就可发现，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显然此中并非学术之争；学术的本质是真、善、美，是空明澄净的天国，不需要剑与火。也并非有共同目标的，即国泰民安；不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会不共戴天。实际上，他们之争是残酷的权力斗争的外化。纵观我国60多年的历史，左右之争一直贯穿始终，并且是血淋淋的。真可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丝毫不爽。前30年左派得势，后30多年右派称雄。而前30多有诸多不尽人意，现在却问题多多。所以说在这些精英中没有大国手、大国医。
行文至此，也许读者觉得笔者夸夸奇谈，无凭无据。那就耐心读读如下商榷性的文章，文中所及既有左翼大腕，也有右翼大腕。《中国战略目标是主义，还是苍生：和李慎明先生商榷》、《“新经济人假设”违反常识：和程恩富教授商榷》、《思想战线究竟为何物》、《吴敬琏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天下牛人张维迎教授》、《谁愚弄了中国》。（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
为什么央央大国竟会到此？原因在于体制。我国现有制度，本来照搬史达林的苏联体制。虽然经济上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但其他领域基本没有改革，或改革远远不够。史达林模式的显着特点是自我圣化，即为了树立独一无二的权威，御用了大量的文人，拼出了一个七色板，美其名为某某主义；而这一主义竟成了真理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并以此来统一官员的思想，甚至全国人民的思想，指导社会实践。而实际上，这一七色板结构松散，缺失内在的逻辑力，连自完其说都做不到。几千年前我国先贤都知道，以天下之听为听，故聪；以天下之视为视，故明。因而立木求谤。因而设立谏议大夫，来纠正自己的过失。而在史达林模式中，一切异议、不同意见都被视为异端，成了专政物件，灭之而后快。显然这种体制不育人才，只生庸才。这些政客和我国先贤相比，他们的政治智慧、政治胆识，何止天壤之别！其实这些政客务虚，不务实；不致力于立德、立功，而致力于立言；弃本逐末，自欺欺人。可幸，历史是公正的，归在史达林名下的那些东东，结果比史达林尸骨烂得更快，并成了他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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