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菲訪談】專訪韓秀(二):倖存者有責任告訴世界真相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8月27日訊】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

我們今天要採訪的嘉賓是一位有著非同尋常經歷的女士,她是中美混血兒,出生在紐約。不到2歲,被帶回中國,這一待就是30年。她成長的歲月正遇上文革,歷經無數磨難,而她衝出中共鐵幕回到美國的經歷,同樣驚心動魄。她是1979年美中建交前後,滯留中國的美國人回到美國的第一人。回到美國12年後,1990年她出版了自傳體小說《折射》,自此開啟了筆耕生涯。

她迄今已經出版了50多本書,並榮獲了2020美國總統國家與社會貢獻獎。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作家韓秀來跟我們講述她的故事。

接上文:【方菲訪談】韓秀:驚心動魄闖北京美聯處(上)

結婚後有時間 開始考慮寫書

主持人:所以您回美國的時候是1978年嘛,那個時候是美中建交的前一年,然後您是1990年出版《折射》這本書的,中間過去了12年。那您是什麼時候動念要把中國的經歷寫成書,還是說您一直都在想這麼做?

韓秀:沒有,我念書的時候我的數理化特別好,我非常想做一個造船工程師,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將來會成為一個,做一個作家。那麼我回到美國以後呢,你看過那本《多餘的人》你就知道了,就是齊邦媛教授說的,我在華盛頓就成了香餑餑了,所有的人都撲過來說,你告訴我們這個,你告訴我們那個,包括這個《國家地理》雜誌,而且我在美國外交學院教書,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那麼我在那兒教書,不但在那兒教書,而且晚上我還在Johns Hopkins(約翰‧霍普金斯)兼課,而且我還拚命念英文,我忙死了,真是忙得不得了,根本談不到寫作這件事情。

直到了1982年,我跟Jeff結婚,忽然我就有時間了,對不對?我跟他結婚,而且我得跟著他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我不能把外交學院放在肩膀上,我也不能把Johns Hopkins背在背上,對不對?我必須要離開,我得做點什麼,做什麼東西,做什麼事情,我可以不用退休,可以一直做下去呢?寫作。那個時候我的身體非常不好,背痛,我剛才講到背痛就是這個痛,這個痛,痛到我簡直是連鞋子都穿不上。

這種情形之下,我就寫《折射》,我怎麼個寫法,我能活到我寫完嗎?很難說,所以就變成了一個一個的故事,就像一串珍珠一樣,而且很多都是別人的故事。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不說出來,誰也不會知道了。在新疆發生的事情、在山西發生的事情、文革的事情,如果我不寫的話,那不是太對不起自己了,所以我就儘可能地寫,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實際上我們外交學院的這個外交官們,他們學中文的,一年的學習在華盛頓,一年的學習在台北陽明山上,然後才派到這些講華語的地區去。那麼Jeff的工作呢是這樣,他在華盛頓念了一年,在台北念一年,然後派往北京美國大使館。那是1983年的事情,所以1982年到1983年,我有這一年的時間在台北,在陽明山上。

在台灣大學學中國三十年代文藝思潮 在北京寫書

在陽明山上,那外交那兒也有外交學院,他們就跟我說了,那你就來教書了,我說我到了台北我還要教書嗎?我去念書好了,我家的隔壁就是文化大學,所以我就跑到文化大學去選了一年的課,選的正好是李超宗教授的課,談的是中國三十年代文藝思潮。

我們這一接觸,這位教授真的是對我好得不得了。而且好奇怪的那年輕的孩子們後邊忽然坐了一個外國人,然後就講一口京片子,然後這個一堆故事。所以他就把台北《聯合報》的瘂弦先生,以及台北的重要的作家們全都介紹我認識。所以我到1983年到了北京以後,寫短篇小說都是通過外交郵袋直接寄到《聯合報》。那個時候這些小說就發表出來了。

