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目:孔子誅殺少正卯 惹惱了誰?

公元前499年,孔子被魯定公任命為大司寇,主管魯國司法。據記載,孔子當即「有喜色」。有門人說:「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說:「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意思是說,我之所以欣慰,是因為終於有了機會去提升百姓道德,以此匡扶社稷。

當時魯國有個大夫叫少正卯,與孔子同等官級,亦擅長講學。少正卯舉辦講座,頗有人氣,孔門弟子經常被大批吸引去,以至孔子課堂「三盈三虛」,只有孔子認為最有仁德的顏淵定力較深,從未去過。

孔子被任命大司寇僅七天,即公開誅殺少正卯。弟子得知消息,皆去圍觀,嘴裡雖然不說,心裡卻都有一個共同的疑問。性情直率的子貢(端木賜)後到,問出了大家的疑惑:「少正卯是魯國顯達之人,您為政剛開始就殺他,是否欠妥?」

孔子回答說:「賜啊,我告訴你原因。大惡之人有五種,大大小小的盜賊都不在其列。第一是:心達而險;第二是:行辟而堅;第三是:言偽而辯;第四是:記丑而博;第五是:順非而澤——五者居其一,就應該被處死,而少正卯五者兼具。所以他到哪都能聚徒成群;散布邪說卻能蠱惑人心;排斥正的、以邪為正,卻能自圓其說。這是小人中的桀雄,不可不誅。所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裡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這七人,雖處不同時代,心術險惡如一,不可不誅。《詩經》說:『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品行不端的人成了氣候,最令人擔憂。」

孔子參與治國僅三個月,魯國百姓安居,路不拾遺,民無爭訟。

關於此案的記載,最早見於《尹文子》和《荀子》。南宋朱熹首先對此案真實性提出質疑,此後歷代考證者,多有附和朱熹之說。朱熹的原話是:

「某嘗疑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為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朱子語錄》卷九十三)

「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舜典象刑說》)

聖人無殺心。儒家主張「殺一無辜雖得天下而不為」。《論語》記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說:「子為政,焉用殺!」順此推斷,孔子用政,絕不嗜殺,更不會因言治罪,成為「文字獄」的開先河者。

朱熹及後人的質疑站得住腳嗎?

耶穌門徒在耶穌遇難前後的表現,是後人堅信耶穌死而復活是歷史事實的最重要證據之一:耶穌遇難之前,門徒都躲得遠遠的,儘量和耶穌保持距離;而耶穌遇難之後,門徒卻轉而積極弘道,堅定信仰,直至殉道。很多牧師認為,眾門徒轉變如此之大,一定有個不可思議的誘因,這個誘因,就是他們親眼見證了耶穌死後復活、在多處顯神跡,自此堅信耶穌的確是個神。

從孔子在世到南宋朱熹首發對此案的質疑,大約有一千四百年。在此期間,百家之中,未曾有一人質疑此案真偽。假如《尹文子》和《荀子》中關於此案的記載系偽文,是他人假託(或者像有人推斷,就是李斯、韓非為宣揚法家而作偽文),則在同代的儒生中以及後世一千四百多年間,關於此案的真偽之辯應當此起彼伏,在秦漢之時恐怕就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哪裡用得著等到南宋。尤其兩漢時,此案流傳廣布,包括《史記》在內的典籍多有引用,卻無一質疑。兩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是儒家用世的時代,哪能聽任「陋儒」、法家之流「捏造」孔子殺人的典故。

在質疑者中,有兩種聲音,卻是互相矛盾的。一種以朱熹的「欲尊孔子之道而作為」為代表,認為此偽案是孔子生平的「添彩」之筆;另一種說法認為,既然專事貶斥孔門的《墨子》書中沒有記載此案,則系偽案無疑。這顯然認為此案是用以抹黑孔子的。這兩種不協調的聲音無疑更削弱了質疑的力度。

質疑聲中,還有一個觀點:以一個大夫誅殺另一個大夫是不可能的。歷史記載:「孔子為魯司寇,語魯定公曰:勇而有謀,此亂天下也。君可殺之。定公誅少正卯也」(《劉子新論》北齊.劉晝)。孔子促魯定公殺少正卯,必須用國君能聽的懂的語言,但未必是孔子誅殺少正卯的內心真實想法。

