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形势一向很严峻，当前的经济危机无异是雪上加霜。
难守失业率警戒线
原本还算稳定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就业形势年末也发生了微妙变化。11月下旬起，沿海地区铁路、公路各车站出现大批农民工提前踏上返乡之路，这些农民工大部分原先都是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打工。据权威部门估算，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约占外出农民工5％，如果以1．3亿外出农民工的总量计算，也是说2009年，大约有650万返乡农民工面临再就业问题。如果再加上此前因企业倒闭、搬迁而失去饭碗的人，当不止650万之数。
与此同时，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预计，明年全国还有610万大学毕业生作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要力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据国家发改委估计可能有20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现在裁员的影响已由外（外资企业、外向型企业）向内（国内企业）、由小（中小企业）到大（大型国企、中央直属企业）波及，困难从农民工向城镇职工蔓延。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也在增多。
除了上述三部分人，中国农村每年有2000万劳力转移出农业和农村，算上这部分人，即使在正常年代里，中国的就业压力也是很重的。
因此，国家发改委最近说力争明年失业率控制在4.5%，只是指城镇失业登记率，而不是指全部就业人口中有工作意愿而仍未有工作的劳动力数字，也就是说没有把2亿农民工算在其内。如果算上，7%的失业率警戒线是肯定守不住的。明年出现3000万失业人口完全是可能的。
难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最近坦承：“明年我国就业形势将非常严峻。”
中美危机传导反向
这次金融危机传导的方式在中国和美国的方向完全不一样。美国是从虚拟经济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但是中国首先在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方面产生后果，然后再进一步向虚拟经济，同时向消费领域、社会领域进行传导。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不完全一样，中国经济危机是由于自身经济调整滞后和受国际金融风暴影响所致。从去年年底起，沿海地区遭遇中小企业的“搬迁潮”和“倒闭潮”，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外市场的萎缩，一大批外向型企业遭受空前未有的困难，企业倒闭、裁员成为正常现象。
就业乃民生之本。如果这严峻的形势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不光是这许多人的生活发生困难，更严重的是这是一股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潜在的强大力量。经过十几年的社会变革，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特权集团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占绝对统治地位，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党民矛盾尖锐。在一个存在几千万失业人口的社会中，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固有的社会矛盾爆发。
从经济的角度、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也必须妥善解决好中国的就业问题。当前国际市场已趋萎缩，使原本相当程度上依靠外贸拉动的中国经济遇到空前未有的困难。
错过了启动内需机会
在此之前中国经济运行在政府的主持下，有意识地在分配上倾向国家、倾向权力、倾向资本、倾向管理，而忽视劳力和技术，致使一边是穷尽奢华的特权阶层，一边是十几年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的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其经济结果就是在中国经济十几年高速发展的最佳时机内，却始终不能有效启动内需市场。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启动国内市场。
在这当口，若是增加大批失业人员，那就会大大降低社会消费能力，使本来就不够活跃的国内市场更加萎靡不振。如此将会使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将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对此，各地政府积极登记所辖区域内企业裁员状况，努力劝说企业尽量不裁员，而国资企业一般都不能裁员，作为国资企业中的骨干——央企，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表示，要作表率，不裁员。
不裁员，这话说得挺硬气，但也很无奈。在困难时期，在经济下行期，企业不裁员也不进人，其实就是在人力资源上无动于衷，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当企业都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整个经济是不可能摆脱经济危机的。
中共的一切作为都是以保住自己政权为首要目标的。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大概不会考虑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真正启动内需市场的。它会不惜成本不计效率的转移公共财政，多搞些有用没用的公共工程，想尽办法尽量减少失业。从减小社会动荡来看，大学生就业问题最为严重；反过来，大学毕业生生活的退路也最小。因此极可能优先安排大学生就业。
至于让中国经济摆脱资源浪费、效率低下、贫富悬殊、机会不均的恶性循环之路，让中国经济能够长久发展——“科学发展”的长远考虑，那决不是中共领导当前所想的，不管他们嘴上说什么，渡过当前难关是他们唯一的要求。
－－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