這個發表之前,我還去請教了美國的律師,我說我人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然後外交郵袋送稿件到台灣,我這同樣的一個中文名字合適嗎?那個律師說你得有個筆名比較像話,所以韓秀這個筆名就出現了,所以韓秀就在《聯合報》寫小說,而且寫那個小說都是關於北京、關於中國、關於種種的黑暗,真是歷歷在目啊。

啊!這個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就有人問我說,嘿!Teresa,你知道不知道一個叫韓秀的人啊?他在《聯合報》上寫小說,他可對咱們這點事兒門清,你認識不認識這人?我說沒聽說過。三年以後,我們告別北京,Jeff派駐聯合國,是這個美國駐聯合國使館的工作。

我們也不是從首都機場,我們還是坐火車到香港,從香港飛。離任的時候,那個作家協會的人在火車站送我。再見!韓秀。

主持人:人家也門兒清。

韓秀:最後才門兒清,太晚了吧,對不對?我這事兒是跟他們這不管什麼事兒,我都比他們快半拍。你別快一拍,快一拍,太快也不行,你也不能慢了,慢了你就完蛋了,對不對?所以快半拍正好。

從煉獄出來的人 在新疆被砸暈三天

主持人:對。我看您書中有一個地方就是說,就說自己是從煉獄出來的人啊,然後我就在想說,因為您剛才講的這個在新疆被一槍托的砸暈三天,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一個故事。不管在山西、在新疆,在成長過程中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還有包括這個這種在新疆去搬死人……

韓秀:對,那個那是特別有意思的事情。

主持人:對,就說就是您寫這個書的時候,您就是重溫或者面對那些年的經歷的時候,什麼樣的感覺?什麼樣的心情?您覺得當時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這種體制、這種制度對人最大的摧殘是什麼?

韓秀:哎!這個中國這個體制,它的態度是這個樣子的。它希望所有的人都俯首稱臣,希望所有的人都變成他們的工具。如果你不肯,它就要從思想上改造你,它改造的辦法是把你送到比方說監獄、比方說勞改隊、比方說勞改農場,比方說,這種各種各樣的。但是如果你還是不肯接受的話,它要你在靈魂上屈服於它,但是如果你不肯,它就從肉體上消滅你。

這就是為什麼北京那個派出所的工作人員會問,第一個反應就是你怎麼活著回來呢?那是一個必死無疑的地方嘛,對不對?你居然能活著回來,你看他這反應多徹底,多明白,就是這麼一回事啊。但是如果要是你不但在靈魂上不肯屈服,而且你還活著走了出來,那你不是就贏了嗎?那你不就是成就了一個倖存者嗎?一個倖存者是有責任的,這個責任就是把你經過的事情,實實在在告訴這個世界。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所以像您說的,您能在這個情況下倖存下來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像您這個還不只是倖存。我看您的書,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當時您一個學生,很好的學生問您說,在那樣的環境下,怎麼保持人的尊嚴?然後您好像就是說,您在這個環境中,甚至沒有寫過一次檢查,是吧?

要我寫悔過書 我寫信給華國鋒和黃華告狀

韓秀:沒有。不寫,他們逼我在公安局,一定要我寫悔過書,說我衝擊什麼美國聯絡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中國什麼這個那個的,就是反革命行為,而要我寫悔過書。把紙攤在面前,筆放在那兒,然後就跟我說,你不寫,你就不用想走出去那個門。我說寫沒問題,寫東西我最會了。你知道我寫了什麼?我寫第一封信是寫給華國鋒,我就痛斥這個公安局的無理,公安局的混帳,然後我就跟華國鋒主席說,我說我是美國人,我沒有別的事情,我只是要回家而已,請你讓我回家。

華國鋒這是第一封,我還沒完,我第二封信是寫給黃華,他不是外交部長嗎?是不是?所以我就是告訴他,我是一個美國公民,我在中國已經30年,我歷經了所有的苦難,我現在就是要回家。我寫完了我就把它交給他們,我說我寫完了。他們一看,寫給華國鋒,他們不能不轉,寫給黃華他們也不能不轉,他們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他們是什麼東西,對不對?他們必須得這樣做。他們就轉了,我也就走出去那個門了,反正我該寫的東西我都寫在裡頭,我痛駡那個公安局。什麼東西他們!

