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无法逆转的中国超低生育率

【新唐人2012年10月2日讯】那些反对生育自由甚至反对放开二胎的人,不但无视人口普查数据,还鼓噪“一旦放松生育管制,中国人就会像五六十年代一样大量地生孩子”,而这是不可能的。中国1.73%的生育意愿,除去生理不育、终身不婚不育、丁克和育前死亡,能生多少孩子?连1.5%都不到,这还没考虑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约束。

这么低的生育意愿当然不是正常的。四十年来“计划生育”(指大陆强制性限制生育的政策)的宣传无孔不入,不但占据了电视、报刊、书籍、互联网及各种政府文件,而且以标语的形式遍布农村的墙壁、电杆儿;其不但走进了中小学生的课堂,而且编入教材,捏造人口数据,恫吓青少年[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数学1(A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计划生育”宣传长期以真理和法律的名义占据人们的头脑,并且通过惩罚“超生”者,而成为新的洗脑意识。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包括很多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国民,“计划生育”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了思想教条,其极大地降低了国人的生育意愿。

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首先要清除“计划生育”宣传,并对国民进行正面的人文教育,改变数十年来国人被扭曲的生育观,这对成长中的少女尤其重要。日本、韩国的先例表明,健康的生育意识虽然有助于消除社会对多生孩子的歧视,但能否有效提升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仍是未知数。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假设:人的生育意愿与他(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有关,排行越小的生育意愿越强,因为人在潜意识里不愿自己消失。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打击将是永久性的,他们由于受宠,而不愿意生育。

在中国,生得起养不起的社会现实,使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取消了“计划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经过短暂的三五年反弹之后,仍会下降,直至比目前的生育率更低,也将比港澳台和韩国、日本的生育率更低。

中国有关的“计划生育”法规并不限于生育范畴,也渗透到许多其它领域。在“计划生育”的国策和《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要求下,我国婚姻法、收养法、母婴保护法、税法、劳动法、教育法、社会保障法,以至户口、迁移等领域,都制定了一系列与“计划生育”配套的法规和措施,极大地增加孩子的生养成本,特别是增加非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如果这些不取消,将严重阻碍生育率的回升。但是这些法规、措施繁多、隐蔽,不像专门的“计划生育”法规那么明了,容易取消,而需要系统地清理、修改。而这将会涉及到各领域各阶层的利益重新划分,会损害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这是一项庞杂的社会工程,至少需要好些年的时间。

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教育模式也是提升生育率的拦路虎。因为是独生子女,父母不免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孩子身上。结果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地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什么英语班、钢琴班、绘画班等等;而孩子的功课差一点,更是要不惜代价请家庭教师;

这些额外的教育费用成为家长的沉重负担,而孩子的额外学习也累坏了孩子,损害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再有,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教育模式就成为中国家庭(主要是城市)培养孩子的主流模式。而这就让广大农村家庭的父母,特别是青年农民工,感到自惭形愧,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孩子的这种教育;就是城市中的下层民众,包括非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承担不起。这不仅加大了国民的两极分化,也极大地降低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政府所倡导的城市住宅小户型化,显然也是与少子女化的家庭结构相配套的。中国大陆的幼儿园,很少有收3岁以下小孩的。随着中国劳动力的紧缺,工薪阶层请得起保姆的人越来越少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愿意脱产做专职主妇的有几个?请父母进城帮带孩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总不好意思让父母睡门厅吧?大中城市的房价已经那么高,换大房子谈何容易?

因为生育控制而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几年之后将使中国大陆的生育率进一步降低。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出生的女孩都在1200万以上,但1996年之后就只有600多万了。当1996年之后出生的女孩成为生育主力时,即使她们每人所生的孩子跟上一代一样多,但总生育率仍会下降,年新生婴儿数量则降低得更快。社会老龄化对生育率的另一个抑制作用,是它加重了育龄人口的负担,使人们养了老就养不了小,其作用机制与苏联东欧体制转轨时期,因为经济困难导致人们养不起孩子从而降低生育率类似。

中国人常常简单地将生育率与贫富挂钩,认为二者是反比例关系:越富越少生孩子,越少生孩子就越富裕。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律,那么人类很快就会灭绝于“富裕”。事实并非这样,国家贫富与生育率的反比例关系不过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医疗水平和生育率关系的歪曲反映。真正降低生育率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率先发生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的国家和地区都比较富裕,于是人们产生了贫富与生育率成反比的错觉。

其实,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医学革命的国家和地区,贫富已经不产生生活方式的区别,从而对于生育意愿影响不大,相反富裕却成为养育能力的标志。社会发展指数(由人均GDP、人均寿命和国民受教育程度构成)最高的那些国家,除了日本,生育率反而也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除了苏联东欧体制转轨时期因为经济困难导致了生育率大幅降低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凡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会有所降低。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