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辛灏年: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上)

【新唐人2006年11月28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欧洲及加拿大记者站报道)2006年5月25日至6月14日,应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德国支盟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访问了德 国和欧洲各地,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汉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国的巴黎,荷兰的海牙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发表了”中国崛起与台湾前途”的专题演讲。这是继2005年6月辛灏年先生访英巡回演讲后,第二次赴欧洲发表演讲。

2006年9月16日,应加拿大《大纪元时报》温哥华分社和中国 研究与中国民主论坛的邀请,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央图书馆发表演讲,与海外华侨畅谈中国的命运和台湾的前途。2006年10月8日,正值台湾岛内纷争 不断、台湾人民及海外华侨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之际,应魁北克中华公所和《大纪元时报》蒙特利尔分社的邀请,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康戈迪亚大学,发 表了题为”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的演讲。

【林丹】辛灏年先生在这些演讲中,回顾了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以及中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预示着经 过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终将成功。他认为两岸争议的关键不在”统独”,而是在于民主政治制度与专制独裁制度;他呼吁台湾人民珍惜来之不 易的民主,用民主对抗专制,而不是用独立对抗统一。辛灏年先生的观点得到了不同背景、不同观点华侨们的一致认同和回应,这也成为辛灏年先生2006年演讲 活动的一大特点。下面就请您欣赏2006年10月8日,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康戈迪亚大学的演讲”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的第一部分”中国命运篇”。

我的三点说明

【辛灏年】谢谢大家,谢谢主办人,谢谢在蒙特利尔还有这么多的华侨愿意和我一起来,探讨我们祖国的命运,探讨台湾的前途,非常感谢大家。在讲演之前我有几点要 说明,第一, 我有一个自由身份,我这一辈子除了做过少先队员以外,没有参加过共青团;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更不是民进党。我就是一个自由 的,独立的知识份子。我要讲的话就是我自己要讲的话,和国内国外的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在谈到我自己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我不小心触犯到他 们的话,也请他们包容,批评或者批判。这是我的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说明,我有我的民族立场,我知道在海外有各种各样立场的中国人,我说我 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立场,这个立场说简单就两句话,我们一切爱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们的民族进步;我们一切爱自己民族的人都希望我们的整个民族 能够真正地进步,而不会去为了一个部分的局面的利益去影响我整体的利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站在这个民族的立场上那我们就能够真正地为中国说话, 为了中国的进步讲我们的心里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在海外各种政治背景林立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普通文化人和学者,十年来坚守 着这个立场,从来不曾变过。

三,今天台湾十分热闹,我跟台湾的任何政党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我来讲,我只希望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民主,捍卫自 己的民族,为全中国和整个民族作一个榜样,而我不希望介入台湾内部的任何矛盾和冲突。因为今天想台湾乱的是那个党。任何一个希望中国好、民族好,也希望台 湾好的人,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但是不可以介入台湾内部的纷争,因为台湾内部的纷争闹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真正地能让那个党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了。这是我简单的三个立场,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今天的题目叫做“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要想讲中国命运,必须明白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代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个中国”,这是不用讳言的。因为1912年的1月1号,有了一个中华民国;1949年的10月1号,又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虽 然是先后,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海峡两岸它们的关系是分裂的、分制的,甚至于是对立的。所以要想了解中国的命运,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命运,我们不能够不把这 两个中国的命运基本上搞清楚;我们不能不把这两个中国的性质基本上搞清楚。我们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从这两个中国的命运里面,既看到我们历史 的过去,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现在有很多朋友连对中国这两个字都发生了疑惑,有中国吗?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中国吗?我想,有过。这不是凭感 情、凭臆想,而是凭事实。

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

【辛灏年】 什么是中华民族?按照著名的前辈历史学家陈致明教授的定义来说,便是:起先是以华夏民族和华夏民族文化为主体,其后则是以传承了华夏的汉民族和汉民族文化为主体,长期团结融合周边民族及其文化而发展抟合而成的一个东方宏大民族。

什么是中国?第一,准确地说,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国家概念”。为什么?因为,中国由中华民族成长历史上的所有朝代、国家所组成,又为中华民族成长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朝代、国家和境外政治集团所认同。至1912年大“中华民国”创建,她从未做过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号,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和国家都承认自己就是中国。只要打开2500年前中国的历史文献,看一看“一经三传”,即:孔子《春秋》和《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悖梁传》,我们就能够得到太多的证明。

一个证明是:约3000年以前所创建的大周封建王朝,便已经承认自己就是中国。约2600年前,周惠王就曾对楚成王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勿侵中国!”。

另一个证明是:就是大周朝的各诸侯国,都承认自己是中国,或是属于中国。曾协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曾夸耀说:“齐候保中国而攘夷狄!”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尊王攘夷”口号,比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尊王攘夷”口号,早了2500年左右。

还有一个证明是,大周封建王朝的境外政治集团承认大周及其所属的各封建国家都是中国。因为在春秋的内乱和兼并时期,也就是封建制度已经走向崩解的历史时代,其时,地广势强、又富蛮夷之性的楚国,就曾宣言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相侵、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虽然,楚国后来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这已然说明,在将近3000年前的大周一朝,境内境外部已经承认有一个“中国”的存在。

当然,历史上都称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而没有说秦始皇创建了中国,更不会说秦始皇统一了秦国,或统一了赵国、魏国……这个说法的本身也已经证明,当时的各诸侯国加起来,才是中国。秦始皇只是统一了她,而不是创建了她。也就是说,在秦之前,就有“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甚至是完整的“国家概念”的存在了。

还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蒙元和满清。这两个朝代,虽然曾先后灭亡过中国的大宋朝和大明朝,开国之初,甚至也曾想彻底灭亡中华民族,断掉整个中国的国统, 消灭中华的文字和文化,但他们还是都先后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归化了中国,承继了中国的法统,将自己也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直至连自己的民族都为中国 所同化,康熙大帝就自认是中国的千古一帝,连慈禧太后都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千古一后呢!