過了沒有幾天,華國鋒那邊還真有回音來了,說什麼此信很好,按政策辦。這什麼意思啊?不知。黃華那邊就陰險。黃華說,這封信我們看了,說的如果某某人要到美國去,他首先必須放棄中國國籍,辦一個手續放棄中國國籍,申請加入美國國籍,然後我們就可以放行。這不是圈套嗎?我如果說我要放棄中國國籍,沒證明我是中國人、中國公民,這種陷阱我當然不會掉進去。我不幹,我不理他。就這樣。所以不要說是任何其它的地方,什麼什麼鬼事要寫檢查,你就是在公安局的審訊室裡頭,我也不寫,我是這麼回答的。

主持人:我覺得在當時,如果當時因為要回美國,我覺得還可以理解,但是就是您18歲的時候,17、18歲的時候,因為剛才不是說到,就是您高中畢業,這個黨委書記要您跟您父親劃清界限,說如果劃清界限了,您就可以上大學。不劃清界限,您就要去山西插隊。那個時候您連您父親的面都沒有見過,您為什麼這麼決絕的?我肯定不會劃清界限的?

韓秀:父親的血留在我的血脈裡,我沒有辦法劃清界限吧。還有我從小的時候,我外婆是跟我父親見過面的,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喜馬拉雅生命線的工作。我外婆一直跟我說,這個喜馬拉雅生命線也好,是當時的陪都重慶也好,他那個時候,她說那個時候是中華民國最最艱難的時候。

她說而且在美國的支援之下,我們贏了這次戰爭,對不對?她說你的父親不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和支持者。我從小我外婆就跟我講這個,她說你在外頭碰見的那些鬼事,你不要完完全全地放在心上,你要記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

我從小我外祖母是跟著國民政府,她是國民政府工作人員,她跟著國民政府坐船、走路,一直到陪都重慶。那個時候我外婆就跟我講,那個時候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日本人打出去,沒有別的。她說那個時候,我們的心只有這麼一件事情在做,而這些美國人在幫我們,其中有你的父親,就是這麼樣一個人。

不能為了名利 背叛做人的大原則

我怎麼能夠背叛我的父親?我怎麼能跟著他們胡說,說我的父親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如果我這樣去寫了,那將萬劫不復,我永遠都不會原諒我自己。人不可以,不可以做背叛正義的事情,你不能夠去背叛一個真正正確的東西。

我只有17歲。不錯,一點兒前途都沒有,根本看不見光明,但是我不能夠做對不起我自己、對不起我父親,對不起我外婆的事情,我不幹。

主持人:我印象中好像您外婆還跟您說,就是背叛這個的人,沒有什麼好的結果,是嗎?

韓秀:我外婆是一個非常智慧的女人,她說不管是誰,不管哪個政黨都痛恨叛徒,連共產黨都痛恨叛徒,對不對?所以你要是違背自己而去委屈自己,委曲求全吧,咱們這麼說,委曲求全的話,那真的是沒有未來了。外婆說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們現在不一定能夠看得見的,但是我們可以爭取去做,而且我們不能夠去做違背良心的事情,就這麼簡單,其實這就是一個傳統道德而已,對不對?就是一個傳統道德嘛,是不是?

