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3日訊】 一
七十年前，在「革命聖地」延安，在如火如荼、人仰馬翻的「整風運動」期間，正沿著「紅太陽」軌跡冉冉上升的中共領袖毛澤東親自召集並主持了一百餘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一共開了三次，毛澤東作了兩次講話，此即名垂紅史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一經公佈，便被指定為「整風必讀文件之一」，後來更不可阻擋地升格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文藝聖經」。
毛氏《講話》的速記稿記載，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曾說過一段自謙的話：「我對文藝是門外漢，第一次會是我出題目請你們答；今天是你們出題考我，我就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這段話在1943年《解放日報》首次公開發表的正式版本和1953、1966年的修訂版本中理所當然被刪除掉了。因為經過了延安整風，毛澤東早已站上了文藝的最頂峰，從「門外漢」一躍而為全中國最高的文藝權威，也是全中國最「正確」、最「致命」的文藝批評家——不僅是作品被批到致命，更是作者被整到致命。
七十年之後，為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七十週年，「胡錦濤總書記專門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闡明《講話》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李長春常委參加了「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週年座談會」，並發表長篇講話；中央電視台連續數日將紀念活動排到《新聞聯播》頭條播發，並採訪了一批曾在延安「親聆主席教誨」的文藝界耄耋老人，以口述歷史方式製作了大型文獻紀錄片《大魯藝》；作家出版社更是別出心裁，邀請了整整一百名頗有資歷或頗有名氣的文學藝術家，以分段手抄、影印成冊的形式，出版了一本《毛澤東同志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
一篇基本上沒有什麼理論說服力的領袖講話，借整風運動而流行一時，憑政治威權而傳於後世，七十年之後仍需「隆重紀念」，這件事情在中共雖屬習以為常，但本身並不尋常。毛澤東作過很多講話，也寫過不少文章，然而，今日毛氏擁躉並沒有舉辦《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老三篇」或《毛主席語錄》的週年紀念，沒有紀念《矛盾論》、《實踐論》、《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沒有紀念《事情正在起變化》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沒有紀念《炮打司令部》和《五一六通知》，也沒有紀念《沁園春•雪》和《念奴嬌•鳥兒問答》。比毛澤東延安《講話》更具政治現實意義、更值得當局有所紀念、有所繼承發揚的，像「粉碎『四人幫』」、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些晚近的重大歷史事件，像鄧小平政改談話和南巡講話這樣重要的政治文獻，如今也早已風光不再，不配享有如此隆重、如此高規格的週年紀念儀式了。為什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花獨放，「永放光芒」？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究竟發表了哪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文藝高論，值得革命後代感恩戴德、高調頌揚？讓我們從《講話》的內容說起。
二
李長春說：「《講話》第一次科學、系統地闡述了黨的文藝主張和文藝思想，深刻論述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時代、內容與形式、繼承與創新、歌頌與暴露、普及與提高、世界觀與文藝創作等重要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理論觀點，確定了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基本理論、路線、方針，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篇彪炳史冊的光輝文獻。……《講話》閃耀著永恆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時空的不朽力量。」歌頌的調門如此之高，絲毫不亞於盛行領袖崇拜的文革年代。