第二、准确地说,中国,还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国家概念”。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分裂时期的朝代和国家,甚至是彼时的境外政治集团,都承认有一个整体中国的存在,即“一个中国”的 存在。并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分裂时期的朝代和国家,都承认自己是她的一个部分;他们都曾争夺过这“一个中国”的正统地位,都不 愿意放弃这一地位,更没有宣称自己不属于这“一个中国”。

历史的事实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论是“一朝数国”,如封候建国的的大周朝和汉初刘邦王朝的部分封侯建国;还是“数国一朝”或“数国一代”,如多朝多 国并存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的朝代、国家,不论是大一统者,还是分裂分治者,他们虽各有朝号和国号,但都承认自己是中国,或是 中国的一个部分,而不会说,他们是另一个中国,或不属于中国。

大家都知道“五胡乱华”的历史故事。但是,被称为鲜卑、氐、羌、匈奴,羯的这五个民族,由于他们一方面大都保持着原来的部族组织和强悍民风,一方面又多接 受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有了汉人的政治头脑,所以,刘氏五郡匈奴里第一个举兵起事的左部大单于刘渊,由于他熟读五经、左传、孙吴兵法、诸子百家,其学问渊 博,俨然为一中国士大夫,所以,他起兵造反发表宣言时,就曾公然以汉家子孙自居,尊刘邦为“我太祖高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建国号为 汉,更以恢复汉统为己任,绝不否认中国。还有,北朝的魏武帝和梁武帝,就曾提出和实行“宗周”,也就是藉承认中国的大周朝来承认中国;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还强迫鲜卑人接受汉人的衣冠文物,令鲜卑人习汉语,改汉姓,与汉人女子结婚,死后尸骨都要埋葬在“中国”,都要做中国人。如此,他们当然也就不会反对中 国,不会不承认自己是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说自己所建立的国家是另外一个国家,而不是中国,更不会说“与中国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是中国的历代农民造反英雄们,他们在起义造反、并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朝代时,他们反的仅仅是当朝的统治者,想推翻的也只是当时的朝代,而不是中国,更不会勾结外族外邦、认外邦外族为祖宗,反过来背叛和消灭中华民族的中国。他们也只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朝代。

反对元朝异族残暴统治的义军领袖朱元章,所举的造反大旗,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也就是要重建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国。接受过洋教、并将西洋宗教与中国农民造反实践相结合的洪秀全,他所创建的宗教组织“拜上帝会”,就没有成为国际天主教廷的一个分庭或一个支部,更没有承认 他们的祖国不是中国,而是欧洲的天主教廷;当然,也没有说他的太平天国不是中国,或是另外一个中国——一个不承认中华民族、却承认欧洲教廷是自己祖宗的中 国。他不过是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将满清视为清妖外族,而希望重建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国而已。

洪秀全是这样,李自成也是这样,虽然他推翻大明朝,要在中国重建新朝,但他却不与关外的满清相勾结,来灭亡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国。在他们的心里永远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既不能灭亡也不能出卖的。这便是“一个中国”、即“一中”的历史由来,或曰历史形成。

当然,也有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之一部分的民族,如越南。它虽然在公元1世纪至10世纪的上千年间,曾大部为中国所统治,但唐末五代十国的历史混乱期间,曾击败南汉的军队,并从此获得民族独立,脱离了中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说是极少有的事情。

综上所述,我们理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国家概念,则又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国家概念。在历史上,自从中华民族开始有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并且从来就只有这“一个中国”。

两个中国的产生

【辛灏年】1912年1月1日,由于中国的辛亥共和革命,顺应世界民主大潮,推倒了君主制度,草创了共和国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国号正式定为“中华民 国”,意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和中国人民的民主中国”。中国,由此才开始成为中华民族国家的一个正式国号,一个独立的和完整的国家名称,而不仅仅是“中 华民族的整体国家概念或传统国家概念”了。

但是,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又象1919年春天在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篡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中国境内的江西瑞金,假手第三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即被它所命名的“中囯共产党”,如法炮制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称“苏区”,意即“由前苏联在中国直接掌控着政治权力的地区”。第二天,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就在前苏联《真理报》发表祝贺文章说:“……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另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第二年,日本仿效苏联和中共在中国的东北篡立了满洲国,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又指使汉奸汪精卫在沦陷的南京策划篡立了日伪南京政权,虽自称是“中国”,但国人只认定它一个汉奸政权而已)。

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者,又于1949 年在中国大陆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取的仍然是前苏联“卫星国”的模式,奉行外族倒退的思想意识形态——马列主义——以统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宣称自己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虽不再好意思再自称是“苏区”,却在他们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持续地和热烈地歌颂他们的 “前苏区”和他们的“前宗祖国”即“前苏联”。1949年后,被打败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又在台湾建立了台北政权,国号仍为中华民国。这样,“两个中国”便从此出现了。

【林丹】辛灏年先生在他的著作《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导论《论革命与复辟》中,以“反春”这一自然界季节转换中的现象,来形容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他把年轻的共和国比做是早春的新生命,把顽固的复辟势力比做是暴雪与寒风。虽然春天已经到来, 然而暴雪与寒风,仍会不只一次地,甚至是相当长久地 肆虐并蹂躏刚刚萌芽的新生命,直至冰雪消融,绿草茵茵的春天的真正来临。辛灏年先生“革命与复辟”的理论,是对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及中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 程和命运的精辟总结。

欧洲四大共和国的性质和命运

【辛灏年】要说清楚两个中国各自的历史和命运,我以为,首先则应当从欧洲几大共和国的共同性质和共同命运,来看第一个现代中国——大中华民国的性质和命运。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参照物”,我们便能够一眼看清现代两个中国的性质和命运,而不会再受蒙骗和欺骗。

那末, 欧洲几大共和国的共同性质和历史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就共同性质而言,一言以蔽之,都是顺应人心潮流、推翻了专制才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其中,以“推翻君主、走向共和”的“直截了当共和”为多,以“君主立宪, 虚君共和”的为少。但不论是不要君主的共和,还是要留君主的共和,都如孙文所言,“均为革命之所赐”。因为,没有共和革命,君主不会被推翻;没有共和革 命,君主也不会向人民让步。

但是,欧洲的几大共和国,却不是一推倒了君主,就实现了共和、保住了共和、甚至是永远地拥有了共和的。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的“自序”中所说过的那样:“……我 发现,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 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 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够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历史的疯狂阶段……”

这就是欧洲几大共和国的共同命运,而且是世界所有有专制历史的国家,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所呈现的共同政治现象。显然,孙文推翻满清而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也不会例外。我们且简单地按照年代的顺序,先来看看欧洲的英、法、俄、德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共和国,看看他们的命运是否真的如此。

英吉利共和国

【辛灏年】看看英国是如何艰难地走向“虚君共和”的。1641年,因爆发清教徒革命,而引发了共和革命。因为国王查理一世号召勤王,首先挑起内战,英国革命才不得不采取了国内战争的形式;也因为国王数度联合保王党和苏格兰帮助他复辟,才招致了英国人民对他的审判,并终于将他砍头,其结果就是:1649年5月19日,英国国会以法律形式庄严宣布:“英国的人民和隶属于她的领土及地区的人民,将由此而建立和团结为一个共和国”——英吉利共和国诞生了!由此而判定16世纪中叶在英国所爆发的清教徒革命,其性质就是“共和革命”,也就言之不虚。

然而,英吉利共和国,虽因革命而生,却为复辟而死。因为,这个在共和思想远未成熟,共和的建国理论甚至还“子虚乌有”的时代,就已经诞生的共和国,创建伊始,就立刻迎来了国内外复辟势力的公开反扑。

1660年4月4日,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终于在蒙克的军队支援下,在布雷达发表了“复辟宣言”,推翻了英吉利共和国,宣布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成功。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君主专制制度整整二十八年。历史记载了复辟时代英国的种种痛苦和人民的重重灾难。

