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孫立平先生提出了一條改革分三步走的路徑，即由反貪開始，撬動權力，然後除惡政，施憲政。另有人則不讚成他的想法。認為現在的反貪腐，只是一種權力鬥爭，是政治清洗，既不可能徹底，更不可能導致憲政法治。只有建立民主制度，依靠人民的力量，才有可能實現體制轉型。
其實，任何體制變革，都伴隨權力鬥爭。權力鬥爭不一定帶來體制變革，但體制變革一定有權力鬥爭。專制體制會帶來無窮無盡的、或明或暗的權力鬥爭，絕大多數的鬥爭是爭權奪位，但也有帶來體制進步的。1976年毛逝世後，權力中心倒塌，引發一場權力鬥爭。抓捕「四人幫」，正是這一權力鬥爭的表現。而這種權力鬥爭的最終結果，帶來改革開放，即體制的重大變革。雖然後來改革開放走樣，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矛盾確實得到根本性緩解，經濟發展開始步入正規。也就是說，文革結束後的高層權力鬥爭，是八十年代體制變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現在的形勢與毛逝世時相仿。如何擺脫困境？歷史經驗或可借鑑。
一，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形勢與文革結束時相仿
1，經濟處於崩潰前沿。房地產危機，債務危機，超發貨幣引發的通脹危機，以及環境惡化的危機，正處於全面暴發過程中。中國GDP可由貨幣堆積起來，也可由貨幣打入深淵。中國以前所有能夠提升GDP的措施，如四萬億，現在都成為誘發經濟崩潰的原因。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也處於崩潰前沿，雖然現在的經濟與那時的經濟不處於同一水平，尋致可能崩潰的原因也不盡同，但經濟岌岌可危，卻是同樣的現實。
2，民間積怨甚深。那些下崗工人；那些失地農民；那些因思想信仰獲罪之人；那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民眾幹部；那些因謀生，因上訪，而被打，被勞教，被精神病的人；那些私有民營財產被無端剝奪的人等等，已經構成中國目前社會動亂的根源。文革結束時，也有地富反壞右，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階級敵人，有投機倒把分子等等。從人數上看，現在對政權抱怨之人，決不會比文革結束時更少。
3，政治思想領域爭論激烈。中國是要搞市場經濟還是權力經濟，是實現憲政法治，還是黨領導一切。爭論的焦點在「中國模式」上，這樣一個少數官員致富，依靠出賣資源，剝奪人民，污染環境的發展方式究竟是成績，還是禍害？現在有不同看法。文革結束時同樣政治思想領域爭論激烈。爭論的焦點是文革究竟該不該搞，是一場災難，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方法？直到現在，這場爭論還未止息。
4，權力同樣出現多中心，權鬥激烈。而且現在激烈的程度甚至過於毛逝世時，那時只是政治爭鬥，現在還有利益原因。反腐敗必然表現為權鬥，因腐敗份子皆為有權有勢之人，他們也會運用權勢反擊，因而使這種鬥爭顯得更為激烈。
二，開啟新政與否定舊政
改革實質上是開新政。開新政的一個前提是否定舊政。如果舊政一切都好，那就不用改革。文革時高叫「形勢大好，不是小好」，那還能否定文革？現在主流謀體唱讚歌「中國崛起了，世界老二了」，那還能否定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否定需要勇氣。據說黨有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但我至今還沒有見到有那一位黨的領導，黨的幹部能夠否定自已。毛澤東知道很多人對文革有看法，所以他一定要挑選一個不會否定他的人來作接班人。更不用說如果他沒死，有誰能膽大包天，否定文革？
目前的反貪腐從一定的意義上說，確實是一場權力鬥爭。但不通過某種方式如反腐，拿下那些該為舊政錯誤負責的權勢人物，剝奪其權力和影響，新政就建立不起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由腐敗份子掌權，官員財產公開就永遠實行不了。文革結束時抓「四人幫」，當時確實是權力鬥爭。但如果沒抓「四人幫」，剝奪其權力，清除其影響，他們仍處於權力中心，以後能否定文革？地富反壞右能摘帽？冤假錯案能平反？能有以後的改革開放？
