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孫東東有言，「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 ——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我相信，他的觀點代表了當局維穩官僚的普遍認識。
以現今的醫學水平，仍然無法對精神病進行生理指標上的客觀精確鑑定。對軀體疾病，通過生理指標的檢測，能夠進行客觀診斷，而對於精神、心理問題的診斷，全憑精神病醫生的主觀判斷，依據就是「正常」還是「不正常」。在一個致力於培養順民的極權社會中，那些不屈不撓地抗拒強權、捍衛自己權利的上訪戶，當然不符合順民的「正常標準」，當然是「精神病」，是「偏執狂」。
極權社會的「正常標準」
精神的「正常」和「不正常」，具有時代性、社會性。所謂「正常」，乃以特定時代的社會常態和多數人的表現為參照系。譬如，大清朝男人留大辮子，是正常的，到晚清時期那些接受了現代文化的留學生和革命者，率先剪掉了辮子，在清政府和民眾眼裡，必定是「不正常」的，今天看來，卻是「偉大光明正確」的，是開風氣之先的超前者。
當今世界，日趨多元也日趨文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正常」或「不正常」的標準，常常大相逕庭，乃至根本相反。憲政民主制度下，一個人在大街上講演，公開批評政府，乃天賦人權，是社會常態，沒人會認為「不正常」；而在官僚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則會被視為「不正常」，甚至被關進精神病院。
可以說，在極權社會中，對「精神病」的判斷並非單純的個人身心健康問題，而是具有深刻的社會政治內涵。極權社會對「精神病」的認知本身，即反映出制度之惡、社會之病。
為什麼極權社會中的少數官僚階層能夠長期統治和壓迫大多數人呢？把答案僅僅歸因於暴力的使用，過於簡單化。試想，如果讓官僚極權來統治美國人民，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這就如同把一群自由的野生動物突然關進了籠子裡，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必然會遭到普遍反抗，這種普遍反抗會使得專制統治所要付出的精力和成本如此高昂，以致一天都維持不下去。
專制統治要維持運轉，需要一整套的機制來持續不懈地大批量地製造「順民」，製造出一個順服統治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常態。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制度都在致力於把民眾馴化成「順民」，只有「順民」才是「良民」，那些不屈服於專制統治的人，則被歸類為「刁民」，要受到毀滅性打擊。今日官僚當局對維權者的「精神病」污衊，正是舊日王朝對待「刁民」的版本翻新。
極權統治就是在製造順民的同時，把「逆民」製造成「精神病」，剝奪其一切權利，包括作為正常人的生存權。大量個案反映出，其「造病」機制主要有三種：「誣」、 「逼」、 「治」。
「誣」——正常人「被精神病」
所謂「誣」，是當局把不順服專制統治或在原則問題上「較真」的正常人，誣為精神病，今天，「被精神病」成了當局維穩的流行方式。
兩種人最易成為受害者：一種是那些對自身權益遭到侵犯不肯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人，他們不肯向專制官僚低頭妥協，不屈不撓地堅持抗爭，最典型的就是孫教授口中的上訪戶；另一種是那些不遵從「潛規則」，對專制政權的表面文章信以為真，去跟專制權力的潛規則「較真」的人。
中共官僚政權的一個特點是，運用「潛規則」進行統治。如果只從某些政策宣傳來觀察官僚政權，你會誤以為它頗為開明，殊不知這只是一種欺世愚民的表面文章。在現實中，權大於法，官僚權力主宰一切。有人將此歸納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但有些真誠的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和公職人員，卻對官僚政權的欺騙宣傳信以為真，真誠地按照表面文章辦事，去跟官僚專制權力「較真」。在官僚們看來，他們就是一些不識時務的「傻子」，往往就會「被精神病」。
一些披露出來的案例反映了這種情況，如陝西某國企的一名幹部，不肯為上級官僚的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而是按照原則進行抵制，結果遭到打擊報復，他又堅持向政府部門舉報，政府卻把他關進了精神病院。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某派出所一名警官，不肯按照上級官僚的指令辦案，去袒護違法者，而是按照原則為受害人伸張正義，結果被撤職審查，他不斷上訪，卻被自己供職的公安局送進了精神病院，慘遭折磨。在重病幾近死亡的情況下，精神病院不願承擔責任，才讓他的家人把他接出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帶他到天津去重新鑑定，結果是完全正常，根本沒有精神病。諸如此類的案例舉不勝舉，在現行體制內部，一些真誠地按照當局宣傳的原則行事的人，往往要為這些兩張皮的「原則」付出巨大的個人代價。
「逼」——極權統治把正常人逼成精神病
在專制統治下，人們的心理壓力是十分巨大的，因為嚴酷的政治環境不允許人們自由表達，不允許人們按照自己的真實意願和良心行事，而是要把人的一切思想、言論和行為，都壓抑在蠻橫僵化的專制制度軀殼內，導致那些有很強的獨立性和道德感的人，心理上產生很大的矛盾和衝突。如果他們既不願讓自己的人格扭曲，又不得不適應極權統治的社會環境，內心必然是天人交戰、無止無休，當外在壓力和內心衝突積累到極限，很容易造成心理崩潰，精神失常。
所以，社會的精神病發病率，與政治環境存在極大相關性。每當政治環境黑暗、社會氛圍嚴酷時，比如歷次政治運動、文革時期，社會上發生精神病的人數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心，自由乃是天賦，而專制制度恰恰要壓抑人的良知，扼殺人的自由，這必然會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壓力和無處申訴、無從解脫的衝突。
「治」 ——正常人被「治療」成精神病
正常人「被精神病」後，在精神病院經受黑暗、殘酷的「治療」，而被「治」出精神病的幾率是很大的。
那些治療精神病人的手段，對正常人來說就是酷刑。這種殘酷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很容易就弄假成真，把一個正常人「治」成真正的精神病人。有一名中學教師，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不滿和批判當局鎮壓，被關進精神病院。結果，在精神病院的殘酷「治療」下，他的精神受到強烈刺激，以致失常，成了一個真正的精神病人。雖然他後來被放出精神病院，但精神病的根子已經埋下，以致幾年之後，他精神病發作，竟殺死了自己的親人。
通過「誣」、「逼」、「治」等種種方式，官僚極權統治大批量地把正常人變成「精神病人」，製造了無數人間悲劇。中共曾經製作了一部政治戲劇，叫《白毛女》，主題是所謂「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但是，「白毛女」在現實壓迫下還可以逃到山裡去，還有「做鬼」的空間和自由，有朝一日還可以恢復正常人的生活。而中共官僚政權把正常人關進精神病院，讓人生不如死，連「做鬼」的空間和自由都沒有，它把正常人「治療」成真正的精神病人，讓人的精神永遠失常，再也不能恢復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的生存，是最沒有尊嚴的生存，只能給自己、給親人帶來無盡的痛苦。
極權政治之下，人不如鬼。
六十年的中共官僚極權統治，造成病態的政治環境，對精神病的判斷標準本身早已變得「不正常」。逆來順受、甘當奴隸被視為「正常」，而捍衛自己的正當權利，卻成了「不正常」、不識時務，所以才有那些維穩官僚和「叫獸」們的奇談怪論。蒼生無辜，為政有病。在一個專制自閉、黑暗窒息的政治環境下，價值判斷標準已經黑白顛倒。唯有以憲政民主制度，造就自由、開放、多元、包容的社會環境，價值判斷標準才能恢復正常，健全理性的公民社會方能形成。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