1688年,英国由政变而爆发和平革命,史称“光荣革命”。复辟的王朝专制统治终于被推翻——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与妻子玛丽率军入主英国。为了防止新国王复辟专制制度和重奉天主教为国教,更为了确立君主立宪的“有君共和制度”,英国国会制定了一部“限制王权和保障民权”的宪法,即“权力宣 言”,又称《权利法案》,从而开启了从“有君共和”走向“虚君共和”的历史进程。而“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一是因为“欧洲之君主立宪均为革命之所赐” (孙文语),正是革命的压力,才使得王朝接受了历史教训和人民要求;二是由于人民的理性力量,才保证了历史的理性选择,不再让纷乱和流血成为英国革命的代 名词。

其后,不论是詹姆世二世的儿子詹姆世·斯图亚特谋求复辟,还是詹姆世二世的孙子查尔斯·斯图亚特,竟然男扮女妆地潜回英国,发动叛乱以图复辟,均遭遇了失败。专制的君主统治,终于在英国成为历史。并为我们这个世界开创了一个“在王冠下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形式”。

需要记住的是,英国从清教徒革命开始到光荣革命为止,一共经历了48 年的艰难反复历程,历经三次未成功的复辟,和28年成功的专制复辟统治,而英吉利共和国只存在了短短的11年,就不复再生。但是,英吉利共和国的意义,却 在于,她草创了共和的国家,留下了共和的历史,启迪并推动了共和思想的发展与成熟,为英国后来走向“虚君共和”奠定了历史基础。

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正是在英国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中,甚至是在复辟王朝倒行逆施的岁月里面,英国的知识份子们,方由于共和的政治魅力及共和国灭 亡的悲剧,而越来越从思想上认识到,创建一个共和国所必须的理论建设,和捍卫一个共和国所必须的法理基础。由是,霍布士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从根本上否 定了专制王权;洛克创立了“分权学说”,倡行君主立宪,提倡平等、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汉·密尔顿建立了“人民主权学说”,提出了自然权利和主权在民的理 论,为英国“有君共和制”的确认和确立——即创建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共和的新政体,特别是为未来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共和革命——从“有君共和”走向“无 君共和”的又一个巨大历史性进步,奠定了共和革命的理论基石。

法兰西共和国

【辛灏年】大家都知道:1789年7月14日,巴黎爆发共和革命,人民攻占了专制王权的象征——巴士底狱。791年9月,法国革命效法英国,确认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颁布了一七九一年宪法,法兰西王国也出现了一个试图走向“虚君共和”的新政体。但是,法王路 易十六却勾结欧洲君主(普奥俄)企图推翻君主立宪。彻底的共和派——雅各宾派,面对欧洲反动同盟对法国及其新制度的进攻,和国王与王后对祖国的出卖,遂以 “祖国在危急中”号召护国、护法,处死国王和王后,决心实行“直截了当之共和”。

1792年9月22日,彻底的共和派雅各宾派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颁布了“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即1792年宪法,创立了“直截了当的共和制度”。然而,由于保王党煽动王政复辟,落后的农民回应王朝复辟(望岱造反的农民打着“我们不能没有国王”的旗号向巴黎进攻),欧洲的专制君主们害怕法国革命,试图各方联手以扑灭法国革命的成果,共和国的执政者们方决心找到一把“利剑”,来捍卫共和的法兰西。

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年青的革命将军拿破仑从埃及被召回巴黎,但这一把“利剑”,却借此迅速地走向了军事独裁。

1804年,拿破仑终于公然地推翻了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复辟了君主制度,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的共和制度,因此而灭亡了整整10年。

1814-1815年,拿破仑两次战败,甚至为欧洲的君主们所俘虏,他的法兰西帝国也就随之灭亡。于是,法王路易16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便在欧洲专 制君主的帮助下,复辟了波旁王朝,实现了王政复辟,史称路易18。已经灭亡了十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制度,因此而继续灭亡了整整16年。

1830年7月,巴黎再次爆发共和革命,人民高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迎来的却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普恢复的是君主立宪,实行的仍然是与共和差之万里的君主政治。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的共和制度,又继续灭亡了18年。

1848年2月,巴黎又一次爆发革命,人民再度高喊着共和国万岁,不仅推翻了七月王朝,而且重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但他却怀揣着复辟帝制之梦,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

1852年底,路易、波拿巴强迫公民投票,再度复辟帝制,重建他叔叔的法兰西帝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于是刚刚获得重建的法兰西共和国和她的共和制度,又灭亡了整整18年。

1870年9月2日,法兰西第二帝国在色当被德国威廉皇帝战败,路易、波拿巴被俘。

1870年9月4日,巴黎再次爆发共和革命,迅速地推翻了复辟的第二帝国,在共和国万岁声中第二次重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其后,在1870-1889的十九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又历经了共和与专制的五次艰难较量,终于获得了反对形形色色复辟要求的胜利,最后地确认和确立了法兰西第 一共和国的国统与法统,法兰西共和国在历经了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整整一百年艰难反复的较量岁月之后,终于将共和国的国统与法统一代又一代地永远传承下去了。

需要记住的是,法兰西共和国,这个在全世界开辟了“直接了当之共和”的伟大共和国家,却在这一百年中,灭亡过两次,灭亡了整整62年整。反过来说,就是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卷土重来整整62年之久。但是,共和还是最终地战胜了专制。如果说英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的新政体”,法国则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的新国家”。

俄罗斯共和国

【辛灏年】众所周知的是:1917年2月,俄国曾爆发共和革命,推翻了沙皇君主制度,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长达三百零四年的残酷专制统治,创建了“俄罗斯共和国”。为此,曾担任临时共和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后来回忆说:“……1917年2月27日是一个长远而痛苦历程告终的标志,从不折不扣的专制政治转入了绝对的民主政治。这一切,在一天以前还是一个遥远的梦,现在,突然之间就实现了,而且实现得如此彻底……人民已经获得了政权,人民自己充当了俄国的主人。”

1917年10月,列宁在数度武装叛变二月革命不成之后,终于领导了成功的十月背叛,即所谓的十月“革命”,彻底地埋葬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伟大共和成果——“俄罗斯共和国”及其正在建立的共和制度,全面地复辟了专制统治,建构了教政合一的极权专制制度,俄罗斯及其周边许多民族,也从此陷入了漫长的血腥之梦,留下了民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世纪性“羞耻”(叶利钦语)

直到:1991年8月,共产沙皇王朝——前苏联一朝崩溃,俄罗斯人民立即继承了1917年2月共和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七十四年前曾高高飘扬在俄罗斯上空的俄罗斯共和国国旗——“红蓝白三色旗”,才又重新飘扬在今日的俄罗斯土地上。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俄国在共产革命名义下的专制辟长达74年,但一朝崩溃之后,俄罗斯人民所选择和继承的,竟仍然是俄罗斯民族的第一个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的国统和法统。由此可见,如同法国一样,第一共和的历史魅力,不可谓不大。

