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一百零六 )

Facebook

【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附錄九:《格拉古軼事》一書的價值所在

作者張先痴先生,是我的右派好友。書中所述,與我的經歷也是大同小異?對其大作,我倆已在電話上多次交換了意見。現在,再將它形諸筆墨,與讀者分享之。

一 總的印象

本書有三種價值:史料價值,研究價值,審美價值。

一曰:「史料價值」。它是其他兩種價值的發源地。史料貴在原始和掘新。雖說炒剩飯也是飯,但畢竟與新飯價值有所不同。所謂「原始和掘新」,表現在三個層面:在廣度上,要做到人無我有,前無古人;在深度上,要做到人粗我細,人淺我深,人表我里;在綜合性上,要做到在前人單一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化。系列化。這本書的史料價值,正好是在這三個層面上。均有所表現。就我的視野所及,尚未發現其他任何右派回憶錄。有如本書提供的史料所描繪出的——共產黨的「謊言與恐怖,兩手都要硬」(頁二九八;只標明頁數的,均引自本書)的血腥、狡猾的統治,重疊著知識分子受騙、受苦、掙扎與覺醒的歷程——這樣一個濃墨重彩的軌跡。

二曰:「研究價值」。這就是本書所提供的史料和認識,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表現在理論方面,是對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做出了貢獻;表現在實踐方面,是對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付出了血的代價。

三曰:「審美價值」。它表現在,從黨語言的虛張聲勢中揭示其虛偽脆弱的本質;從上司的裝腔作勢中揭示其敗絮其中、卑鄙無恥、殘酷殘忍的本性;與此對應,作者遇到了大量的好人(包括幹部)表現出了美好的人性、悲憫的情懷、俠義的心胸和承擔風險的犧牲精神,讓讀者在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強烈反差中識別美醜,在作者敘述的黑色幽默中享受美感?

與三種價值相應,體現出作者的三種素質。

一曰:直面真實地客觀審視歷史,艱苦韌性地主觀創造歷史,通體表現出「勞改英雄主義」(作者造詞)的本色。此書不僅是作者作為主體用筆寫出的一部勞改史,而且是作者以勞改犯的血肉之軀、心靈之魂作為受罪的客體,參与創造的一部苦難的歷程。因此,作者本身也就成為一部活的史料的載體。一切實際的罪受過之後,現還能寫出這部著作,這也是令人佩服的英雄主義的體現。因為很多同樣經歷的朋友,不堪回首憶往年,這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卻不畏懼在精神上吃二遍苦,來完成這一自認為的歷史使命。

二曰:兼具史學家的史識和思想家的深度。正如作者說朋友們的話:「我這些歷盡艱辛的朋友,他們每個人幾乎都是一本歷史教科書,更重要的事,這種教科書在市場上絕對買不到,因為該書的內容正是『謊言與恐怖,兩手都要硬』的統治者,視為足以揭開其卑劣伎倆的實證。」(頁二九七-二九八)也如朋友說他的話:「你是一座寶藏。」(頁三二六)更如他自己所申明:「凡史料,必須真實與全面。」(頁一九四)

三曰:讓人在嬉笑怒罵中發泄鄙視與仇恨!讓人笑著傷心落淚!讓人在調侃醜惡、讚揚美好中,通過美醜對比以審美,表現出作者創造美與鑒賞美的詩學氣質與才能。

我會把這幾層意思,寓於下面的展開中。

二 先從受騙說起,這是知識分子與共產黨關係史的起點

國內現在有「兩頭真」這個說法?意思是說,一批老革命家,開始參加革命是出於理想主義的真心;晚年用自己一生的革命經歷,因為終於看透了。所以就來揭穿體制內的、用謊言包裝著的種種罪惡。例如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的老革命,現在,竟從他們的口中、在公開的會議場合,親口說出:「毛澤東是一個政治流氓!」卒爾又歸於真。

其實,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即如作者一代,是在共產黨篡政前後參加革命的,同樣也經歷了一個相似的過程。其最大相似之處在於,都是以「受騙」為起點。

[一] 對外騙外

作者在《一群愛國者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寫道:「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國家命運曲折的年代,已變成十七、八歲的純真青年,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中,共產黨用建造民主自由天堂的謊言,把我們騙成為它的門徒,我們竟然任其讓暴徒去鬥地主,殺反革命,而我們竟真的以為在從事『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事業。」(《黃花崗》總二十二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一三四七)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右派)在幫助中共整風中,鳴放道:「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這裏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於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幾百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就更是不計其數。