至於朱熹認為當時其它書籍中鮮有記載,故而此案可信度不高。少正卯既然能迷惑孔子門徒,且孔子行非常手段之時,門徒更加不解,這說明當時能理解孔子做法的人太少。即使同代之人,對此案褒貶很難把握分寸,為尊者諱,少說為好。
歷代記載中,後人對孔子這一非常之舉最能讀懂的,大概當屬東晉光祿大夫顏含。據《晉書》

列傳第五十八記載,時人談論少正卯、盜跖哪個罪孽更重。有人說:「少正卯雖惡,不至於像盜跖那樣殺人、吃人肉,當然盜跖更惡。」顏含說:「做惡做在明處,人人都知道他該死;隱藏很深的奸邪,只有聖人能察覺並除惡務盡。由此言之,少正卯更惡。」聽聞這番話,「眾咸服焉」。

中華文化,從宋朝開始走下坡路,也正是從宋朝開始,文網一代比一代嚴密。朱熹晚年曾被冠以「少正卯」之名彈劾,從此抑鬱而終。朱熹強力質疑孔子誅殺少正卯案真偽,大概他其現實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吧。

筆者認為,孔子誅殺少正卯,絕非出於一般意義社會治理的考慮,不是出於對少正卯現實危害性的預防,更不是現在人猜測的孔子出於妒忌和報復。孔子出手迅疾,誅殺少正卯,一定出於某種「遠慮」,這個遠慮就是:擔心少正卯散布歪理邪說敗壞世人道德。這種敗壞,雖然不是現實的危險,但會構成隱患,禍及將來。當時盛行遊說,少正卯的邪說又頗具迷惑性,假以時日,一旦散布開來,不僅是魯國的禍害,也是天下人的災難。

少正卯比之強盜,還應有另一番計較。

我們看《水滸傳》知道,強盜的最高境界是「扶正」,要麼自己當皇上,要麼被朝廷招安。也就是說,強盜對自己的職業也有恥辱感,不會指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做強盜。從這個意義上說,強盜一般不會繼續造就強盜,強盜一般也不會造就出個少正卯,專業不對口。

但少正卯卻大不相同:通過散布歪理邪說,一個少正卯可以造就千千萬萬個強盜、造就千千萬萬個少正卯,且不會有恥辱感。

歷史走到今天,此案的真假已經不是特別重要,更重要的是這段記載給當今人類留下怎樣的思考。

結合《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我們回頭看看共產思潮在人類的蔓延過程,可能更容易理解至聖先師果斷出手誅殺少正卯良苦用心。

信仰邪教的馬克思在世時還沒有掌握任何暴力工具,只能用筆散布歪理邪說。如果說他是一個少正卯的話,馬克思死後,被歪理邪說蠱惑並掌握暴力工具的共產黨黨魁,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已然成為少正卯加盜跖式的邪教教主。有什麼樣的當政者,就有什麼樣的民眾,當今中國道德淪喪、慾壑縱橫已然到了「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僅以毛澤東為例,讀過他的有「霸氣」的詩詞(實際是邪氣)、他的「雄文」幾卷,對照海外揭露他本來面目的幾本書,我們會發現,孔子用以描述少正卯的五個特點,毛兼而有之。有好事者可逐一對照揣摩:

一、心達而險——野心勃勃,用意險惡

二、行辟而堅——行為邪僻,樂此不疲

三、言偽而辯——鬼話連篇,氣壯山河

四、記丑而博——專汲糟粕,發揚光大

五、順非而澤——取悅人欲,放大執著

在此僅分析第五條「順非而澤」。有人說,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廣告商,其最有代表性的廣告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他煽動農民消滅了農村的有產群體,以及這個群體所承載的文化和道德。毛髮起的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對「順非而澤」的成功利用。

姓名中同樣有個「澤」字的邪教教主江澤民,其信條是「悶聲發大財」,其在縱容黨官、世人迷亂於物慾、情慾、淫慾中,以及對法輪功的血腥迫害中,更是把「順非而澤」推演到極致。

二十世紀初,感覺報國無門的知識界,把一腔怨氣撒向幾千年所謂封建專制。順著「打倒孔家店」的暴戾之氣。毛澤東因風吹火,在二十幾歲時即寫下批判孔子的文章,從此不可收拾。毛一生罵的最多的古人就是孔子,到了晚年,更是煽動全國人民陷入批孔的癲狂狀態。毛對孔子發自內心莫可名狀的仇恨,可能原因眾多,但在這眾多原因中,一定有一個是最能戳了毛痛處的。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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