德意志共和国

【辛灏年】熟悉德国历史的人都知道:1919年2月,德国爆发共和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创建了“德意志共和国”,历史上又称“魏玛共和国”,同时颁布了“魏玛宪法”,被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

1919年4月,前苏联为保护自己,祸害他国,在1919年3月刚刚建立了“第三共产 国际”之后,即采行立即在欧洲发动共产革命的谋略,策划了匈牙利和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的共产革命。在德国,他们犹如在匈牙利一样,公然地命令和指挥德国共产 党,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武装暴动,篡立了所谓“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意在推翻刚刚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废除共和的魏玛宪法,建立一个要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的专制复辟政权。虽然迅速地遭遇了失败,但是,它却开启了在德国以共产革命和共产制度来复辟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先例(这个先例在1949年的东德成为事实),和在苏联境外别的国家发动共产革命以消灭他人民族、推翻他人国家、颠覆他国共和的恶例(例如前面所说的,策划和命令中囯共产党在辛亥之后的中华民国江西瑞金地区篡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20年3月,原东普鲁士地方长官卡普发起暴动,也要推翻德意志共和国,复辟第二帝国,失败未成,卡普也死在狱中。假革命之名义以武装复辟专制,和企图公然武装复辟帝国的梦想,均遭破灭。

1933年,希特勒正式上台后,即开始迅速地毁法祸国,他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阳冒共和国统之名,阴行专制极权之实,没有复辟第二帝国,胜似复辟第二帝国;没有建立第三帝国,胜似建立第三帝国;既毁灭了共和,也毁灭了德国,直至祸害了全世界。

1945,德国战败,希特勒独裁政权灭亡,德国被迫分裂分治。1949年,西德宣称“继承德意志共和国”的国统,承认共和的“魏玛宪法”,建立了民主的德国,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德却在在苏共操纵下,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了一个全面彻底地复辟了专制制度、建立了极权统治的共产党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9年10月, 东德共产党政权垮台;1990,东德自愿并入西德,德国遂走向“民主统一”。于是,德国的现代史告诉我们:德国自1919 开创共和,到1990年两德走向“民主统一”,其间71年,真正的和统一的共和国只存在了14年;复辟了专制的独裁“共和国”——希特勒第三帝国,存在了12年;未能统一的和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存在了41年;专制的共和国——共产党的东德也存在了41年;国家分裂44年,包括1945至1949年的军事占领期。

值得我们记住的是,虽然共和国与共和制度在西德灭亡了16年,在东德则灭亡57年,然而,德国一旦走向民主统一,她继承的就仍然是的第一共和即“德意志共和国”的建国道路;传承的也仍然是“魏玛宪法”所抉择的宪政制度。可见,“第一共和”,乃是何等地可贵。

这四大共和国,基本上代表了整个欧洲近代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它告诉我们,走向共和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势必反扑甚至能够数度复辟成 功。但是,专制最终一定灭亡,共和最终一定能够实现。不论它是直截了当的共和,还是从实君共和走向虚君共和。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有对共和的信念和为共和 奋斗的决心,要能够识别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并能够在专制复辟的黑暗中,敢于为共和民主的最终实现奋斗到底。

【林丹】一 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共和革命,推翻了两百六十八年满清专制统治,结束了自秦始皇之后两千一百年的君主帝制,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孙 中山颁定国号”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他申令把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这一天, 作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和世界上其他共和国家一样,中华民国创立后,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复辟势力的反扑,革命与复辟的较量从未停息。下面让我们和辛灏年 先生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

大“中华民国”的性质和命运

【辛灏年】现在我们可以叙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艰难共和进程,以与欧洲四国的共和进程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了。而我之所以要在中华民国这一共和国 号的前面加上一个大字,明确地说,一是有根据——孙文就任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发表的就职宣言,其落款就是“大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孙文”;蒋介石在中华民 国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时所发表的一些文告中,也曾数次署名“大中华民国”。二是为了区别近二十年来,已经对中华和中国愈来愈走向“离心离德”的中华民国台 湾地区,藉以排除台湾“分裂”和“亲共”两大政治实势力对大陆人民反思我大“中华民国”、直至决心重建我大“中华民国”的不应有干扰;三是有利于中国大陆 人民重新认知亚洲第一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的进步性和重要性,以确立对亚洲第一共和的信念,和中国必将走向民主和统一的信心。

大“中华民国”的性质

与欧洲四大共和国一样,都是顺应人心潮流,推翻专制、结束帝制而创立的共和国家。而在亚洲,则是第一个开始走向共和的共和国。因为,中国曾存在了2100年的君主帝制因此而结束,一个少数部族对全体汉民族的二百六十年专制统治被推翻;中国在政治上从没有总统、国会、政党,到有了总统、国会、政党,其中仅在民政部注册的自由政党就达85个之多;中国从只有晚清的专制改良型经济,到终于可以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建国之后短短的八年间,其产 业投资总额已经超过晚清改革开放四十年投资的总和; 中国从人民只能享有有限度的思想舆论和出版自由,到思想舆论出版自由的全面开放,辛亥之后的人民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上可以批评总统,下可以揭露时弊,这 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仅仅八十三天就只能被全国人民“气死”的根本原因;中国从文化的相对自由,终于走向了对多元文化的大开放,白话文运动发动在辛亥之后,新 文学运动成功在辛亥之后的不争事实,已对此作出了最有力的证明(关于中华民国创建后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的状况,详见《谁是新中国》一书有关章 节)。而这一切,都是在1949年被中囯共产党的“专制复辟”扫荡得干干净净的。

大“中华民国”的命运

众所周知的是:1912年1月1日,孙文领导的中国共和革命,终于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 1912年4月1日,大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孙文本“天下为公”的理想,为人民祸福与国家统一,在袁世凯“永不使专制政体复行于中国”的煌煌保证之下,将临时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这是中国历史上自有尧舜相让的政治美谈以来,唯一的一次对“天下为公”的身体力行。但袁世凯得到了临时总统的大位之后,就象拿破仑一样,仗着他的军事实力,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终于公开复辟帝制,推翻大中华民国,建立“中华帝国”,复辟君主制度。全国人民因“宝爱共和、厌弃专制”,奋起反对复辟,袁的中华帝国仅83天即被推翻。大中华民国只“灭亡”了83天。

1917年 7月1日,张勋拥满清逊帝宣统复辟满清和君主制度,宣统颁诏天下废中华民国国号与国体,全国人民犹因“痛恨满清、向往民国”,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满清复辟11天即失败流产。中华民国仅“灭亡”了11天。

1917年-1928年,一方面是军阀混战毁法祸国,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民持续护国护法,直至北伐打倒军阀成功,重建大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其间,由于任何一 家有野心的大军阀,都不敢再作推翻大中华民国的尝试,只敢在民国的国号与国统之下,“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故大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虽然混乱了几 17年,但“大中华民国”国号与国统尤存。