你不能夠說是為了利益、為了什麼,是為了名利,或者是為了什麼其它莫名其妙的東西,而去背叛你做人的大原則,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不幹。我甚至到了最後了,就是黃華說了,你這做這個那個,而且甚至美聯儲給了我一封信,居然我還收到了這封信,滕祖龍先生,信裡頭寫得清清楚楚。

不管中國政府給你什麼旅行文件,你都接受,你只要離開就可以了。這是告訴我,不管什麼東西他們塞給我,我都可以接受。那個時候他們拚命要塞給我一本中國護照,我不要這本中國護照,但是我沒有這本中國護照,我就不能夠跨過那個羅湖橋。所以他們一定要塞給我。

滕祖龍先生說:不管什麼旅行文件你都拿著,你過了羅湖橋你再把它扔掉都不要緊了,就是你一定要活著走過去,走出去,走進香港,就這麼回事。

主持人:您覺得為什麼那個時候那個黨委書記要給您一個選擇,就是說你要嘛就劃清界限,你就可以上大學,不劃清界限你就要去山西。他為什麼不直接就是說,因為你成分不好,就直接把你弄到山西呢?發配到山西?為什麼要給您這個選擇?

韓秀: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如果當時1964年這件事情成功了的話,我還是今天這個人嗎?我不也就變成他們的工具了嗎?他們還是給我機會,讓我變成他們的螺絲釘,對不對?可是我不要做那支螺絲釘,我要做一隻鳥飛出去,我要自由。

但是你寫了這個東西以後,你就把你的自由斷送掉了,對不對?如果我寫了那個東西,我今天哪兒還會是今天的我呀?這是不可能的了。今天我什麼話都敢說,我什麼話都可以說,因為我從來不說謊,我從來不做對不起人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就像您說的,他們那個時候就是想先要把……讓您把靈魂出賣,然後他們就……

韓秀:沒錯、沒錯、一點兒錯都沒有。但是如果我不肯呢?他說你去吧,死路一條,那條死路等著你。

主持人:就古拉格一樣的。

韓秀:古拉格,是一樣的,完全一樣。新疆就是中國的古拉格,一點兒都不錯,你說得完全對。

主持人:在以後我們可以再多聊些新疆和其它國內的故事。但是因為剛才說到您外婆,我很想聊一聊您外婆這個人。我知道您說就是您小時候,因為外婆教您《三字經》、《千字文》,就是很傳統的中國的教育。然後也因為外婆的緣故,您跟中國的很多知名的作家有這樣的緣分,包括老舍先生、包括梅蘭芳什麼的。能不能跟我們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

外婆出生江南書香門第 中國傳統大家庭

韓秀:我外祖母是在我的《多餘的人》那本書裡頭有一篇是關於我外婆的故事。我外婆是出生在江南的書香門第裡,大家庭。她父親有六房太太,每一位太太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自己的生活呀。她是第六房的第二個孩子,上面有個哥哥下面就是她。很多人現代的很多年輕人,大概看巴金的小說以為這些大家庭都是罪惡之家,滿不是那麼回事兒。

其實大家都太太平平挺好的,都沒有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情。然後我外婆的母親家傳會修理繕本書,所以這一套絕活我外婆的母親也傳了給她。所以她18歲的時候嫁到無錫,就是她先生家的時候,她母親也給她所有的工具都帶著過去。而他們的婚姻是傳統婚姻,兩個年輕人從來沒見過面,都是父母指定的。

主持人:媒妁之言。

韓秀:我外婆告訴我說他們拜天地的時候,她從蓋頭底下悄悄地看,看她那個先生有手有腳,她就很高興他不是殘廢人。哎呀,好開心的。然後等到他們進了洞房,她先生把她那個蓋頭掀起來的時候,她都樂得快暈倒。她說那麼漂亮、周正、健康的一個男人,哎呀她樂死了。

所以夫妻感情很好,而且她的公公又是一個極開明的大地主。他覺得只有土地不夠,這要發展工商業,這中國的前途需要民族工業,要金融什麼都要發展。所以就送兒子到日本去,兒子說我受不了日本下女,我太太得跟我去。老先生說,沒問題、沒問題,你們倆個雙雙都去。所以他們在家鄉先學了日文,然後就到日本去。