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可以在不進行暴力革命的條件下，為廢舊政開新政提供了一種可能。即它不一定能廢舊政，卻提供了一個機會。中共歷史上有很多權力鬥爭，如高饒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等。都沒有帶來廢舊政。但抓「四人幫」，則完全不同。為了使抓「四人幫」有合法性，必須對其進行揭批，清算其錯誤和罪行。而「四人幫」是舊政的掌權者，清算四人幫的罪行就是清算舊政的罪行。這就為否定舊政開啟新政帶來可能。
權力鬥爭能不能轉變為體制進步，其可能性取決於兩因素。A，權力鬥爭獲勝者是否是舊政的主要執政者，如果不是，他便可以不為舊政的錯誤或罪行負責。因而他既可以這些錯誤或罪行來批判權鬥對手，又會提出一些與舊政不同的施政方法。而這些方法大多比舊政更進步或更開明。B，存在難以克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開新政無法擺脫危機。權力鬥爭勝利者要穩住他的權力，必須變革施政方法。
中國目前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一觸即發，通過反腐敗能否開新政，受複雜因素影響，確實不可預知，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
三，危機對權力鬥爭產生倒逼影響
毛逝世後華國鋒抓「四人幫」，當時號稱是路線鬥爭，但實質上是權力鬥爭。如果是路線鬥爭反倒好了，因「四人幫」的路線就是毛路線，如果真正是路線鬥爭。那就必須否定毛路線，由此可帶來體制進步。顯然，當時對華國鋒等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但華既不具備毛那樣的強勢，又面臨毛路線帶來的巨大社會危機。一個最棘手的問題是建國以來，在階級鬥爭理論下，受打擊迫害的人，數量達到以億計算，波及農村、工廠，知識界以及官場。不清理毛路線，這些人便得不到解放，社會就無法得到安撫，華的政權就難以穩固。
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尤其是受害的官員和知識份子，他們具有很大的活動能量，必然不滿足於抓「四人幫」只是一種權力鬥爭，而要求清算舊政，否則他們中的大部分便得不到平反和解放。所以抓「四人幫」之後，高層仍然權鬥激烈。不過這種權鬥，已然和路線鬥爭交織在一起了。「真理標準」的討論，正是權鬥具有路線鬥爭性質的表徵。華以後丟失權力，只是由於他堅持舊政。而舊政完全不得人心。所以鄧對華的替代，不僅是權力的替代，而且是新政對舊政的替代。鄧時代，平反冤假錯案，給地富反壞右摘帽，既是對舊政的否定，又給新政帶來合法性和巨大威望。84年，北京大學生打出標語「小平你好」，那確實是人民真實的心聲。
現在中國的政治形勢與1977年前後相仿。反腐敗已經引發高層權力鬥爭。權力鬥爭中也交織路線鬥爭。如處理薄熙來，就有一個重慶模式，審查周永康，也涉及「維穩」體制。其中充滿爭議。而中國目前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對政權壓力最大的，與文革結束時相仿，那就是人權危機。由於我們後來的改革走樣，即沒有徹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階級鬥爭在鞏固政權的理念下捲土重來。經過二十年的累積，又出現一個個人權利受到政府侵害的龐大群體。我想數量不會少於文革結束時。這些人要解放，要平反，要自由，必然對高層權力鬥爭產生倒逼影響。
如果中央派出一個巡視組，就被成千上萬的上訪人員包圍；如果政府要征農民的土地，農民拿起棍棒反抗，只能動用武警鎮壓；如果一個小販被打，能引起網上的巨大討伐聲浪；如果國家領導人出訪，經常受到外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人權的強烈指責；如果天安門廣場的便衣警察，有時候甚至比遊人更多，那這個國家已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如果當權者不能解決這些問題，要維持舊政，高層的權力鬥爭就不會止息，正如華國峰抓「四人幫」並沒有止息權力鬥爭一樣。
當然，政治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具有不確定性。現在的政治形勢與1977年相仿，卻不等同。中國究竟會如何變化，只能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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