著名民運理論家胡平先生的父親是起義軍官,也是被背信棄義的共產黨給槍斃了。本書中又提到,作者夫妻及其好友黃代玉的父親(頁十八)都被槍斃了;「巧遇江青(一個女右派的化名)」一節中,江青的「外公土改時被槍斃了。」(頁七十一)被編號取代姓名的右派小學教師「二十九號的父親是個惡霸地主,解放后一九五零年被槍斃了。」(頁九十四)我掛一漏萬地列舉在這裏的事實,不僅是要揭露共產黨殺人如麻,而且是更進一步指出,即便像選入《毛澤東選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這樣鄭重其事地向全中國、向全世界宣告的文告,都能是一篇一文不值的騙人屁話;其他的,夫復何言? 由是可以想見,什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就統統應該正名為「謊言選集」、「謊言摘錄」了。但僅此,還是沒有歸結到本命題「受騙」上。本書作者(自非單指作者,猶指相當大一批知識人士)受騙之深,已到了駭人聽聞、被逼到喪失人性的程度。錢理群教授對此的評論是:「這樣的『劃清界限』其實是逼迫背棄血緣之愛,從而越過做人的底線,是最無人道的。」(序言)

「父親於一九五一年冬在重慶菜園壩槍斃而死,那時我剛剛調到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住在嘉陵新村部隊招待所里學習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將出發到合江縣參加土地改革,領導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買點日用品,作好下鄉的準備。我並不知道父親被抓並關在重慶(全家都在成都), 我在重慶觀音岩的街上走著時,突然有一輛卡車上面擠滿了五花大綁的犯人從我身側駛過,我不經意地向疾駛的卡車上盯了一眼,似乎我發現車上有一個人很像我的父親而且他正望著我,就在此時下著坡的卡車一個左轉彎就消失了。我的頭向右一偏,身邊的牆上正貼著一張槍斃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親的名字,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因為經過參軍后的一系列學習,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我是革命戰士,他是階級敵人,在前不久開展的『民主運動』中,我已誠懇地向領導表明了我的這一立場。回到住地便主動向我的青年團小組長武角(現在成都,他從四川音樂學院教務長職位上離休下來,我們偶爾同桌搓麻將)彙報了這一情況,並表明我決不會因此而動搖我的革命意志。」(頁一一九)

這就說明,因受騙而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胡風語),已達到了何其巨且深的程度!上文提到了「認賊作父」,這裏卻做到了「認父作賊」?試想,即便是遇到槍斃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也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股惻隱之心,何況這是「沒有你?哪有我」的生身之父呢?怎麼能「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呢?就算「因為經過參軍后的一系列學習(洗腦),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按一般的規律,當時總會有「一點」傷心的,然後經過內心的鬥爭,想通了,「洗」掉「腦」中的那「一點」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情感,最後才能說服自己,跟上「國人皆曰」的:「可殺!」很難設想,受騙到何其巨、何其深的程度,才能做到自始至終?「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

讓我們再引申下去?如果(實際就是)帶著這樣受騙到六親不認的思想情感,去搞土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還會看不慣?做不出?相當多的右派在以前的剿匪反霸、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運動中,就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在反右運動中一樣,大都是充當了積極分子的。從根源上講,是受了共產黨的騙;從自我反省說,應檢討自己是否有投機心理(倒不一定人皆有之)?

我看胡君並沒有投機心理,純粹是受騙?「胡君在地委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每期《整風簡報》他都會帶回家裡,我自然會讀到關於我的新聞,我對胡君說:『這幾乎都不是事實?』看我憂心忡忡的樣子,胡君安慰我說:『要相信黨是實事求是的?』又說:『領導上說過,右派只是思想問題。』——任何一個妻子也不願意看丈夫那張愁眉苦臉。」(頁十八)

