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4日讯】【《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 苏俄命令和指挥中共背叛国家民族以“武装保卫苏联”
为了了解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个武装叛国口号的由来，首先有必要将“中东路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后，苏俄为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参见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亦为方便指挥中共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注十一】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和中共的武装叛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于是，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十二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我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诚然，中东路事件在我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为苏俄对沙俄掠夺我国主权的继续。尤其是为了维护旧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的特权，新沙皇俄国竟能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而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公然和公开侵略我国的恶邻。所以，此时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与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 —— 这在苏俄，就绝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问题，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国，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这在中共，就更不仅仅是武装叛乱的问题，而已经完全成为对祖国和民族之史无前例的公开出卖和背叛，即武装叛国了。难怪彼时陈独秀曾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这个“无国家、反民族”的口号和决议，更难怪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此一口号和决议，亦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个彻底地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命令和指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叛乱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我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从此竟成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叛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和仅有。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党而已。据中共党史专家说：“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注十二】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注十三】
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上，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强行占有和武装占有别国主权者。而由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战争，又是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是，在自己祖国遭受苏联大规模侵略时，苏联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祖国和保卫苏联，甚至在日本已经公然侵略我国，占领了我国东北，却并不曾侵略苏联时，苏联又进一步命令中共不要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却要为保卫苏联而在自己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趁机推翻本国正在实行抗战的政府 —— 苏俄对一个邻国的无耻野心，实为史所罕见。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叛国亦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就在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向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 —— 苏联。”【注十四】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共产国际又借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发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颠覆中华民国，出卖中华民族，以保卫苏联。这五条指示是：
一、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二、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注十五】
三、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四、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将给予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革命化影响，使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由于满州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州地区，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
另外，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指出，共产国际推动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也即是为了适应中东路战争的需要。”（黑体为引者所加）即为了适应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此可谓一语卖尽“天机”。【注十六】
然而，当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停止以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有丝毫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继续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扩大武装叛国。
一九三零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该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
为了使中东路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武装叛国的序幕而非尾声，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如前所述，其决议称“共产国际成就之一就是中国苏维埃的兴起……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在引起整个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又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在继续上升……”，要求中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地战斗”。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会，作出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指责中共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与剥削分子的联合……放弃和轻视了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进攻长沙曾一度得手，苏联《真理报》乃立即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并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武汉、上海和整个中国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投入战斗。”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立即转载了这篇社论。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苏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残余军阀叛乱的战争刚刚胜利结束，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正甚嚣尘上，乃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呼吁书中曾称：“侵占满州 —— 这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苦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从而进一步号召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由是，中共乃假托日本侵略我国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们“工人阶级的祖国 —— 苏联”，而加紧了武装叛乱的步伐。此后，中华民国与苏联虽然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谈判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经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苏俄仍然在指挥中共继续叛国，直至指挥中共制造“两个中国”。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仍希望中共“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全国政权”。【注十七】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就继续向中共提出了“发展苏区与红军”和“推翻国民党”等六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产国际又派出军事顾问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苏维埃国”军事顾问，控制红军指挥权，与在莫斯科的王明遥相呼应，坚持命令并指挥中共继续武装叛国。
此时，虽然日本帝国的侵略日渐扩张，中华民族的危难日趋深入，但据中共党史专家“揭露”说，唯“共产国际认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很好，称这个时期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共产国际所指的“武装干涉”，自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军对叛乱和叛国者的围剿，而非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注十八】
于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发表米夫“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文，称：“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同时用各种文字精装出版毛泽东鼓吹“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煽动农民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武装割据才能颠覆中华民国”的小册子（参见下文）。苏俄欲假手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愿望，显然一时难收。
第三 苏俄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
应该说，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将苏俄的任何指令当作圣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时，最后也都是按照苏俄的命令办，即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九二七年之后，已经被国民党清除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就更是以苏俄为依赖，样样以服从俄命为天职，直至不惜以叛国为效忠。诚如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所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开）所通过的党章极其强调共产国际集中领导，极其强调对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极其强调服从共产国际。”【注十九】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曾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一旦中共叛乱叛国失败，就一定是中共没有坚决执行苏俄的命令和指挥，罪过只能在中共，绝不允许诿于苏俄或共产国际。再则，尽管中共对苏俄的命令和指挥已经照办执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仅仅是自产自销了一些土政策，苏俄亦绝不容许。其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苏俄在中共党内“倒李扶王”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的党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线斗争，即第一次路线斗争，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王明路线同立三路线之间的残酷斗争。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却说，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都是左倾路线，都来源于苏俄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路线。他们说：“共产国际理论和路线的重要影响，是立三路线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立三路线制定武装暴动战略总方针的理论根据；把俄国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是形成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的主要缘由；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错误斗争是造成立三路线大反右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线从整体上来看，来源于共产国际。”【注二十】并且，“无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长期指导下发生的，他们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说也都是来源于共产国际……”。只不过“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等。……虽然王明在某些左倾冒险做法上有所收敛，但在实质上比立三路线更左。用王明的眼光来看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线是右倾的结论”。【注二十一】
但是，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也过于地轻描淡写了一点。苏俄之所以要掉马换将，打击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几省发动叛乱和叛国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国际必须诿罪于李而不能自张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通过了他的叛乱和叛国计划，并敢对共产国际称大和闹独立，所以共产国际才深感权威发生动摇；【注二十二】三是李立三为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设计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计划，居然就敢将苏联拖进危险的境地，【注二十三】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须服从苏联和听命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苏俄必须在中共党内扶植一个绝对恭顺的奴才。于是，彼时“不要祖国和没有祖国”的王明，便扶摇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够被苏俄相中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在苏俄时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弟子和红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对苏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击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异己力量；二是在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大举入侵我国时，王明居然能够一口气写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并把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陈独秀骂得狗血喷头，其忠于苏俄和叛变祖国的积极表现，从此获得了苏俄的欢心；三是卖命反对立三路线，狠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注二十四】提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口号，以明确反对“立三路线”，鲜明地拥护“国际路线”，从而既为共产国际命令和指挥中共叛乱、叛国的失败作了辩护，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线之后，能够更加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总此三条，终于促使共产国际派米夫来中国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强行扶王明上台，使一个在中共党内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娃，竟成为中共一党的领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绝对执行，保证了中共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将叛乱和叛国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潮。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充分地表达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只要举起‘两条路线’斗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鞭子，就可以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苏区和红军中去，实行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注二十五】新沙皇俄国及其工具共产国际，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要比老沙皇远远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注 释
【注十一】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注十二】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注十三】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注十四】 《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注十五】 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改组派。
【注十六】 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五七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注十七】 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七八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注十八】 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八零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注十九】 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注二十】 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注二十一】 曹、戴：《王明传》第二零二页。
【注二十二】 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注二十三】 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危险的战争泥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注二十四】 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之争，以推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批判。
【注二十五】 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七二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