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共王朝三世祖江泽民在位时，据说花了数亿元“重修清史”，大陆传媒从电视、广播、电影到报纸、杂志无不充斥着康熙、乾隆、雍正皇帝的身影；中共大肆宣传今天中国人民在伟光正的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康乾盛世”，宋祖英唱道“天天都是好日子”。四世祖胡温上台后，一面接过江泽民的“太平盛世”调子高叫“大国崛起”，另一面却顽固地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导致国内外各种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锐。中国今天的情势，像极了一个世纪前的清末，真可谓世纪轮回，很有可能重演百年前的一幕。在这个意义上说，全民和中共统治者一起重温晚清史既有益又讽刺。
十九世纪晚清历经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日俄战争、甲午海战……，割地赔款内忧外患早已风雨飘摇。当时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分成两派，慈禧太后反对一切改革，坚持“祖宗之制不可改”；年轻的光绪皇帝认识到再不改革，只有灭亡，决心效法日本“明治维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一派的强力镇压，他们错误地利用义和团残杀外国人，导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她仓惶出逃西安。历史现实的教训，促使顽固的慈禧太后感到不改不行了，开始意识到再不变法图强，就只有王朝覆灭一途。于是，就在“西狩”途中，惊魂未定即于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变法上谕”，宣布实行“政治改革”了。其后不断派遣大臣出国考察，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鸿慈等人在《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援引日本的先例，提出“预备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设立议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仿行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
体制改革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利益，面临政权的得失，国家前途的重大改变，自然从上到下都有两派对立的意见。改革派认为：立宪有利无弊，符合民意，应从速宣布。保守派提出：民智未开，一旦开放权力，实行自治，君权潜移，非常危险。改革派认为：国民程度的高低全在政府劝导，如坐等提高，永远不能立宪，实行预备立宪，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诏“仿行宪政”，9月4日《南方报》报导“国民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矣”，与欢呼的同时，全国许多地方召开了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1907年秋，清廷宣布以9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1916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本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同年开放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地方“咨议局”选举、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这是一个充满了清廷在君权问题上矛盾态度的政纲，但是无论如何，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延续数千年君主专制的否定。
但是，历史不会等待，人民不会等待，在严峻的世界形势和国内风起云涌的立宪呼声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宣布将预备期改为六年，承诺将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开国会，将1916年提前到1912年颁布宪法。并且公布“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详细列出了从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咨议局、资政局、地方自治、户籍、财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计划和具体内容，时间表和路线图不可谓不详尽矣！可是，历史已经不愿意给清廷这一缓冲时间了。
1910年农历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违背满汉对等的原则，成立以皇族为主的贵族内阁，激怒了全国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驻扎在滦州的新军统制张绍曾和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廷，提出了《政纲十二条》，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清廷震惊之下，对《政纲十二条》全部接受，于10月30日连发三道“上谕”，隆裕太后下“罪己诏”，表示要“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清廷为示决心，开始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准开“党禁”，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宣誓太庙，于11月3日正式公布。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责任内阁），至此，清王朝已不得不交出政权。
可惜，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窃国，国会为免袁搞专制独裁，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内阁制。当时的国会多数党国民党兴致勃勃准备组阁，可是，袁世凯将宋教仁暗杀了。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2月，解散各省省议会；同月，内阁辞职。此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设“将军督理军务”，由（中央）将军府分遣。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而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袁世凯成为了真正的独裁者，从此，中国民主化走上了一条大弯路。后来，国民政府虽然有心尊从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实现民主，但是统一以后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状态之中，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的现实条件。败退台湾以后，又要面对中共强大的武力威胁，不得不长期实行戒严，让中国的民主进程一拖就拖延了大半个世纪。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迅速起飞，人民的民主诉求强烈，才开始推行民主化进程。至今虽然短短二十年，但有目共睹，台湾的民主宪政已经逐步走上正轨。反观中国大陆，自从共党武力夺取政权以后，就将他当年对全中国人民庄严的民主承诺抛弃得一干二净，至今大陆人民仍然生活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之下。
