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13日讯】（新唐人记者杨雪综合报导）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民众对党政机构和垄断企业的高收入非常不满。大陆民众的“被剥夺感”日益强烈，甚至危及到社会稳定，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最近又有专家提出，居民财富增速为什么总也跑不过国库呢？原因是各级政府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政府收入比重过高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
《新京报》报导，12月4日至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海口市举办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论坛上，来自国内外学术机构、政府部门、民间组织的专家学者和官员300余人，就中国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做了广泛而切实的讨论。
近10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倍，可是，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6倍左右。那么，居民财富增速为什么总也跑不过国库呢？
据《MSN中文网》报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倪红日指出：“即使按最保守的口径，中国各种税收加上非税收入，各级政府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比例也并不低。”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雯则认为，多年以来中国（共）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增长均显着快于居民收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由1998年的53%降至目前的39%,远低于美国56%的水平，因此导致居民财富较低。
报导称，一些学者指出，收入分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参与市场活动，与资本相结合，获得了很多不当利益。这是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制度根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近20年来，劳动者逐步被边缘化，同时国民财富加速向政府集中、向资本集中、向垄断行业集中。这正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有数字显示，在垄断行业任职的人群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拿走了全国工资中的一半。
报导说，当前决策者更多是把扩大消费和缓解政治压力当作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目标。但是，学者们指出，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不是“分配不均”，而是“分配不公”，也即“同工不同酬”、权力参与分配的问题。这是个当前政治结构的必然结果。
“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
据《新世纪》报导，“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分配不公、收入悬殊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近40年来，凡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有严重的分配不公。最突出的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财新网》报导，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行业、区域等收入悬殊问题，劳动报酬严重偏低，财富向权力部门和垄断部门集中。同时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府收入比重过高，等等重要因素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
报导称，近年来中国人每年创造30多万亿元的国民财富。这些财富，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合理分配，如何让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匹配，同时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却是个制度选择问题，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制度、体制的不完善，巨大的财富就从制度缝隙里漏出，造成收入差距悬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形势严峻，分配不公已成为主要矛盾。如不能根治，必将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报导还称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估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
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 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
报导说，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
学者汪玉凯指出，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他认为，当前，围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众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实际上存在严重冲突。为防止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改革政策的制定，必须加快行政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高税负、低福利的格局
最近《福布斯》杂志发表了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中国的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欧洲某国。说明大陆的税负不仅重于发展中国家,还重于发达国家。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中国改革》上发表文章表示，目前中国（共）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合理地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税负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中国的税负太高，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政策组合应该是减税，应该是增加在收入和财富配置中老百姓的比重。
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陆有关车船税、关税、购置税、烟草税等税种将改革和调整的传闻，正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公众本就很敏感的神经。而这些传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增加税负。其中，烟草税和车船税的传闻是上调税率，车辆购置税的传闻则是取消优惠。
《红网》一篇文章说，面对已经形成的高税负、低保障、低福利格局，以及正在出现的加税冲动，有关方面在完善税制过程中，应当认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做出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只知加税、不知减税的事来。
《中华论坛》一篇评论说，在政府的公共的支出中有必要的，也有不必要的。在维稳上花了多少钱，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社保费用，其中很多是不必要的。难道给中小学和幼儿园派两个警察就能解决学生的安全问题吗?
评论还指出，在现行的公共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数量很大，增长很快，如各级政府部门的排场、浪费相当惊人。
评论认为，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虽然不一定在公共支出中列支，但很多构成公共支出的内容。最后导致最需要增加的公共支出，如基础教育、社会事业等，往往增加得很慢很少。
评论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制衡的体制之下，政府有着自我膨胀的偏好，公共支出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主持的课题组，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测算分别显示，2009年中国（共）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2.2%和34.06%。周天勇认为，在中国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应法定政府收入比例不超GDP 30%。
《联合早报》的报导说，对于现代政府而言，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政府不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民生和福利，则政府的收入显然缺乏公平和正义的要素。对即将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大国的中国而言，这更具深刻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