先生在前面課室裡,布簾子後面都是這些日本太太跟我外婆準備茶水什麼。然後簡單地說,回到中國之後,在交通銀行負責任做事的是我外婆,在家寫字、畫畫、唱京戲的是我外公。

所以梅蘭芳指點過他。梅老闆,我們叫梅老闆,他跟梅老闆唱戲,打漁殺家什麼的。就梅老闆點過他的戲,梅老闆也點過他的戲,所以他們唱堂會什麼挺高興。梅先生在抗日的戰爭期間,蓄鬚明志,不唱戲,就是不給日本人唱戲,一句話。非常有骨氣的。

那時候我外公已經去世了,我外婆已經在國民政府做事,但是因為這麼深的交情,因為佩服梅先生的為人,所以也幫過梅先生的忙。因為他養一大堆人,他不唱戲這一大堆人可沒法玩了。所以很多人很多人資助他,我外婆是其中一個。那麼這樣的話49年之後,我就常常有戲票來,這戲票是梅先生給的,梅老闆給的。所以我看過梅老闆的戲,也見過梅老闆的人。

至於老舍先生是在上海接船,1948年9月19日那一天,我正好兩周歲,搭乘美國政府送給中華民國政府最後一艘軍艦。抵達上海的時候,跟他們,Doctor Sweft & Mrs. Sweft跟他們的小兒子John還有我,我們這四個老百姓都在軍艦上。下船的時候接船的人,就是我外祖母和她的表侄女趙清閣女士。趙清閣女士是舒先生的老朋友,也是他們青年時代的合作者。舒先生開始寫戲還是趙清閣的主意呢。所以說是很好的關係,那麼所以我從小就在舒先生家跑來跑去,就是老舍先生,所以我寫小說很多人說你有京味、有舒先生的味。

主持人:所以您在離開北京之前,就是一直時不時地會去老舍先生那裡,是吧?但是當時……

韓秀:我最後一次見他是1964年,1966年他就跳湖了,文革期間。1966年8月。

主持人:當時他有預感嗎?就是這個運動的風暴。

韓秀:那個時候是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那些亂七八糟的。舒先生最後送給我的四個字就是「吃飽穿暖」。他覺得我如果能夠吃飽穿暖,我應該就不錯了,結果就是我也吃不飽、我也穿不暖,熬了12年。

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學寫正體字

主持人:所以您跟外婆身邊的人還有這一直長大的,就看您寫的文字、還有講的事情、還有您的想法,就感覺您對中國傳統文化其實了解的很多。可能比很多中國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還要多。那您怎麼看……

韓秀:這個事情是這個樣子,傳統文化當然有其精華、也有其糟粕,任何文化都有,對不對?但是我的運氣好在就是我念的都是特別好的,然後我又起步早,我四歲開蒙。四歲開蒙就《三字經》、《千家詩》、《千字文》就唸,然後我外婆她是一個非常智慧的女人。

她絕對不去一個單位工作,她幫中國書店修書。那個時候到處都是殘篇,剛剛內戰結束一蹋糊塗,都是用麻袋送到家裡來。那我外婆就把它捚出來,古書又沒有斷句沒有標點符號的,你得懂得斷句,然後你能把它重新修復。修復了以後,再送到中國書店去。

所以在修復的過程當中的那些斷簡殘篇都是我的課本,都是我的課本這個可好了。這我就哼哼哈哈地唸,然後照著寫,然後學寫字。所以1956年中國政府頒布簡化字的時候,我早已經能寫能讀,所有的好東西都吃進去了。然後我外婆就跟我講,她說這個簡化字,這是欺師滅祖。她說絕對不是好東西,絕對是錯誤。她說你怎麼辦呢?你在學校裡寫簡體字,一定得寫,你不能不寫簡體字,不行。

你教育還得繼續,是不是?然後你在家裡頭你就繼續寫正體字。所以十歲的小孩已經人格分裂,而且腦筋清楚。在家裡頭絕不寫簡體字,在學校裡絕不寫正體字,清楚極了。你說說看,那個時候的人有幾個人能這樣做,對不對?

