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六四二十五週年的思考

今年是1989年六四大屠殺二十五週年。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紀念活動。剛剛過去的紀念活動中,很多朋友重新提出了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甚至爭論得比過去更加激烈。這種情況反映出人們普遍意識到革命可能已經臨近,所以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才會變得十分迫切。

我看了網上的一部分爭論,發現很多人還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爭論中。還在熱火朝天的爭論是不是見好就收,見壞就上。或者是見壞就收,見好就上這種咬文嚼字的問題。反倒把迫在眉睫的問題給淡化了。

經過這二十五年,大多數老百姓已經總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共產黨用坦克機槍總結出來的結論:任何和平理性的方法都沒用,共產黨不打算和人民妥協。剩下的只有以暴抗暴這唯一的一條路。這也是現在民間最流行的看法,或者說是人民反抗的主流思維。

因為抗暴的思維被廣泛的接受,統治階級內部才有了和平演變的思維。當一些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壟斷了政治經濟大權的時候,很難讓他們和別人分享。只有當他們的統治權受到致命的威脅時,他們才會退而求其次,考慮和人民分享統治權。

民主制度就是這樣設計的。它從憲法制度上規定了每隔幾年全面更換統治者;並且規定了保護這種更換正常進行的各種條件。這就是集會、結社組黨、言論自由和人身保障的權利。甚至為了保障人民在極端條件下反抗暴政,規定了人民有持有武器的權利。

不久前在美國內華達州,就發生了一起民兵集結起來武裝反抗政府暴政的事件。每個武裝民兵都在胸前佩戴著憲法修正案,和它的制定者托馬斯傑斐遜的照片,攜帶著各種武器和前來鎮壓的武裝警察對峙。最終引起了聯邦政府的注意,撤銷了地方政府的錯誤決定,並且撤退了武裝警察。

二十五年前的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和街道上集結了幾千倍於內華達的人民,完全手無寸鐵的人民。他們遵循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希望與政府討論完全合理的一些問題,比如說反腐敗的問題。他們遭到了政府出動軍隊,用坦克機槍進行的血腥鎮壓,成千上萬的勇士們倒在了天安門廣場和北京的街道上。當勇敢的人民想到需要抵抗政府的暴政的時候,他們手裡只有石頭和木棍。

這兩件事情的對比,充分證明了美國民主的設計者們的睿智和遠見。也充分證明了專制統治者們的睿智與遠見。他們的專制必須建立在剝奪人民言論、集會、結社的權利上,更必須建立在剝奪人民武裝反抗的權利上。當人民從欺騙和謊言中醒悟的時候;當人民無法忍受統治者的暴政的時候,才發現武裝抗暴權利的重要性。

內華達州民兵抗暴事件中有一個鏡頭值得大家注意。一個身背步槍,手持對講機的騎手,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指揮著馬隊、狙擊手和後勤人員。他被認為是抵抗運動的指揮者。有了他的指揮,來自四面八方甚至互不相識的抵抗者們,才會形成為一股秩序井然的隊伍。在數量超過自己的對手面前成為一堵牆,成功地阻擋了暴政的延伸。

二十五年前的北京,恰恰和美國的民兵形成鮮明的對比。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不知受了什麼人的指導,拒絕人民參與到運動中來。他們自己也是每天換一到兩個總指揮,而且很少人聽從指揮。這種一盤散沙的運動必然是一場失敗的運動。還不如野生食草動物,可以在頭領的帶動下躲避狼群。

這就是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留給中國人的第二大教訓,沒有領袖或者領袖臨陣脫逃放棄責任的教訓。常言道;最差的船長也比沒有船長好。最差的船長可能把船翻掉;沒有船長就必然會翻掉。共產黨更加懂得這個道理,幾十年來他們鎮壓人民的第一條經驗就是;首先而且全力以赴的消滅群眾領袖,或者挑撥離間削弱領袖的權威。沒有領袖的群眾運動必然是烏合之眾,甚至不用共產黨去一網打盡就煙消雲散了。

近幾年來的維權和抗暴運動中,最明顯的爭奪就在群眾領袖上。有些運動規模大,持續時間長並且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這背後就有成功的指揮體系和穩定的、有權威的領袖,就象內華達的民兵一樣。而那些不注意保護領袖的,和沒有形成指揮體系的群體事件。很快就會在特務製造的內亂和鎮壓之下土崩瓦解。

這些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都在告訴我們一條真理,就是領袖的重要性。沒有領袖就沒有抵抗運動;領袖的水平直接決定了運動的成功率。在不妥協的暴政面前號召人們和平理性非暴力,如果不是暗中幫助暴君們,也是張冠李戴式的愚蠢。只能帶來翻船的結果。

反抗的方式不拘一格。在和平演變的路沒有完全堵死之前;在局部有可能和平解決利益糾紛的情況下;甚至在需要長期堅持的事情上。注意鬥爭的策略就成為關鍵的問題,領袖的水平和作用就十分重要。在這上面二十五年前的民主運動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值得後來者引以為鑑。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