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辛灏年《谁是新中国》（110）

二 八九民运发展的四阶段和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第一阶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学生运动，直至中共《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此为运动的发动期。于发动期，运动在构成上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为主体，性质上出现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败；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京率领千名举人上书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一样，北京学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求中共当权总理的接见。三是要求运动的“高度纯洁性”，即绝对不允许任何“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介入运动，不允许任何有可能触怒中共的“过激”言论与行为发生。几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门上毛泽东画像，竟被学生领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严厉镇压的事件，实为其鲜明的例证。指它为八九民运的重大错失亦不为过。因为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中，它实在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四是重复一九八六年学潮中已经提出的“新闻自由”要求。前三条虽使运动在发动期明显带有改良主义性质，但若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残酷性在人民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人民不得不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以进行反抗的政治特点，则其明显的改良主义性质，实不如称之为鲜明的改良主义形式更为确切。而上述第四条实已标志了在改良主义形式之下所寄托的民主要求。这一民主要求，无疑已经表现了运动自一开始就已经具有的民主运动方向。
　　
第二阶段，自《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严和大规模调集军队进京“勤共”，即镇压运动。此为运动的发展期。在发展期之初，由于中共对运动的“定性”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因而造成了运动的迅猛发展。其波澜横空之状，既使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处以互不相守、几至瘫痪的境地；又使党中改革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 —— 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因错看形势，以为运动将有助于党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松了中共向来不曾放松过的“舆论控制权”，从而造成《人民日报》和中共各级党报强烈的“自由化”倾向。各级党报争相报导运动，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积极行动，实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个在后来被中共称为“新闻误导”的“极端错误做法”，一是使运动迅速演变成为全国和全民的民主运动，声势大增。二是造成了运动本身的胜利感，即以为新闻自由的要求已经实现，进而提出要与中共最高专制统治集团平等对话，并要求向全国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党中某些改革派知识官僚错看前景，因而，他们有的开始勇敢地声援运动，有的终于一怀壮烈地参加了运动，有的干脆为了推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而决心利用运动，有的甚至立即成了运动的幕后力量、即成为出谋划策者。他们一方面支持了运动，一方面又企图借运动支持改革和支持他们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级政权几乎处于群龙无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瘫痪境地。少数中共党政干部和一般党员，甚至是那些长期以来专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们，有的为正义冲动感所驱使，有的仅因为看错了时势，竟也走上街头去声援学生，从而造成全国各地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所向披靡。应该说，这既是民主运动的发展期，又是民主运动的极盛期。因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会情绪基础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展开了向中共及其政权“争平等、要民主”的斗争。虽然处在发展期和极盛期的运动，始终坚持和平与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借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坚持要求平等对话，坚持要求中共惩办官倒，坚持要求铲除腐败，坚持矛头直指邓氏家族和中共权贵及其太子党的做法，特别是建立在这一切之上的、明确的政治变革要求，则表明了运动在民主要求上的发展和在民主性质上的深入，从而改变了运动发动期的改良主义倾向。
　　
第三阶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严，军队进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杀。此为运动的对抗期。对抗期在性质上显然是发展期的继续和强化。因为，一是人民于运动发展期的民主要求并未因“大军压民”而有任何改变，所以它是发展期的继续；二是中共蛮横的姿态非但没有压制住运动，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极大反感，直至造成强烈反抗意识的产生，即情绪和要求的升级。北京学生的绝食，以及全国人民对绝食学生既爱、又怜、更要支持的强烈表现，便是它的明证。所以它才是发展期的强化。至此，运动的中心虽然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但运动的声势却开始外延到全国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当局对绝食学生不问生死的态度，所引起的全国和全世界的震怒和关注，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长时期以来对于中共的深恶痛绝之心和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运动的发动期所显示、又在运动的发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运动性质，到了本阶段，已日益演进为“民主精神对于专制暴政的鲜明对抗”。六四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主抗争运动”，从而开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变、转换与推进的伟大进程，中国大陆人民亦因此而在运动中开始走向彻底觉醒。
　　
八九民主运动在对抗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性质变化，自然带来了它在构成上的变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虽然仍是运动的中心和尖兵，但运动的主体与主力，却变成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普通市民、个体户和部分的工人及农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车下，欲以老命来保护学生的感人场面，足以说明民心的立场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运动的对抗期，一批曾在运动的发展期卷入运动的少数党政干部和少数中下级官僚，已开始迅速地退出运动；至于某些曾在运动发展期参加、或声援过运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中共“民主党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发展期长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层知识分子”，却开始游离在运动内外，直至脱离运动，有的甚至因为看不清形势的发展和摸不准中共烛影斧声的内斗变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学生，胆中害怕中共。于是他们只好反转来用“同情”的姿态，去“劝说”学生和“劝阻”这一场民主运动。即既要向绝食学生表示同情，又要与学生及其运动划清界限，以在两边都留下后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纪念日前后，在由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于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运动和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浪潮里，他们亦已经明白无讳地承认自己介入运动的目的，不过是要“代表政府”去劝说学生罢了。而他们对于绝食学生的指责，就更是表明了他们在感情和立场上，与人民民主运动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当然，他们这样做，说穿了，亦无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当年的无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处以对抗期的运动，不仅是对民主运动本身的一次大考验，也是对所有介入了这一场伟大民主运动者的大鉴别。人民因此而纯洁和发展了自己民主抗争的队伍，中共因此而暴露与表演了他们极端专制强权的本性，中共党内的某些知识“精英们”亦终于在冰、炭不能相容的冲突情境下，作着极其痛苦的选择。然而，已经太晚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向来“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视他们为政敌的的党中顽固派，自然不会原谅他们。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虽然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党内政治异见者，而绝非中共专制政体的真正反对者，如若惨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们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人，将随着中共的持续倒行逆施，持续地拒绝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断的绝望，从而日益地清醒起来，不仅能够完成理性的觉醒，甚至能够完成感情的觉悟，而最终地走上与中共决裂、并与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结合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大陆来日的民主变革尽智、尽才和尽力。