韓秀:傳統文化……但是共產黨的一大堆湧到面前的時候,他還不是得隨波逐流嗎?他這一隨波逐流就不對勁。我的情況不一樣,就是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把我看成自己人過。我一直是個外人,我一直是個邊緣人,但是這給了我極好的機會。

我站在邊上看他們到底在幹什麼。很多人不能啊,很多人都陷在當中。要升學、要工作、要結婚、要成家、要生小孩,普普通通的事情你都得跟著他們走。你不跟著他們走,你啥都沒有,你連房子都沒得住,不是嗎?對不對。我沒這些麻煩,反正老早八早就被他們趕下鄉去了,那就拉倒了。等到我從新疆回來,我已經根本沒心沒肺,絕對不要繼續在中國,所以我就往外往回走了,往美國走了。

主持人:所以您剛才說的是正體字,您沒有說繁體字。

韓秀:正體字,什麼叫繁體字?繁體字是什麼東西?繁體字1956年才生出來,正體字已經有1,800年的歷史。正體字這三個字,這個詞彙已經有1,800多年的歷史。可是繁體字是1956年才生出來。

主持人:相對於簡體字,中共就說……

韓秀:簡體字是簡繁,它是對照。簡當然比繁好,是不是?它已經有了那個先入為主的東西在裡頭了。它有了簡體字以後這非常可怕呀。你想想看有簡體字是1956年,1956年到現在多少年了?70年了吧,對不對?快六七十年了。六七十年那是兩代人啊,那這新的人們、年輕的人們,如果他不認識正體字,沒有看見過正體字。到了美國,你看看他困難不困難,他想看《世界日報》他都有問題啊,是不是?都得找本字典。

因為由簡體入繁、由簡入正體字是很困難。可是識正體字,簡體字很容易,你只要切掉頭或者挖掉心或者剁掉手、剁掉腳就是簡體字了。可是你只認得那個缺手缺腳的字,回到正體字可不太容易,對不對?你比方說現在有些作者是從大陸來的,他們靠電腦把簡體字變成正體字,結果呢?茶几的几就變成幾何的幾。因為他不知道哪個是對啊!這非常可怕的。

而且你說那些典籍,你比方說《論語》、比方說《資治通鑒》,然後現在出版的都是簡體字本。你知道他們刪掉了多少?你念的是完整的《論語》嗎?絕對不是,因為它一定要刪節嘛。你《二十四史》原來這麼大一堆,現在《二十四史》變成這麼小一塊。那些到哪去了?沒了。為什麼沒了?因為它跟共產主義不合拍。你想想看這個傳統文化遭受到的不是浩劫是什麼呢?

共產黨摧毀人的尊嚴

主持人:所以您好像在一個採訪中說,共產黨摧毀了這個傳統文化。那您覺得它摧毀的是什麼東西?

韓秀:這個摧毀的這個傳統文化裡面有很多的好東西,尤其是一個人,你比方說人的尊嚴,人應該怎麼樣做人,在天地之間你應該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態度,這些東西現在到哪裡去找呀,對不對?大家賺錢就好了,大家只要沒病就好了,還有什麼,是不是?房子越住越大就好了。這都不對的了,不是這麼回事。

人存於世,它有意義在,對不對?那這個意義是什麼呢?你看看你現在你去跟年輕人談談看,這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你傳統價值……你就像文革似的,造反,孩子造父母的反。可是傳統文化可是告訴你,你要尊重父母的,是不是?父母愛孩子,孩子要尊重父母,這不是傳統的東西嗎?

但是文革的時候,他們要說你父母是反革命,你不跟他們劃清界線嗎?你當然得劃清界線,你還得站在台子上去就罵他們。這些東西你以後留下來的這些後遺症,你怎麼樣去解決啊?

