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7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3年1月17日
中共高级官员原来对苏联一直怀恨在心，对它所受的苦难幸灾乐祸，现在不得不表示良好的祝愿了。因为红军已采取攻势。对这儿许多人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
毛泽东很谨慎，在公开场合没有嘲笑过我们的军事失利。他只有在亲密的同僚中间，才比较放肆。
但是，康生和另外一些人却不客气。他们态度的变化就更为显着了。
1943年1月19日
我军终于从拉多加湖南边突破了敌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孩子、老人和妇女再也不会死于饥饿了。
根据康生的情报，日本侵略者正从湖北省南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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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去过苏联的人，在特区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
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党的工作者见面。对他来说，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都是“教条主义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风领导人严加惩处的对象。
昨天，毛泽东对我说，“联共(布)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是不适用的，有害的。”谈话时间很长，令人讨厌。他花招耍得很笨，拍马也拍得不高明。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历史的和民族的特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这些特点是要考虑的，但是，中共领导不信任联共(布)，无视它的经验，甚至惩罚赞同联共(布)的人，与其说这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不如说这是敌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毛泽东一心想要打内战。他完全不顾当前的政治形势，一直在人为地加速事态的发展。我不由得想起了维克托．雨果的话：把时针往前拔，并不能加速时光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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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里的火盆，炭火熊熊，后面放着床铺。外面则是冰冻的寒夜。
烛光把我那长长的影子勾勒在墙上。就这样，我的影子伴着我，写日记，译文件，消磨着黑夜的时光。
1943年1月26日
王明的景况不佳。他长期卧病在床，已经虚弱不堪。康生把他隔离起来，由金医生给他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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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恶狠狠地说，“教条主义”的能量很大，号召同它作斗争。
“中共现领导认为，”毛泽东说，“联共(布)党内过去进行的清洗是错误的。需要的是像现在特区进行的这种“清理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这就是每个人必须公开坦白自己的罪行。
康生赶忙声明，他自己“在苏联没有学到什么，”要不他也会“堕落成为“教条主义者”了”。
早在我到达延安之前，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讲话时就说过，苏联人留在延安挺讨厌，还诋毁苏联和我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人对联共(布)的支持是坚定的，很有道理的。这就使中共中央主席不成其为独一无二的权威了。他的目标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不一致的。于是，他就要破坏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联系了。
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友好感情都要受到压制。这一政策的后果很容易预料到：今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除“毛泽东思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权威，再也没有更全面、更深刻的“思想”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