　　
第四阶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历经中共镇压和人民暴动，直至运动的最后失败和结束。此为运动的最后阶段，亦为民主运动的暴动期。因为正是中共的大屠杀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运动，由此而从对抗期的民主抗争走向了暴动期的大规模人民暴动。“六四”之夜，当北京人民于血与火之中惊醒过来时，当他们对中共专制政权最后的那一点期望，终于被中共用人民的鲜血扑灭时，北京人民立即进行了英勇壮烈的反抗，即暴动。特别是“六四”之后十余日，全国各地、各大中城市为反对中共北京屠城所爆发的公开反抗，不单使山岳为之变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壮，其规模之阔大，其置热血和生命于不顾的旷世景象，乃极大地表达了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共专制统治的彻底觉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为。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将他们数十年来在中共残暴统治下的积怨、积恨和积仇，统统地爆发开来了。在全国各地，到处是火车停驶、飞机停飞和公车横路；到处是工厂罢工、农村罢耕、学生罢课和商店罢市；到处是倾城而出和望不断的人民抗暴游行队伍；到处是气壮山河、悲愤难抑的口号声和哭泣声；到处都飘舞着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头饰及胸花……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高举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实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壮烈景象，亦为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奇情和奇景。在重庆，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终于和妻子一起走上街头，走进了抗暴队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这一辈子连想也不敢想的口号﹕“打倒共产党！”在武汉街头，一位妇女泪水滂沱地讲演说﹕“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无辜的同胞？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可为中国人干过一件好事？”听众回报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在安徽某县的一所乡间小学校里，当一位女教师流着眼泪问孩子们说，“北京的大学生们被共产党开枪打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时，这些乡间的孩子们居然和泪跟着一个孩子高呼﹕“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上！”事后，这两句话，又被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将它书写在那一块小小的黑板上，好几天内，上堂讲课的老师们都不忍心将它们擦去。
　　
中国大陆人民觉醒了，中华民族真的醒过来了。历史终于将自己“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过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却为推动中国大陆人民由追随专制改良向追求民主变革的迅速过渡，竖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它无疑标志着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觉醒和民主追求，从此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后，在海外，由于种种为中国大陆人民所难以了解的原因，曾数度掀起过批评“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风潮。甚至直到今日，这种对“六四”民主运动不公正、不正确和不怀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仅在海外占有相当的市场，而且已经形成为一种思潮。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驳，但是，它们的影响所及，却对当前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带来了许多的障碍与困难，更使得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民主进步产生了许多的怀疑和错识。笔者在此仅想说的是，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她所面对的虽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残酷的专制政权，但她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和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却是一次和平与非暴力民主运动的楷模与奇迹。如果批判者们和否定者们要站在和平与非暴力、甚或是所谓理性的立场上，来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六四民主运动，那我们只能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民主运动，也就必然要遭到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阅读一点人类进步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人类民主进步的历史，我们自然就能够得出这样一个至为正确的结论。反之，所谓人类的民主进步，尤其是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就无所由来与无从谈起了。
　　
似乎应该指出的是，仅仅证明了“八九”是一场民主运动，还不能说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将它爆发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予以进一步的深刻说明。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将相距了七十个年头的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我们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区别，便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更不能对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过渡艰难反复历程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不仅爆发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正处于公开较量的时代，而且还处在一场伟大的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头。而八九民运却爆发在中国大陆已经遭遇专制复辟整整四十个年头，中共专制政权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经济改革、却决然不愿施行政治改革之时。所以，五四运动才欣遇了一个人民已经拥有新闻、言论、集会、结社之相当自由的革命时代；相反，八九民运却遭遇了一个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经被剥夺罊尽的复辟岁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处于一个能够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时代，因而能够公然地反对军阀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相反，“八九”却处于人民不能、也不敢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复辟时代，因而才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专制制度和全面复辟专制统治”。所以，前者才敢于高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公开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而后者却只能够声称是“要求新闻自由、反对官倒腐败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对专制统治。
　　
其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才在对军阀政府镇压的猛烈抗争中成功了，获得了“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的胜利。军阀政府虽然企图镇压，却不敢镇压，更不敢施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甚至只能以让步、认错和“拒绝签字、惩办国贼”为告终。由是，中国人民才终于迎来了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八九民主运动却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者们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下，让腥风血雨洒遍了整个神州。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甚至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都开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两个民主运动虽然在时代条件、思想基础、政治立场和胜败结果上存在着上述重大的差别，但是，同作为伟大的民主运动，它们根本的相同之处，还是在于，它们均爆发在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之中；而它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则是一个爆发在革命与复辟正处在公开较量的时代，一个正处于已经实现了全面专制倒退的“复辟岁月”。虽然这个复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犹如北洋军阀们的企图复辟和实现复辟乃是在“共和的旗号之下”一样。虽然中共的专制复辟乃为北洋军阀们的专制复辟所不能比、也不该比。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