1928-1949,大中华民国虽然内忧外患,但安内攘外有成,经济建设有功;更因卫国战争胜利,乃得以废除所有不平等约,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和 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国人民是真正地开始站起来了。要不是共产党借民族战争之机而准备内战,民族战争胜利之日就立即发动了内战,用一辈子爱共产党、仇国民 党的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泰斗费正清死前两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是没有日本帝国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华民国推向民主宪政的道 路上去的。”当然,他所说的中国国民党,自然是1949年前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不是1987年蒋经国死后在台湾的那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

1949年10月至今,大中华民国广袤的大陆本土,惨遭共产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沦陷长达57年。其间,在外族马列思想和专制复辟政权的残酷统治之下, 人民被逼、被害、被处决而死者,据最保守的估计,竟达七千万之多,几乎是日本帝国侵略中国十四年杀死、害死中国人三倍以上。

同时期内,大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因败退而台湾,而建立台北政权。在两蒋时代,持续坚守“大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把台湾建设成了中国第一个“三民主义的模 范省。”在全世界,凡有华人处,就有“青天百日满地红”的大中华民国国旗在高高飘扬。据此可知,由孙文创建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不仅没 有“灭亡”,而且享有欧洲四大共和国所不曾享有过的幸运。

我们理当牢牢记住的是,自1912 -2006年,中华民国共九十五年间,就算是因袁氏复辟和张勋复辟而总共灭亡94天,因军阀混战而共和法统混乱十七年,因共产党的专制复辟而沦陷大陆57 年,因海峡两岸两个中国对峙而使国家分裂五十七年……,如此,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与欧洲四大共和国作一起来,显然是命运相同,历程一样。只不过,人家已经完成了共和,走向了共和,我们还处在走向共和之最后的和最艰难的历史岁月之中。朋友们,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走向共和的信念和完成共和的信心了!

【林丹】“共和国”一词,在维基百科等词典中是这样定义的。 共和国是指其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以共和制为其政治体制的国家。然而“共和国”这个名称并不是民主国家的专利, 一些专制独裁国家的国名中,也都被冠以“共和国”,甚至冠以人民共和国. 如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等。再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密友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人民共和国。

然而,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的“共和国”并不仅仅在于名称,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性质和内容。那麽共和民主国家,与共产专制国家究竟有哪些不同呢?在了解了中华民国的性质及其命运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命运,从中您将不难发现答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命运

【辛灏年】世界上的事情,大多数都是有比较才有监别。要想看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命运,首先就要了解: 

现代马列党族国家的兴起和扩张

孙文曾说:“共同的信仰和相同的宗教,也可以形成民族”犹太人亡国不亡族,不论颠沛流离到何种地方,都还是犹太人,甚至2000多年后,还能重建以色列国家,就是因为犹太人拥有相同的宗教。伊斯兰教之所以形成了众多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拥有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虽然,一些伊斯兰教的国家依然传承着教政合一的政体,但那不过是“中世纪教政合一”的残余形式而已。孙文还说道:“要想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孙先生对我们后辈中国人的“重要提醒”。

现在我们说“现代马列党族国家的兴起和扩张”。就“兴起”而言:马克思主义不单是近代欧洲一些“社会主义者”的共同信仰,而且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的共同信仰。所以,准确地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就正是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才形成了一个在名义上被称为“主义”的现代新宗教,即“马教”,对我们中国来说,则是一家来自西方的“洋教”。然后,分 散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才会因拥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而在近代政党政治的大潮之下,于各国以教建党,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形成一个跨地区、跨国家的信仰集团。 由于这个信仰集团——各国的共产党,公开不承认自己有祖国,公开宣称他们“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更宣称要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并在全世界夺取政权,还要 在全世界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所以,这个信仰集团,就又成了一个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政治集团。由此,他们便超越了各自的民族,而日渐地“以党成族”,从而 在这个世界上造成了一个“马教党族”的形成。然后,各国的马教党族,均依照马教的教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信条,而 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以建立一个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共产国家。“马教党族国家”亦因此而兴起。

必须注意的是,与欧洲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宗教教廷一样,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在创党之初,就联合建立了自己的最高“教廷”,即“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特别 是在俄国共产革命成功之后,又迅速建立了一切均需要听命于前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并由这个第三国际教廷来发动、支援和指挥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世 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个运动和这个革命,不仅要在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根据马教的著名教义,与各民族国家的“一切传统观念 决裂”,就是不仅要颠覆他民族的国家,还要颠覆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及其传统,就是要灭他人之民族。如此,在实际上,一个犹如“伊斯兰教国家”一样的“马教 党族国家”,或曰“马教党族连锁国”,即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随着他们的共产革命的胜利,而日渐地形成在这个世界之上。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信仰的原则,马列党族国家的共同教主,当然就是马克思。但由于列宁是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发动革命成功,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 产党国家的领袖,在理论上他又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在实际上他又是第三共产国际教廷的建立者和第三国际教廷的最高教主,而第三国际教廷又必须听命 于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领袖——列宁和史达林,甚至正是因为前苏联的发动、支援和指挥,才真正开始了在东欧和东亚一些国家的革命夺权胜利,所以,前苏 联共产党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常常将马列并称,而将马克思主义习惯地称为马列主义。如是,马教党族,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马列党族。马教党族国家也 就成了马列党族国家。

有两点还是应该予以说明的。一是我们需要了解:马列党族兴起与扩张的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以及“共产主义乃是共和主义之死敌”这样一个历史关系。否则,我们就不能明白,为什么马列的共产革命,基本上都是爆发在各国的共和革命之后,并且都是以“否定共和革命、推翻共和革命成果”为其目的、性质和特征的。

历史基础

一言以蔽之,它的历史基础,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与专制政治的关系,及其对共和革命的反对和对共产革命的向往。

第一个例子是,了解英国共和革命历程的人,都了解英国共和革命中的“掘地派”。 所谓掘地派,就是在英国革命中,特别是在英吉利共和国艰难创建之后,所出现的一个以要求“绝对平等”为政治目标的农民革命派别。他们在克伦威尔不得不以威 权来反击斯图亚特王朝的公然复辟来保卫共和国之时,这些来自英国农村的“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们”,则于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和英国尚未形成的时代,犹如中国的 历代农民造反革命一样,要“均贫贱、等富贵”;要如同中国的农民造反英雄们一样,建立一个人人都可以“大块吃牛排、大碗喝啤酒”的人间天堂。我们可以设想 一下,如果克伦威尔不是镇压了他们对共和的反叛,如果掘地派农民要推翻共和的革命成功了,在英国,将会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农民革命一样,建立起一个名称 不再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另一个君主王朝。这显然是世界共和革命历史上,第一个要以“共产主义式的绝对平等要求”来推倒共和、重建专制的共产革命。虽然,它只 是后来有主义和有理论的共产革命的雏形而已。

第二个例子则是1793年发生在法国共和革命进程中的旺岱叛乱。雨果的著名小说《九三年》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旨在推倒法兰西共和国的可怕叛乱。