然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極其淺薄，含義異常簡單。通篇兩萬多字，充斥著毛澤東式的拉拉扯扯、絮絮叨叨，其實，全文可以一言以蔽之：文藝服從政治。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虛構了一個所謂「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問題。接著，他自問自答，宣佈了一個民粹主義的標準答案：「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誰若反對這樣的主張，似乎就很不妙，就有反對「人民大眾」之嫌，這樣嚴重的罪名誰能擔當得起呢。毛澤東這一主張豈止是抹殺了「小資文藝」、「小眾文藝」的生機，更一舉取消了文藝創作的基本自由。因為要徹底貫徹毛澤東的主張，勢必要建立一套對文藝作品為誰服務做政治把關的審查與管控制度，以便對文藝家及其作品考察政治態度、考問階級立場、檢驗階級感情、追究創作動機。把「人民大眾」、「工農兵」頂在作家的頭上，寫什麼、怎麼寫，歌頌誰、暴露誰，均須以階級立場、黨的政策、領袖意志為準，思想自由與創作自由從此蕩然無存。這正是此後從延安到「新中國」一以貫之的文藝管制方針。
文藝是人性的表達，是人類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國家層面，文藝是一種准公共產品，不應以貴賤、貧富、種族、階級而作精英主義的劃分，或作民粹主義的劃分。正如一個好醫生、好律師應該好在醫術與醫德、學識與實務，而不是好在醫生只給「紅五類」看病，律師專為好人好事辯護，文學藝術同樣如此。毛澤東說文藝非無則資，「二者必居其一」，難道達芬奇、貝多芬、曹雪芹們竟是「特供」地主資本家的？人民大眾、工農兵就看不得、聽不得？
為了證明體力勞動最乾淨、知識分子有原罪的民粹主義觀點，毛澤東不惜拿他自己現身說法：「那時（做學生的時候），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在毛澤東一生所有的著述中，坦承自己也曾有過不那麼「一貫正確」的思想與感情，此文似為孤例。之所以在公開發表時未加刪除，大概是民粹情結極深的毛澤東太偏愛這一段無厘頭的蠢話了。毛澤東故意把個人衛生上的乾淨、髒與整個階級在政治上、道德上的乾淨、髒相混淆，藉以取悅民粹，煽動「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智情緒。知識分子與工農本不應該進行這樣一場煽動性的髒淨對比，二者各敬其業，各得其所，相互尊重，則相安無事。社會分工的不同與政治上、道德上誰乾淨、誰髒扯得上什麼關係呢？
毛澤東要求「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因為只有那些「粗糙的東西」才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些話說起來振振有詞，聽起來大義凜然，卻同樣是以民粹情緒為政治掩護的荒謬的文藝主張。文藝家們當然可以自由地「與工農兵群眾打成一片」——只要對方也樂意，但若視此為文藝事業的唯一正途，則既是階級歧視，又是政治禁錮。文革期間所謂「五七幹校」，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正是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之民粹主義邏輯的政治延伸。
民粹主義打的是「工農」旗號，用的是「人民」話語，似乎很平民化、大眾化，但民粹主義與極權專制只隔著一層紙。在毛澤東、共產黨的政治語境中，人民大眾≒ 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共產黨，而共產黨≒偉大領袖，歸根到底，「人民大眾」、「工農兵」不過是為了貶抑知識分子而刻意推崇的兩個名詞而已。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在實踐中只能等同於文藝向偉大領袖效忠。毛澤東告誡說：「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原來如此，所謂「人民」，所謂「工農」，所謂「革命」，所謂「階級」，無非是極權者奴役文藝的藉口而已。
君不見，就在毛澤東發表《講話》的同時，延安整風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勢，確立了毛澤東在政治上的絕對權威。延安的整個文藝群體隨之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嚴厲整肅，個個檢討，人人過關，「脫褲子」，「割尾巴」，互相揭發，自我栽贓。在當年的中國做一個文化人，你可以在上海的亭子間裡一邊自由寫作、自由戀愛，一邊「要自由，反獨裁」；你可以在北平的大學校園裡一邊吃著大米白面，一邊享受抗戰勝利後的短暫和平，一邊高喊「反飢餓」、「美國佬滾回去」；但你絕不可以在延安一邊品嚐著「工農兵」慷慨提供的小米飯南瓜湯，一邊譏諷「人民大眾」及其「紅太陽」，及其「蘇聯老大哥」。無所不能的「人民大眾」可不是好惹的，若膽敢與其作對，任你唾面自乾，委曲求全，終究不得好死。作家王實味不過對「食分九等，衣分五色」的黨的幹部制度小小地幽了一默，就被包括他的文藝界同事在內的「人民大眾」輿論圍攻，政治清算，羅織罪名，栽贓陷害，酷刑折磨，秘密處決。針對文藝界的這一套政治鬥爭模式將在建國之後推而廣之、大行其道，而毛澤東的《講話》正是這一鬥爭模式的理論淵源之一。