虽然，近一百年前发生的中国首次“走向共和”半途而废，至今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大陆人民仍然未能实现自己一百年前的民主理想。但是，这一个世纪并没有白过，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教训，无论是执政者还是人民群众，都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益。
首先，清末民初那一段革命时期，使当时的国人受到一次全方位的民主训练，从舆论宣传、集会结社、议员选举，议会活动等方面，人们从不同层次第一次亲身体验了民主的政治生活，这有助于他们民主政治素质的提高，其中包括许多封建官吏。如资政院总裁博伦，开始根本不懂得如何组织开会，“每事必问秘书长处决”，过了一月便能措置自如。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他往往倾向议员，以致军机大臣“盛怒”。许多封疆大吏，也逐渐接受了新思想，“政治上之见解与前渐异”。这种民主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又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次改革的近代化性质。
其次，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庶政公诸舆论”之后，“民气日益发舒”，各种报纸书刊大量涌现。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阐发民主思想。而且，还可以利用这种自由揭露腐败，抨击政府。为了开启民智，立宪派翻译编辑出版了上百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学、财政、政党、历史、教育等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对建立最初的立宪体制起了积极作用，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开始繁荣起来。除立宪派已创办的《东方杂志》，《新民丛报》等外，革命派也创办的许多新的杂志和报刊，如《中华新报》、《大同报》、《时报》、《大公报》、《国民公报》、《宪政日报》、《中央日报》等。这些报刊，大张旗鼓的介绍西方国家新的政治学说，民主学说，宣传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对于促进当时中国的民主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人类历史往往展现其巨大的惯性，因而也就常出现历史轮回，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历史惊人地相似。中共武力夺取政权改朝换代后，历经肃反镇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在折腾了大半个世纪，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以后，政治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始皇帝毛泽东死后，二世祖邓小平面临如此严峻的局势，不得不改弦更张，实行改革开放，这一点很像晚清的慈禧太后。最讽刺的是，甚至他的“四项坚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酷似当年慈禧太后的“四不可”：“一曰君权不可损、二曰服制不可改、三曰辫发不可剃、四曰典礼不可废”。说明他和慈禧太后一样都是迫不得已才进行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专制王朝，改革的目的是期望政权“传之万世”。相比之下，邓小平还不如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改革从政制入手，有明确的行宪目标；但是邓小平却祇改经济，不改政治。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制度性缺陷和弊端暴露无遗：钱权交易、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民怨沸腾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改革开放”走进了死胡同。而胡耀邦赵紫阳则有点像当年的光绪皇帝，看到了祇改经济不改政治，中共王朝必然走向灭亡，尝试进行政治改革。当年慈禧太后扑灭了戊戌变法，软禁光绪皇帝，令自上而下的民主进程半途受挫；近一世纪后，邓小平也先后废黜了胡耀邦、赵紫阳，令自上而下的民主进程再度受阻。其后，慈禧太后立了三岁的宣统皇帝，企图在她的保守路线下苟延清廷残喘，可是仅仅三年后就被推翻了；而邓小平则立了江泽民，坐稳了十二年龙庭，还传到了下一代胡锦涛，和清廷对比，这是中共王朝幸运之处。但是，既然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行不通，就唯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好比现在四川地震出现的堰塞湖，既然不能疏导，水位越积越高，就总有一天山洪爆发，倾泻而下。
虽然当权者大力营造“康乾盛世”的假象，眼下各种社会矛盾并不比清末和缓，人民群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呼唤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大，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崩溃在即，人们普遍感觉到晚清年代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中共统治集团虽然歇尽全力禁锢人民的言论自由，扑灭人民群众维权行动的火种，名不副实的所谓乡村选举远不如清末的咨议局和资政局选举，文化新闻界也远不如清末那样自由开放。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强力地冲击着世上仅余的几个为数不多的独裁政权，特别是网络通讯突破了专制的疆界，民主宪政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中共不让人民谈论民主，但人们通过新闻报导详细了解台湾的民主进程，学到了如何实践民主，找到了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当海内外舆论强烈要求中共交出实现民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时，中共却放出口风要我们再等三十二年（到2040年）！还不是官方正式的承诺，只是通过几个御用文人之口测试民意而已。就算是对于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香港，中共2007年开出的期票也是十年和十三年：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对立法会全面普选则只字不提，引起社会舆论群情汹涌，乔阳才不得不口头补充“2020年以后可以普选立法会”，中共塞进“香港基本法”中所谓“循序渐进”实质已变成“循序不进”！看来胡温的政治嗅觉还比不上慈禧太后，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慈禧太后尚且懂得开放党禁报禁，开放选举，释放政治犯，全面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可是胡温却顽固地拒绝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至今连一个实现民主宪政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都欠奉，对人民的民主诉求无动于衷，“春江水暖鸭不知”，历史的演变往往惊人地相似，很可能重演清末的一幕：历史不会等待，人民不会等待。
2001年有一个叫辛旗的青年共干在纽约大放厥词，气势汹汹地咆哮：“拖即独、独则打、打必胜”，他这里所指的“独”是指“台独”；如果将他的这句话改成：“拖即独、独则反、反必胜”，回赠给他伟光正的共产党，最合适不过，这里的“独”是指“独裁”，“反”是指人民的“反对”和“造反”。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国“走向共和”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必然是“重建共和”的世纪。
－－转自《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