熟悉法国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不仅是欧洲的反动君主们和英国政府,曾连续组织了七次反法联盟,企图颠覆刚刚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扶植倒台的波旁王朝在法国复 辟君主制度;而且,法国的保王党分子更是为了里应外合,而不断地在国内发动形形色色的叛乱,特别是煽动法国的农民,于1793 年在法国北部贫穷的旺岱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君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法国农民们,竟然就高举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战旗,呼啸着向巴黎进攻,以 图一举推翻法国共和革命的伟大成果——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叛乱期间,拥有八十个郡的法国,就有六十个郡的农民向“共和国”举起了 叛乱的旗帜。而由保王党策动的造反农民们,犹如多年以后在俄国与在中国发生的农村共产革命一样,他们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杀死共和政府的地方官吏,焚毁 共和地方政府的文件,仅里昂一地,就有八百名真正共和派人士——雅各宾派分子被他们杀害……。由此可见,近代共产革命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 础,就是农民革命;而农民的革命思想和农民的革命行为,不是旨在“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就是要以共和革命和共和政权为敌。在进现代世界共和 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惨淡较量之中,农民不仅总是站在共和主义与共和革命的反面,而且一再地和心甘情愿地为企图复辟的旧王朝势力和打着革命名义的新 兴专制复辟势力所利用,比如共产革命势力。在欧洲诸国如此,在前俄国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如果将这里的农民,解释成为农村流民,可能更为适合。

第三个例子是发生在法国1848 年共和革命胜利后的6月共产革命。就象英国革命期间的“掘地派”农民,因热望“绝对平等”而为英国的共和革命制造过麻烦一样;犹如1793年法国的“望岱 农民叛乱”,早已经吹响过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进攻号角一般;彼时,在思想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已经“要成气候”的社会主义者们,则率先将他们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 热望,化成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叛和进攻。1848年6月22日,已经初步拥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革命理论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们, 终于带领着他们的无产阶级,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在巴黎街头高喊起“打倒制宪会议、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目标,则是对准了那个刚刚推倒七月复辟王 朝,因而刚刚获得重建的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企图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抢在路易·波 拿巴的前面,重建“无产阶级的专制制度”。然而,为了捍卫刚获重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共和国新任军政部长卡纷雅克派军队“无情地” 镇压了“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家们”,将他们“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进攻”粉碎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之下”。虽然直到今天,北京洋教专制复辟政权 的御用历史学家,居然还在他们所攥写的教科书中说道:“六月起义具有着明显的无产阶级性质,它是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第一次伟大战斗……”(上海……)

第四个例子,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创建之后的“巴黎公社造反及其反动原则”。如前所述,1870 年9月4日,巴黎再次爆发共和革命,迅速地推翻了复辟的第二帝国,在“共和国万岁”声中第二次重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其后,在 1870-1889的十九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曾历经了共和与专制的五次艰难较量,并最终地获得了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要求的胜利,最后地确认和确立 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统与法统,并将共和国的国统与法统一代又一代地永远传承了下去,但是,在法国人民战胜复辟、并终于创建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之后,第 一个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旨在推翻共和民主,建立共产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即要重建专制制度、实现专制复辟的,就是1871 年的巴黎公社造反。因为,巴黎公社造反,其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推倒那个刚刚推倒了专制复辟的第二帝国、并刚刚获得重建的法兰西共和国。此其一。

其二,如同 1848年6月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巴黎公社仇恨的是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反对的是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要求的是将司法与行政合并,实行的是所谓无产 阶级专政、即要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专政的专制复辟政体。这才是巴黎公社的真正原则所在”。其三,巴黎公社“造反时”赖以欺骗善良人心的是所谓的选举 制度。然而,选举制度,或曰普选制度,乃是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他为无产阶级指称的所谓“资产阶级革 命”所创制,所遵循,而为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们所鄙弃、所推翻。就不说被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仇恨不已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选举 制度”之上了。反之,只需要将巴黎公社意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原则略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旨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其专政之下还有选举 的可能吗?近百年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所有的实行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有哪一国家,曾有过选举,曾有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呢?如果有,那也一 定是假的,不过是在表演选举和欺骗人民而已,犹如中共的那个“人民代表大会”一样。

巴黎公社败亡了。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巴黎公社没有失败,那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专政,不就是诞生在法国、而不是诞生在俄国了吗?那末,法兰西人民还能够拥有民主自由吗?法兰西共和国还要遭遇多久的、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呢?

上述的历史事实,无疑已经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就是共和主义的死敌,尽管它打着革命的旗号,反动在革命的名义之下。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欧洲传统 农业社会理想的一个美丽的回光返照而已。虽然前者是后者的理想,后者则是前者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其实质亦不过是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进步的一个倒退 和反动。他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性等各个方面所提倡的,都是对欧洲十九世纪民主政治发展、自由经济发展、文化多元发展和人性及个性解放的倒行逆施。

社会基础

一个颇令人迷惑的问题是,既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对欧洲十九世纪历史进步的反动,那末,为什么他又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善男信女,并在世界历史上,鼓动起了一 股革命的狂澜,以人类一亿二千万条的性命,为他做了一次疯狂的试验呢?何况,倘若没有这样一个试验,就不可能有所谓马列党族国家的兴起和扩张呢?问题到底 出在哪里?

答曰:问题就出在共和革命为自由经济开拓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自由经济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先决的社会条件。而工业革命却造成了农村的破产,农村的破产又 造就了以从破产的农村里不得已才来到了城市工厂里的“新兴无产阶级”,即往日的农民们。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导论中所述,“必 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和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走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一次 革命却绝无可能将与这个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送进坟墓。因此,从破产的农村里走出来,脱下了农装、又换上了工装的‘新 兴无产者们’,也就绝不会因为自己刚刚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便立即抛弃了传统农民所固有的传统精神甚至习惯,更不会象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一再宣扬的那样,他们 立即便拥有了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优秀阶级品质”。相反,如果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这些新兴无产者们,因无不打上了传统农民阶级的烙印,因而才与农民有 着天然联系;更与传统农民一样,有着对于传统小生产和传统专制制度的天生恋情;和对于逼迫他们破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仇恨…… ”。

是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生的仇恨”,才会在刚刚建立、远未完善、旧时代的孽根沈渣未净、而新时代竟然贫富悬殊又起的“资本主义世界”,让一场由“新兴无产阶级”即传统农民及他们的儿女们充当主力的造反革命,被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者们重新煽动起来了。

对此,我们的国父孙文曾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说:“…… 贫富不齐,豪强侵夺,自古有之,然不若欧美今日之甚也。欧美自政治革命而后,人人有自由平等,各得肆力于工商事业,经济进步,机器发明,而生产之力为之大 增,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者,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因之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则贫富之阶级日分,而民生之问题起矣。此问题在 欧美今日愈演愈烈,循此而往,非至发生社会之大革命不止也。”他所说的“社会大革命”,就是马克思的共产革命。

他还说道:“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而孙先生所谓的经济革命之焰,就是指马克思的共产革命之火。这就是欧洲共产革命发生的原因,也是后来马列党族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