三
逝者已矣，時過境遷。對於今天中共政權而言，或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仍有值得「隆重紀念」的價值。因為《講話》不像《炮打司令部》那樣炮口對內，它專打文人雅士，不傷高官顯貴，是紅色後代們不妨千秋萬代永久紀念下去的。畢竟，把民國時代尚屬桀驁不馴的文士馴服為人民共和國裡搖尾乞憐的忠犬，毛澤東是此中高手，延安《講話》功莫大焉。所以不難理解，胡錦濤李長春輩不紀念「粉碎『四人幫』」、不紀念鄧小平南巡，卻「隆重紀念」毛澤東《講話》，這是有其自私淺薄的政治道理的。當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從「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之中人為剝離，《講話》作為「毛澤東思想」形成時期的重要文獻被精心保留了下來，這就注定了《講話》將在中共的諸神廟裡繼續享受香火，獲得供奉，但這與「閃耀著永恆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時空的不朽力量」無關，只與文化專制、文藝奴役有關。
那麼，一百位功成名就、錦衣玉食的文學藝術家們又有什麼理由紀念毛澤東《講話》，勞師動眾推出一本「手抄珍藏紀念冊」呢？在中國，手抄經典是佛教徒表達虔誠信仰，修定力，養良心，結善緣，增福報，或藉以贖罪悔過、超度亡靈的傳統方式。但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可比不了佛經，它的語言浮誇，情緒暴躁，它煽動階級仇恨，鼓吹階級鬥爭，尤以挑撥「人民大眾」與智識階層的關係為能事，以摧殘文化、折磨文藝、虐待文士、奴役文藝工作者為己任。恕我不敬，身為文藝家而手抄這樣惡毒的文字，形如自宮自虐，只怕增不了福報，結不下善緣，反而要損陽壽的。
過去，皇宮裡的太監即便攀龍有術，弄權干政，以至大紅大紫，大富大貴，太監們也終不至於以當年曾被閹割為光榮。太監心目中的神聖之物不是閹割刀，而是泡在瓶子裡的已經萎縮了的「命根子」，因為他還夢想著下輩子得到自由，做回陽剛男兒身。除了本朝，史上未聞有過太監把閹刀捧上神壇頂禮膜拜的先例。
據說，做「手抄珍藏紀念冊」沒有什麼成本，區區一千元潤筆，不值一提。至於社會效益，似乎也夠嗆，從網上的反應來看，沒有鮮花美酒，只有嘻笑怒罵。既無陞官晉級的誘惑，又無晚景不保的恐懼，何苦來哉？人生有限，可欲可為之事無限，放著正事善事不做，偏要做那認賊作父、助紂為虐的勾當，對於智識者，這是一件很難解釋的事情。尤其是當人們發現那一百名文學藝術家並非全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文藝戰士，其中不乏毛氏文字獄的受害者，與《講話》精神格格不入以至背道而馳者，亦不乏社會認可度較高的德者和賢者。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所以我們自可不必批評胡錦濤李長春輩崇毛頌毛，猶如不必批評基地組織後死者之崇拜本∙拉登，卻不可不批評這一百位文學藝術家中的賢德之士。
若說他們對毛主義有虔誠的信仰，已經沾染了無可救藥的受虐癖，即便文革九死而今猶未悔，恐怕他們自己也不會承認。若說他們是為了向當局獻媚邀寵，或向毛左派悔過輸誠，對其中大多數人也未必說不通，抄一段毛氏《講話》，從官方那裡、毛左派那裡，其實也得不到什麼榮寵。
那麼，事情也許真的沒那麼複雜，如兩位已萌生悔意的作家所說，只是礙於出版社的情面，「不當回事」，遵囑而已，從眾而已。不過是獻一篇墨寶，管它是抄毛澤東的《講話》，還是抄希特勒的《奮鬥》呢。
然而，「不當回事」正是真正的大事。文學藝術家不是普通人，是高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居於文化的高端，守著精神的園地，代表社會的良知，即使身處亂世，亦應「世人無常，徐公有常」。孔子說：士志於道，行己有恥，內省不疚，臨大節而不可奪，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君子謀道不謀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誠然，我們並不要求中共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都知禮義廉恥，都懂仁義道德，但為人處事的底線不可丟。無心懲惡至少可以不助惡，無力揚善至少可以不抑善，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高級知識分子不辯是非，不顧正義，助惡縱惡而「不當回事」，則三聚奶、地溝油不足怪也。
對我而言，重讀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是一次痛苦的體驗，聽聞名家和長者為萬惡的《講話》助威是一次更加痛苦的體驗。願文藝的歸文藝，政治的歸政治。願萬惡的《講話》不再有紀念。願「手抄珍藏紀念冊」成為知識界的恥辱簿。願不幸跌入道德泥潭的手抄者們過勿憚改、知恥後勇。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