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5日讯】我在《反礼教的秘密》文中已说过：神话真理很简单，却须有脾性相投的质朴人群环境：听先生说的有理就信即行，不争不斗或略辩即止，“民以和为贵”。但是到了中共酋邦国，中华民国遗留在大陆的文人，例如陈寅恪、熊十力、刘文典等，生命却在佛教所说的六道轮回中孽债累累而认错如同要命，加之怕失去被中共优待的特权和私利，所以读不懂《共产党宣言》中“幽灵”自报家门的第一句话。虽然马克思已明说共产主义是思想魔怪，中共酋邦的先生们，大、中、小学的老师，却用科学实证思维想：这只是比喻。这样想对自己有利。
1950年代选择中共政权的民国先生们，学贯中西，当然知道埃及的塞特、中国的蚩尤和共工、以色列的撒旦、印度的阿修罗、希腊的宙斯等一脉相承好斗与爱骗，精神上是邪魔。因为他们不修炼，以为俄赛尼斯、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等只是思想觉悟比一般人高，理解不了他们身负特别使命：由天落地修成神心，传法制、自然、慈悲、救赎正道。把共产党是幽灵视为比喻，把400多岁的老子（李耳）混同为80岁的老莱子，慧眼闭上就有了借口。
撒旦时代白伊甸园的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蛊惑被逐出，三皇五帝时代黄伊甸园的伏羲、女娲则守皇道（静民则法），教部族人生活上知足常乐，故而繁衍后裔到炎黄乃至尧舜。我所说黄、白伊甸园是代指黄种人、白种人。最初见到传说是兄妹及夫妻的伏羲和女娲蛇身相缠的图像，一直不理解是什么意思，现在我知道了：人首蛇身的传说是喻指心如止水。也就是说，修道或修佛的人，回天的心境就是坐怀不乱、死水无波。夫妻双修有神心同时有慧眼。
先生因传道而吃苦有担当，不修道也在道中，虽不是伏羲，也自有功夫让学生敬仰追随。华夏族以大禹治水（驱逐共工洪水凶神）的成功传说为标记，步入从夏朝到清朝的中原12统一王朝的帝王时代四千年，先有史官传说的夏朝历史与传说被甲骨文证实的商朝历史，后有钟鼎文和竹木简书写的周朝历史（编年体的尚书、国语、春秋等）。尤其在春秋时期，孔子传出克己礼让的春秋文笔：明辨正邪、秉笔而书地写史，主要是订正和注释史官的史书。
春秋史官文笔的笔法简略，短句叙事，重结果不铺叙过程，对乱臣贼子不褒不贬。孔子修订春秋，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通过细节描写，辞汇和材料的取舍，以“仁义礼智”伦理为尺度，委婉而细微地表达历史观点。春秋笔法这种修君子儒道特有的华夏祭祖文化，通过史官和父母换成从中原辐射周边地区。微言大义使乱臣贼子惧，但是不用说坏话的方式。华夏族人像形会意文字特有的从老子到孔子而延续后世的重道德的祖辈（先生们）的至理名言，诸如“满招损，谦受益”、“和光同尘”等，文字含蓄、思想凝缩，阅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人君子以平和心态讲述和传递中庸正道伦理，例如孔子。可是党的先生却对着干。
还在中华民国时期，红军苏区的指导员、政委闭上慧眼对下级、士兵、民众说坏话：打倒中国国民党，保卫外国的大苏联。小人痞子以偏激言辞讲述和传递暴烈邪道歪理，例如毛泽东所说“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例如陈毅所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孟子推崇的春秋笔法其实孕育华夏族人的正气，所以暴君乱臣怕，农民敢于反暴政，例如秦末陈胜起义、隋末王薄起义。这说明，所谓“礼教吃人”的“国民奴性”纯属邪说，子虚乌有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公社运动，造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而无人造反，完全与儒道佛文化无关，是中共有计划地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批胡适胡风、反右反右倾等经济、政治、文化运动相结合，党文化有步骤地洗脑导致的流行病：宦官之类为数极少的小人的奴性被中共接二连三的洪水似的运动从宫廷内推广到全社会。
从汉武帝开始，春秋大义演变成由守德的官员以正邪、善恶的义理决断狱中案子。这虽然不能避免皇权滥用酷吏而出现的冤假错案，却更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包拯、狄仁杰、海瑞的清官断案，形成汉族特有的春秋决狱的司法传统。遗憾的是这一可贵的传统，先在中华民国被鲁迅“礼教吃人”的诅咒蛊惑人心，后在中共酋邦国被政治运动和党文化洗脑遏制。祭祖传说从伏羲氏算起七千年，从夏朝创建算起四千年，族人征战平息后华夏大融合承传至今。中华礼教国家从汉武帝开始，“以礼治国，刑法辅助”的礼法传统一直到清朝两千年整。
中共在大陆通过暴力土改，将行政权力越过县推到镇（乡）与村：从1950年起，党支部遍布各乡村。各大队都有先生教孩子，先生都说党的话。“宗族族谱写民间历史、祠堂礼仪传祭祖文化”的礼法传统被中共强行破坏，斩断家庭教化的伦理传统，共工氏部落酋邦“智刑强霸邪术”在大陆复活。“党村庄”直到1980年代才稍有所松动，至今还基本是党的氏族，像今年广东乌坎那样的能驱赶村官实行自治的村镇还少之又少。民间丢失父道和师道正统，家长和先生权威用于邪道，才有“我爸是李刚”的叫嚣与不仁不义的“小悦悦现象”。
这却不是所谓国民奴性。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少算四千年，多算七千年，中庸五千年。无论四千年，还是五、七千年，中国由部族而宗族的祭祖礼仪及其文化一直是中华各族生存的力量。陈胜、吴广于秦朝末年由南而北调动去戍守北方边防，因为大雨阻隔而报到迟到，而人命关天（皇帝不得随便夺取）、王侯将相舍命一搏（战死不冤，获取王侯光宗耀祖）之类祭祖文化蕴含的念想就发力了，就有了陈胜“伐无道，诛暴君”的揭竿而起。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儒士也认可这一传统，所以东汉末年董卓暴虐洛阳、淫乱宫廷之际，曹操敢行刺杀之举，刺杀失败逃归故里，家乡父老出钱、出兵、出人支援他组织起讨伐董卓的义军。
隋朝末年李渊父子太原起兵讨伐隋炀帝暴政，清朝后期曾国藩兄弟组织湘军平息太平天国邪教运动，是捍卫中华汉族的祭祖文化正统。中共以“人民共和国”名义复活“智刑强霸邪术”，全民成人质，谏言、起义的抗暴力量被锁住，学生、儿女把先生、父母当作阶级敌人揪斗。大陆成了佛教所说的修罗场，人行魔鬼恶事：非法将国家主席批斗监禁致死，女孩子在老太太身上蹦迪。1973年全民被煽动，以暴力谎言“讨伐”孔孟中庸正道，大病至今。
所谓国民奴性，是中国人失去师道、父道传统后的斯多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盗匪。我们成了人质，“党先生”却没人告诉我们真相，没有孔子教君子除邪恶的胆略，没有孟子教人民诛杀独夫的正气。我们听“听毛先生的话，跟共产党走”成了习惯，就爱上共匪了。当我们尊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供奉共产党为红太阳时，其实就自愿献身做祭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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