思想基础和历史机遇

简略地说,就前者而言,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兴起,共产主义思潮在欧洲的横流,经济革命之焰在欧洲的燃烧,和马列党族在欧洲的开始形成。其结果,就是 造成了共产革命的爆发和马列党族国家的兴起。就后者而论,则是两次世界大战,为马列党族国家的兴起和扩张,提供了历史的大好机遇。

就“扩张”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苏俄。它推动了俄国革命的爆发,造就了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崩溃,加速了俄国二月共和革命的成功,列宁“十月武装叛乱”的得逞、“革命名义下”专制制度的复辟和共产极权统治的建立,使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共产革命学说而建立的“马列党族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在暴力夺权成功后,在国际上所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就是于1919 年3月,迅速建立起由他做“教皇”的“第三共产国际教廷”。然后,既出于他要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野心,更出于他必须以制造欧洲的混乱来维系他那个苏维埃专 制政权的目的,他首先便向欧洲发动了进攻。而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刚刚爆发了共和革命、创建了共和国的德意志。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终于在列宁的一 手策划下,第一次走出了俄国的疆界,在崭新的德意志共和国燃烧起复辟的野火,指挥德国共产党——于1919年4月13日,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发动“共产 革命”,篡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即“苏区”,虽然瞬间败亡;同年他又于正在爆发民族革命的匈牙利发动共产革命,篡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样是迅速败亡。

列宁和第三共产国际监于直接进攻欧洲的失败,乃改变战略,决策“进攻欧洲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 东方、主要是中国,遂成为它主要的野心所在。为此,他才建立了第三国际的共产党中国支部,即中囯共产党,破坏中国的国民革命,诱发中国的共产革命。失败 后,又在我大“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瑞金地区如法炮制地篡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苏联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认宗他的“马 列党族国家”,可谓不遗余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社会主义阵营”。 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马列党族连锁国家”由此而正式出现,并始具规模,虽然它复辟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短命的必然。对此,我就不详细地谈了。然而,需 要看明白的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以及由这一革命所制造的马列党族国家,都是在混乱的思潮和混乱的时代才得以诞生,特别是 在各国“走向共和”的历史混乱和历史阵痛之中,或东欧、东亚一些正在发生民族革命或发生历史变革的国家及地区;同样,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 以及由这一革命所制造的马列党族国家,又恰恰制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更大混乱、痛苦和血泪交迸的社会政治局面,而且只要他胜利了,就是专制制度的复辟成功和 专制统治的卷土重来。犹如恩格斯自己所言:“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虽然,他说的所谓封建,远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的话,恰好证明了,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才正是传统农业社会和传统流民造反的“精神食粮”而已;而由他们所诱发的革命,就正好是对欧洲甚至是亚洲“走向共和”之历史进程的真正反动。现在我们可以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命运了。

【林丹】“共和国”一词,在维基百科等词典中是这样定义的. 共和国是指其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以共和制为其政治体制的国家。然而“共和国”这个名称并不是民主国家的专利, 一些专制独裁国家的国名中,也都被冠以”共和国”,甚至冠以人民共和国. 如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等。再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密友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人民共和国。然而,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的“共和国”并不仅仅在于名称,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性质和内容。那麽共和民主国家,与共产专制国家究竟有哪些不同呢?在了解了中华民国的性质及其命运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命运,从中您将不难发现答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马列中国”

【辛灏年】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马列党族国家”,而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这就是他的性质所在。我们只需要从他的兴起、历史和现状,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历史的事实是:1920年8月,第三国际派东方部长维津斯基来中国联络“先进”知识份子,建立了中囯共产党。“中囯共产党遂被命名为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被第三国际命名为中囯共产党”。

1920-1923年间,前苏联曾数次派人来中国拜谒孙文,希望孙文将国民党改成共产 党,屡遭孙文拒绝。后在孙文处于东西方列强不但不支援中国的国民革命、相反却支援中国的军阀及其混战之痛苦时期,则以支援孙文的中国国民革命为由,给予孙 文广州革命政府一定的经济援助,从而谋得孙文同意——由前苏联全面操控的第三共产国际命令中囯共产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国民党,用维津斯基和鲍罗 廷“背后”对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为了壮大国民党,而是要将信仰三民主义的群众吸引过来,发展共产党……;还要团结国民党左派(即亲共派),孤立国民党中派,打击国民党右派(即反共派)……”。 此后,共产党在前苏联直接指挥下,对国民党实行“挖心战术”,挂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国民党因此而分裂,几至“徒剩躯壳”(戴季陶语)。此 后,中国共产革命得以诱发,中国国民革命阵营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中囯共产党不仅听命苏俄,反对北伐打倒军阀,而且直接破坏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直 至在史达林的直接命令下,公然数度发动武装暴动,企图阻止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大“中华民国”。要不是蒋介石曾于北伐前救党、北伐中清党,北伐后除共 拒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早已失败,无产阶级专政早已在中国建立。

1926-1930年间,史达林曾一再地直接命令中共在中国“号召工农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即“苏区”——就是苏联在中国拥有武装 割据权力的地区,或曰属于苏俄的中国地区。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后,中共进一步在苏联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之下,明确以推翻共和的大“中华民国”、 消灭中国国民党为目标,在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动武装叛乱,实行武装叛乱。第三共产国际甚至直接派遣军事领袖来领导和指挥中囯共产党的“万岱叛乱”。而中 共广州暴动的总指挥部,就是“前苏联驻中华民国广州领事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阴谋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大中华民国“国难当头”。前苏联和中囯共产党认为颠覆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大中华民国的“历史良机”到了。

1931年11月7日,是中囯共产党人和各国马列党族的祖国——前苏联国庆日。虽然它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足两个月,但中共还是在前苏联策划下,如同前苏联在德国篡 立前“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和在匈牙利篡立前“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中国南方的落后农村——江西瑞金地区篡立了国名完全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挂马列相,举苏联旗,唱国际歌,发行印有马克思头象和列宁头象的货币,制造了第二个中国——即“认宗苏俄、不认中华”的另一个中国——马列中国。

自1931-1937年的整整六年间,中共完全无视中华民族的族难和中华民国的国难,自始至终,一意在前苏联的直接指挥和命令下,号召共产革命,发动武装暴动,肆意扩大认苏联为祖宗和认苏联为祖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甚至在失败逃到延安之后,全然不顾自己为救命输诚,为归顺中华民国,而向国民政府所公开发表的“四项保证”,还于1936年春天,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仍然一心要延续他们的马列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7年-1945年,我大中华民族和大中华民国在全面对日抗战中,为卫族卫国,不知流了多少中华儿女的鲜血,不知牺牲了多少中华儿女的性命,但中共却 自始至终地利用国难——高喊抗日绝不不抗战,高喊游击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谋地扩张准备内战,前后整整八年。毛泽东就亲口说他一辈子只干了两件 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说他抗过日!正是在 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岁月里,前苏联在中国制造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只是被悄然地变成了“中共敌后不抗日根据地”。而在中共所有的革命根据地,即在 实际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依然挂的是马列的头象,依然飘扬着苏共的党旗,依然响彻着共产党的国际歌,曾一再地使从抗战陪都重庆来到延安的外国友人莫名惊诧:这到底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当年《大公报》原话)。事实是,正是在大中华民国伟大而又艰难的卫国战争中——马列党族的中国获得了足够的扩张 和发展。第二个中国在中华民族族难当头和中华民国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发展壮大”起来了。