當年曾經批鬥過父母的這些孩子們長大了以後,他們心裡頭如果還有愧疚的話,那還好。如果沒有愧疚的話,他還是個人嗎?對不對?你這些事情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不只是說文化、不只是說你看的這些書面的東西、字面上東西,還有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方式、你做人的態度,你對國家、對民族、對人,這一些都是重要的。

人有信仰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再有一個便是信仰。我愛說這個信仰,很多人都說,喔不能談宗教不能談信仰。為什麼不能談信仰?人有信仰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人沒有信仰上邊沒有天、下邊沒有地,你什麼都沒有啊,是不是?人是要有一點信仰的,不管信什麼,這個東西都是很重要的。你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你說到新疆的事情。你說新疆的事情這到底為什麼?為了什麼這一些能歌善舞的維吾爾人弄得慘得不得了?我說沒有別的就是信仰。因為他們的信仰是伊斯蘭,是《可蘭經》,不是共產主義。這共產黨受得了嗎?受不了,對不對。

你說基督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一貫道也好,這些人他們都有信仰,還有包括法輪功也好,都是信仰。他們有信仰的時候,他們知道他們應該做什麼,他們不相信那個共產主義,這就是關鍵。我曾經在一個完全沒有信仰,把信仰剷除得乾淨得不得了的社會裡,生活了30年。

可是我回到美國以後,很自然地就走進教堂去。我的婆婆去一個天主教堂,她星期天去一個天主教堂,她的孩子們都不怎麼跟她去。她穿得整整齊齊,戴上帽子,拿著她的包,準備走出去到教堂去了,星期天。那她的先生、她的孩子們都拿著報紙擋著臉,就我一個人看著她,我說媽媽我跟你去。所以我陪婆婆去。

我們83年到86年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工作,我照樣跟我在北京的老朋友聯絡。其中一位老朋友的太太就是地下教會的負責人。她跟我說……我回美國,我說你要我帶什麼?我說你這物資缺乏,你要我帶什麼?她淚流滿面,她說念珠。她要念珠,我說沒問題。我什麼都答應,我們去香港的時候已經幫他們買了很多《聖經》回來。

然後我回到Connecticut(康州)看到我婆婆,然後我就講到這個事情。我說我的一個朋友她需要念珠。我的婆婆端來一個盒子裡頭全是念珠,她說你把這個送給她,是我的心意。我說媽媽你把這些念珠都給了她,你用什麼啊?她說我在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度生活,我隨時可以有新的念珠,你把這些給你的朋友。所以我就全部帶回北京送給他們。信仰,太重要了,一句話說不清楚。

主持人:對,所以共產黨才拚命地要打壓信仰,但是這個東西能給人力量。

韓秀:是底線啊,對不對?你說那些穆斯林,你說那些天主教徒,那是他的命根子他怎麼會放棄?不放棄,好,關起來。關起來怎麼樣?關起來他還是照樣信他的《可蘭經》,關起來他還是照樣地在心裡頭默念他的聖經、做他的禱告。那是沒有辦法的。共產主義那種東西是沒有辦法代替傳統信仰的,絕對沒有辦法。

主持人:所以就像您說的它是人的天性,人跟神的這種關係、對神的這種信仰,它是天生的。

韓秀:人跟神的關係是人類文明非常重要的部分。人跟物質世界關係、人跟人的關係以及人跟神的關係,就這三大關係組成人類文明,不是嗎?這才是真的。

主持人:那非常感謝,韓秀,今天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我覺得特別特別地受益,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經歷也是很值得談的。包括您回到美國以後,在國務院教中文,包括您在《國家地理》雜誌教他們怎麼分辨新疆照片的真偽等等。那這些我們就留待下一次訪談,再一次請您來講那些故事。那今天就先到這裡了,非常感謝。

韓秀:謝謝您。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那也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方菲訪談》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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