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0日讯】三．中国文化传统演进的可能
上述所说的文化演变的可能性，修正、变通自己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于中国文化中。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的深刻含义。因为有了孔子，才会有今天的中国文化。
向内化的中国文化当然不同于二元对立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寻求的是天地人的和谐转化，而非天人二分，人神对立，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在这里笔者要强调说的一点是，中国的阴阳和西方的对立统一根本不是一回事，把阴阳作为“西方”“辩证”思想在中国的体现是牵强附会。因为中国的阴阳是一种互补转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如精神和物质问题一样，中国人的精神中有物的一面，而中国人看“物”都是有魂灵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在中西性学的不同中反映出来。中国的房中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采阴补阳，阴阳互补。而西方的性却是两个个体各自欲望的满足。谁若只从时下西方的二元思想基础看待中国的房中术，谁就是“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西方的环境主义者们至今才从人对自然的过度索求而受到的危害中认识到动物的生命和自然世界也是应该尊重的，可东方的轮回思想中，早就感到生命的无所不在、形式无限。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自然界和天地相通，和神相连，你如何能够把它只作为一个对象去开掘，纵欲享用。
所以内化的中国文化关系是多重的，绝非二元。内化的中国文化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二元文化中的“单独个人”的“人权”问题，“自由”问题，但是谁也不能够否认内化的中国文化中对人的问题的关切，对人的问题的探究。
三纲六纪，三纲五常正是在东方的天地人的关系基础上对人和社会秩序的探索的产物。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三纲六纪的地位，犹如西方在上帝之下的建立的人和社会的秩序与伦理。既然上帝统治下的森严的等级制能够最后反弹而产生人权与自由，那麽在另外一种天地人关系的社会当然也能够演进出新的更人性的关系。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陈寅恪是深刻的，他在二十年代就谈到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这种根本不同的区别：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唯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教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多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犹如欧洲以宗教嵌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相反。今夫耶教不祭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可以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而））。” （《吴宓与陈寅恪》，12页）
对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后来虽然没有在思想、价值等基本问题上做更进一步的论证，但是却一直如中流砥柱，力抗排山倒海般的社会潮流，坚持三纲五常。
陈寅恪坚持的三纲五常是什么？以我的理解，他坚持的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人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左右前后，天地六合关系互相关联，互相有责，互相有爱，宇宙中没有绝对孤立的个人，没有绝对孤立的个人的几十年的生命，也就是没有孤立的个人的空间与时间。人的生命和万物永远是相关联的，人之间永远是相关联的，所以要仁、义、礼、智、信。
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对生命没有这种轮回与万物关联等的理解，你对一个西方人说人要“仁、义、礼、智、信”是没有用的，因为对他来说生命只有一次，为何不及时行乐、而要如此？为何不唯物主义，也就是唯物质主义呢？！
陈寅恪当然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意思就是说，在时下西化的现代社会中，也就是在那种二元的精神文化传统及社会秩序中，不仅没了基础、前提，而且在另一种前提导致的秩序中，三纲六纪，“不可救疗”！
这在一般“现代”社会中尚且如此，在极权的共产党社会中就更不要说了，三纲六纪，“不可救疗”！
然而，“不可救疗”却绝对不意味着三纲六纪是负面的东西！
四．对陈寅恪推崇的三纲六纪的再思索
人类文化绝对不只是只有一种唯一的价值观，换个角度思索与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可以用另外的价值观作为基础，演绎出和谐美好的文化来。这就是说，人不仅是可以以个人的人权为最基本的价值观，也可以以人和禽兽或其它存在区别的，最具人的生命特点的“仁、义、礼、智、信”为价值基础，也可以以“真善忍”为自己生存的价值基础。在前者是建立在二元的分法，人和宇宙的对立，人和神的分立上。在后者则是建立在在生命生生不息，万物阴阳转化的基础上。
为此，我们可以明确，三纲五常涉及的是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三纲五常问题也就绝对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对还是错的二分法问题，而是一个多种可能变化，演进的文化问题，关系问题。
任何试图从政治上解释，或者利用陈寅恪推崇的三纲五常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服务只能说是用心叵测，居心不良。
任何在二元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对于陈寅恪三纲五常的诠释都不可能接触到它的真谛，都是一种扭曲，或者说是阉割。所以王元化们不可能理解到陈寅恪的真髓，季羡林则更是直接放肆的对陈寅恪思想的亵渎。把陈寅恪思想用来为共产党思想服务，为共产的政治论证，更是一种令人不能够容忍的无耻！
这里我们当然也必须说的是，陈寅恪之前的三纲五常，也就是被权势利用的三纲六纪造就的是中国的平行于西方中世纪的过渡时代和社会。对于这一段历史与社会，无论你如何评价它，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对异端的迫害的残酷性和野蛮性，它都无法和西方相比。
对于中国的这个漫长的“昏暗社会”也用不着妄自菲薄。这至多不过说明，中国人也是人，中国文化和欧洲在中世纪黑暗中的徘徊一样，也长期徘徊于片面扩大了的君权、父权、夫权等嗜权者们的阴影下。
然而，如果把孔子那一代贤者对比于西方希腊时期的繁荣，那麽对比于西方近代的演进，在经历了万古之后的中国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的演进，可以说陈寅恪所思想中的那种“三纲五常”，在最近二百年却没有取得西方那样的成功。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西方的崛起，强力扩张使得东方没有了机会，其中当然也包括由于未曾有过、亦或说一直在等待孔子式的人物再次出现。无论是哪个原因，可以肯定的、也是我必须要说的一点，那就是中国文化同样具有如同西方成功地产生人权自由观的那种成功演进可能。
五．文化演进与政治
关于文化演进与政治的关系，文化思想虽然会影响、甚至导致政治问题，但是文化思想问题却不能等同于政治问题。
同样，政治会带来一种文化思想，例如五四之后，四九年之后，但是也要注意的是，某些政治上观点的对立却并不意味着文化思想一定对立，例如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德国虽然和英美对立，但是在基本的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德国从来也没有和西方对立过。再例如伊斯兰恐怖主义与西方对立，但是它们的来源都是圣经，文化思想基础都是二元论。
文化与政治问题，值得注意的还有，政治变化了，伴随它的文化问题还可能继续存在。在中国的党文化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狭义表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极权主义是二元文化观的产物，也就是一元化倾向的产物，要想彻底根除一元化的极权主义，只有扬弃二元化的文化观，扩展到多元的基础上，否则法西斯紧随布尔什维克而来，二次大战接续着冷战，恐怖分子继续着共产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伴随着杭亭顿……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由于这种二元的矛盾冲突，极权主义永远不会彻底退出。这就是极权主义没有因为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而消失；这也是福山先生八九年匆忙地宣布“历史的终结”，如今又居然把共产党文化混淆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福山先生在认识论上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必然造成对于现象认识的一错再错。
综上所述，时下陈寅恪所推崇的文化，西方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思，对于佛教的接纳，法轮功的诞生与发展都为我们思索传统文化的演进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2011-5-17 埃森一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