「縣級機關的整風運動開始了,妻子反覆對我說:『要相信黨。』」(頁二十一)直到「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劃成了右派之後,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呈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說她以朝夕相處的妻子對我的了解,可以向組織保證,張先痴決不是反黨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胡君這個類似殉情的行動,按當今已經進化了的漢語詞彙來表達,無疑就叫做『頂風作案』,第二天她就成為鬥爭對象,就成為右派份子。」(頁二十五-二十六)她忠勇於愛情的精神可嘉,但畢竟表明她受騙已到執迷不悟的程度。一、她迷信黨是實事求是的;二、她自信黨是了解和相信自己的,黨會欣賞她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幫助黨弄清事實,因而也就搭救了丈夫;三、她不僅沒有鳴放,而且從未有過不利於黨的言行。自然的,她想一百想也不會想到自己會被劃成右派?當時的她,當然也不會有後來丈夫「一改二十四年前的淳樸天真」。認識到「反右運動是全國範圍的誣陷運動,是使五十多萬右派和他們親屬子女蒙受苦難的運動。」(頁二十一)

錢教授在「序」中接著說:「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獲得信任,因為在『革命的邏輯』里,出生在被鎮壓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階級仇恨』,也就天生的可疑,甚至有罪?」因此,類似作者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不管你如何向黨表忠心,從出發點說,都是自作多情;從效果說,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誰也擺脫不了一步步地被打入另冊的命運;殊途同歸的下場,就是在反右運動中算總賬。然後去承受人間的生不如死的活罪,或活罪受足、死而後已。

[二] 內內外外

共產黨並不是只騙這部分人,而是謊言要經常講、反覆講,只讓少數人受騙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例如,絕對稱得起根正苗紅,二十二歲的縣委宣傳部幹事朱老弟,受到他的革命引路人組織部張部長的指使,為「陽謀」作線。「張部長突然找朱老弟談話,態度依然和藹可親,說朱老弟進步很大,他十分滿意,最後希望朱老弟準備一下,明天在全縣的擴大幹部會(即縣區鄉三級幹部參加的大會,五十年代的專用詞彙叫「三級擴干會」),希望朱老弟帶頭作一個大鳴大放的典型發言,以帶動全體幹部的鳴放,最後的兩句至關重要:「內容不妨尖銳一些,反正組織上知道。」(頁二七二)鬥爭非常殘忍,結局非常悲慘,和作者一樣,判處三年管制?勞動教養?這和我在《還原一九五七》一書中所列舉的、與我一起勞動教養的一位區委副書記、區長劉漢昌的例子如出一轍。「鳴放不起來怎麼辦?」他受到區委書記的指使,「帶頭鳴放」,關鍵的一句話是:「我們都是老戰友,這話不必說了,誰還信不過誰?」他和朱老弟一樣,一頭栽進陷阱里。

在《勞改隊里的奇奇怪怪》一章中,有一節的題目是「號啕大哭的傢伙」。說的是一位工人階級出身、反革命犯王京良,年齡四十左右,刑期十二年?「受到判刑的打擊以後,王京良謹言慎行吸取教訓,但他從內心並不認為自己真地犯了什麼罪過。有次幹部批評某個犯人,說那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天後他私下對我說:『我經過兩天的考慮,覺得這個現象很正常,因為人鬼之間語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間的翻譯,不說鬼話怎樣交流?」

「那天,大約在下午四點鐘左右,田野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陣陣哀樂聲?我們知道,伴著哀樂播音員用沉重的語調宣讀的訃告,通常是國家某位領導人逝世的消息? 遠處發出的廣播聲簡直只是哇哇哇的叫聲,聽不清每個音節吐的什麼詞,根據當年中央領導人的年齡情況和最近去世的情況,肯定不少知道點政治的人猜測,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只是沒有一個敢把這個後果嚴重的猜測說出來,原因一目了然,因為毛主席太偉大了,偉大到不該死的地步。

「又過了二十分鐘左右,王京良挑著空籮篼來到田坎上,這時他小聲對我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但你只能蒙在被子里笑——毛主席逝世了?』」

收工的時候,我們一個個哭喪著臉從中隊部門前走過,我看見我們的指導員一雙眼睛已經哭腫,正在給立在門前的一個大型花圈上貼著白色紙花,其他的幹部、家屬也都眼淚汪汪張羅著製作花圈的事,總之氣氛十分肅穆。

這時,從隊部院子的中央傳來陣陣呼天喊地的號啕大哭,其聲音之洪亮可以用悲痛欲絕四個字來形容,但其聲調特點似與隊上任何幹部的音色不同?出於好奇我就多看了一眼,原來這號啕大哭者竟是我夢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聲、其動作因為誇張而給人以做戲的感覺。但是誰又敢揭發他是在偽裝積極?當時我想:「他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片刻以後我又一想:「他為什麼不可以這樣:」(頁三零七-三零八)問題是,怎能證明指導員不是做戲!從這個歷史瞬間的細節,是否可以把文人對共產黨車載斗量的吹、拍、溜、歌功頌德,與王京良的號啕大哭聯繫起來?「貓哭老鼠」,人們常常說起;但「老鼠哭貓」,卻是極權社會創造的奇觀。你想:貓死了,老鼠哭個什麼勁兒?難道老鼠還真想要貓「萬壽無疆」嗎?