1945年8月15日,中共于日本投降当晚,毛泽东就在延安的窑洞里连续发出的七道命令以发动内战,其后终于打败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劫夺中国大陆,马列中 国——“中华第二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最广袤的大陆地区名正言顺地继承了“中华第一苏维埃共和国”的俄式国统和专制法统。同时,大中华民国败退台湾,重建 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两蒋时代,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真正的中国国民党,依然坚定地继承着大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与法统,直至把台湾建设成了中国第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然而,悲哀的却是,一个中国正式地变成了两个中国,并且分裂分治至今。曾由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台湾分裂势力,和由近年来台湾国民党等党派 的上层亲共势力,所先后和参预制造的今日台湾乱象,却在马列中国已经摇摇欲坠和一定要走向最后覆灭的历史岁月中,企图最后地共同出卖和共同消灭属于我大中 华民族之真正民族国家——大中华民国之目前仅有的“共和地区”——台、澎、金、马地区。

自1949年至今,盘踞了整个大陆地区的马列中国——简略地说:在思想上, 则是“独尊马列、杀尽百家;用夷变夏,用俄祸华”。具体地说,就是:否定民族历史,毁弃民族思想;既要和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的传统思想、政治文化作最彻底 的决裂,又要与近代西方的真正进步文明作完全的切割,疯狂实行“要想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这样一个旨在消灭我中华民族的方针,用 “外族和敌国的倒退思想”来做为“对全中国人民的统治思想”,并为此设立“思想罪和反革命罪”,广设监禁,动辙处决,从而制造了我大中华民族的无尽悲剧, 为中国数千年所未有。所谓“马列贵,中华次之,民为贱”,已然嚣张中华五十七年之久。

在政治上, 则是“独尊马列,复辟专制”,架构被“苏化”了的欧洲中世纪教政合一黑暗政体;全面复辟中国秦以前的早期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严酷的“党族封建制度”,疯狂 地将“出身、成分和血统”标举在这个倒退了数千年的反动政治体制之上;在革命的名义下,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人民之间的恶斗与穷斗,以达成“裂民而 治”的目的。即便是毛死邓兴,虽然要以改革开放即专制改良来救其一党之命,却仍然是持续地“以党为族,因党而贵”,不断地强化其各级党族的特权地位和特权 利益,既为革命抓权,又为革命抓钱,从而制造了中国五千年都从来没有的官场腐败和社会腐败。

在经济上, 则是“独尊马列,消灭私有;实行共产,祸族殃民”。不仅将中国几千年的一切社会正常存在,摧毁殆净;而且掌控着全民的饭碗,迫使全体人民为生存而不得不依 附在共产专制权力的淫威之下,饿死了数千万黎民,百姓竟然不敢稍有怨言。“直至国空民绝毛酋死,方有小平救党无奈唤改良”。却又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即专制改 良之中,使整个马列中国的腐败腐烂成就,超过了他的任何经济改革的成就;使贫富不均和“党民对立”日益进展,直至终于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政治局面 之下。

在文化上, 则是在“独尊马列,杀尽百家”的前提之下,否定民族文化,糟蹋民族文化;制造马列文化,鼓吹阶级斗争文化;用外族敌国的反动文化来改造直至消灭我们民族的 传统文化和世界的进步文化。恪守列宁的“教导”,不仅将文化当成共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玩偶;而且将文化当场成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突破口。岂止是全 方位地糟蹋了文化,甚至还一再地和大规模地制造了“文化狱”,格杀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使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相对自由局面、辛亥之后大中华民国文化的相当 自由局面、和中国文化人的传统自由局面毁灭殆净。即便是在推动专制改良之后,由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被迫弱化,文化局面开始松动,文化自由局部出现,但是, 人民依然没有真正的文化创造的自由,而文化的创造至今竟然不能超越晚清专制改良文化的“自由和水平”,就不说它较之于中国辛亥之后的新文学和大中华民国时 代中国新文学的巨大发展成就,就更是不能一比了。

朋友们,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马列中国在民族认同上,如同刚刚入关的满清八旗一样,仍在以我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大中华民国为敌;在政治制度上,则以其 所建立的“党族封建制度”,将中国的历史倒退到了秦以前都不能相比的黑暗岁月。在经济上虽用专制改良以救命,但因他“改革不改体制,开放不开放社会”,其 结果,自然难逃晚清覆灭的历史命运。在文化上,则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现代中国的应有文化发展,腰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砧之上和专制改良时代的丑恶扭曲之中。

够了,不必再说了。因为,如果我上面所说的,都是事实,尽属真实,那末,倘使我们愿意用一个客观的和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标准,即“爱族和卖族的标准,进 步和倒退的标准”,来比较一下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和马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倒想问一问:马列中国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吗?马列 中国还是一个进步的现代中国吗?

但我还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的亚洲第一共和国大中华民国,“命运遭际实堪伤”,但那也绝不是“天灭民国”。相反,而是“天佑民国”。因为,四百年来,在全世 界,苍天只庇佑真正的共和与真正的共和国,而绝不庇佑虚假的共和国,和马列党族的任何一个倒行逆施的坏国家。历史已经做成了铁的证明。因为只要我们愿意 “比较一下世界共和进程的发展,和比较世界各共和国的命运”,我们就能发现,我们大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道路,虽然一样的艰难曲折,但真的还不是最惨淡 的呢!

爱我们的第一个共和国,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中国;为我们第一个共和国的重建而奋斗,因为她才是我们应该为止奋斗的未来。何况,一百年前,孙文就提 出过“爱国也有爱中华国和满清国之分”呢!难道今天,我们不更应该在监别了历史的真假之后,去爱我们的“中华国”,而抛弃他们的“马列国”吗?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对共和的真信念和对共和国的真信心。因为,曙光必将照耀在大中华民族第一个共和国的全部疆土和美丽国土之上。

【林丹】统一与独立是台湾问题中最敏感的话题,也是一直以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挑拨族群分裂的借口和手段。那麽台湾问题仅仅是“统独”问题吗?究竟谁是“台独” 的始作蛹者呢?面对岛内日益纷乱的党派之争,以及中共强大的统战攻势,台 湾的前途究竟在何方?请您继续关注下期的透视中国节目。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2006年10月8日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康戈迪亚大 学发表的演讲,“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的第二部分 “台湾前途篇” 。

辛亥革命成功
中华民国创立
北伐统一中国
卫国战争胜利
革命复辟较量
共产中国复辟
专制镇压民主
独裁祸害人民
民主选举总统
政党成功轮替
炎黄子孙重聚
民主共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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