他說的這事情,發生在文革行將結束,這時我早已解除勞動教養。

我在農場教養時也經歷過這類做戲事件,但卻發生在幹部身上?那是三面紅旗照耀的年代,我們的「政府中隊長」(當時的稱呼),家裡來人告訴他?他父親餓死了。他同著我們兩、三個勞教人員,好長時間含淚不語,最後終於說出:「營養不良咋能這麼厲害?」到底還是堅持了黨性,沒從他口中拋出反動言論,「餓死」二字。

又過了一時,可能沒人提醒他:「爾忘飢餓殺爾父乎?」他就犯了中國人的通病「健忘症」。在一次訓斥右派份子要認罪服法,認識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時,大講黨的英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時訓話道:「在如此嚴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面前,全國能夠不餓死一個人,只有我們共產黨能夠做到;只有社會主義制度下,夠三個人吃的飯、五個人均著吃,才能保證不餓死一個人。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低標準?瓜菜代』的英明所在。在舊社會,即便是好年樂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也是正常的現象?你們憑著良心說一說,是不是?」

有時候是不明真相,有時候是真像早已大白,說者和聽者都知道是假話,可是,假話仍舊厚著臉皮照說不誤;因為說者也有苦衷——「你不信?不怨我,我不說,黨性難容。」這不也是對當今的寫照嗎?

全書以翔實的資料說明,受騙(包括真受騙與假受騙)和騙人(包括黨騙人、人騙人、人騙黨、黨騙黨);受害(包括身、心、生命、財產)和害人;這便是大陸這台絞肉機的運轉機制。反右是這方面的集中表現,是一場典型的騙局:耍陰謀是欺騙,把陰謀說成「陽謀」更是騙中之騙?一手遮天?認天下人皆可欺。對此,有三種態度:一是揭破; 二是上當;尤其是三,作適應性受騙?這就是所有洗腦的最終結局,不過不明說罷了。如有人明說了,大家反而咄咄稱奇。作者說他的彝族分隊長「沒有文化,說話也決不會轉彎抹角。有一次他對犯人訓話,教育犯人要聽黨的話,他用手指著牆壁說:『這塊牆壁是白的,共產黨說是黑的,你們就應該說是黑的。』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直率這樣勇敢這樣動聽這樣可愛的語言。如果不是因為受這個犯人身份的約束,就為這句樸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擁抱他。」(頁二六一)這裏的真善美與假惡丑是如此的涇渭分明而又相反相成?分隊長有限的真善美,正好表現在對共產黨無限的假惡丑的率真暴露上。我所以說是「有限的」,是首先肯定了「真善美」,但遠遠不能以此為滿足。因為他沒有文化而又純真,就像一個無知的孩提把娘偷養漢的醜事說了出來一樣。一則他並不能分清真假?善惡?美醜;二則。他這樣說的目的是要你接受和服從假惡丑。不是揭露假惡丑並和它作鬥爭。比起劉賓雁說的「第二種忠誠」。都不可同日而語。可知層次之低下了。總之一句話。是「出於為你著想」要你安於受騙。

如果不受騙,這台絞肉機就運轉不靈。知識分子若是都如胡適先生那樣清醒,就沒有下面的歷史發展了。可惜遠非如此,連他的孩子胡思杜,也不「思杜(威)」,偏偏要「思馬(克思)」,硬擠進受騙的行列中,被捲入歷史的漩渦;經過認賊作父與認父作賊后,帶著一頂右派帽子,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自取滅亡,走完了自己的「四個S」。(潘光旦教授去世之前的最後的日子里,老友葉篤義來看望他。早年他們都曾經留學外國,取得學位,然後回到中國工作的。潘光旦告訴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從前一直實行三個S 的政策,這三個S 是指三個以S 開頭的英文詞,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與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實行吧,繼續投降,繼續屈服,繼續活命。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我的三個S 政策要變成四個S了,這第四個S 就是SUCCUMB。 SUCCUMB 這個詞的意思是「滅亡」。(《黃花崗》總三期: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