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11日訊】 隨著中國經濟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實體，中國的崛起似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跟中國經濟實力相比，中國外交卻顯得極不適應——在國際舞台上，中國外交就像周旋於名媛如雲佳麗如雨的社交場所中一個暴發戶的女兒，雖然濃妝豔抹珠光寶氣，卻舉止失措動輒得咎：自己一臉無辜，別人卻滿眼鄙夷！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中國先是和日本因為戰爭賠償問題鬧得不歡而散。接著又因為美國和北約為了科索沃對南斯拉夫實施轟炸誤炸中國大使館而與美國鬧僵，再遇上空軍英雄王海和美國情報飛機的衝撞事件，雙方為了「對不起」和「抱歉」一詞的使用爭執了很長的時間。後來，抓住2008奧運和2010 世博的機會，中國極力向世界示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於擔心引火燒身，對於全球引發的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潮流，一直採取所謂「韜光養晦」被動式外交策略，以「不干涉內政」為由迴避全球主流價值觀的強力衝擊，凸顯了中國官方設定的「和平與發展」國際大趨勢與全球性的民主轉型浪潮格格不入。這之後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外交現象：曾跟中國保持密切友好的國家，凡是經歷過民主轉型後，這些國家的新政權對中國的態度一直不冷不熱，即使懾於中國強大的經濟勢力和聯合國的否決權，但是，雙邊關係往往若即若離或貌合神離。
總之，中國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護很少。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說，中國外交給人的是一種青澀感，不成熟感—— 顯然這跟中國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地位是不相稱也不應該的。中國外交所以會出現這種「青澀」狀況，原因當然很多。
就歷史而言，因為五十年代，我們實行向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自絕於國際主流社會；六七十年的，又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成為世界各國聽而生懼的麻煩製造者……如此這般，使得中國外交一向以強悍暴力和唯我獨尊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其結果當然是人人敬而遠之，外交之乏善可陳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與此相應的，就是中國外交人才嚴重缺乏。中國外交隊伍長期以來被翻譯們壟斷和把持，由於他們外語專業教育和長期從事翻譯工作的特殊背景，中國外交人事整體面貌嚴重營養不良加之連年近親繁殖，一些外交要員缺乏國家意識、民族自信和氣節，缺少戰略頭腦和實際工作的能力，甚至對國情知之甚少。這種「翻譯等於外交家」的專業用人模式，直接導致中國外交界嚴重短缺能夠代表國家利益的領軍政治人才，中國的外交人格被「翻譯外交」徹底扭曲了，讓別人不誤判中國意圖就很困難。就最近的釣魚島問題而言，據日本傳媒報導，一位中國前國務委員，前外交部長在與到訪的日方人士進餐前透露，「中方領導人曾直接向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表示反對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島，但日本政府不顧勸告，隨後便將釣魚島收歸國有，令中方顏面掃地」。這位前外長是要告訴日本人，中國人的釣魚島之爭只是面子之爭嗎？這樣的中國外交怎麼能不讓「日本政府誤判了中國政府維護主權的決心」。這位日語專業畢業，常年從事對日外交的「日本通」是這樣解讀釣魚島之爭的，「究其源頭，則是日本國內一些人和勢力不願看到中日關係順利發展，企圖利用釣魚島問題挑起兩國民意對立，達到撈取個人政治資本、破壞中日關係目的」。中國外交部的日本問題權威向中央提供的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只不過是「達到撈取個人政治資本」，而幫助日本掩蓋長期以來有目的有步驟地軍國化這一普通百姓都能看到的事實，導致中國外交部嚴重誤判形勢，忽視日本政府購島的惡性意圖還在積極準備慶祝中日建交40週年，給日本發出錯誤信號。雙方的誤判，使得在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對中國相當不利時空環境下，中了美國的圈套，釣魚島問題提前引爆。釣魚島問題走到今天中日兩敗俱傷，讓美國人坐山觀虎鬥的局面，是中國外交無戰略無規劃，總是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的又一次重大失誤。
當然，造成中國外交「青澀」的最關鍵的問題還在於中國外交囿於傳統意識形態，拒絕普世價值。我們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走了這樣一個過程：最先是對發達國家的資本感興趣，引進資本；可是，隨著資本的進入，必然導致資本擁有者資本家的進入——外國企業家、經營者、商人、老闆很快隨著資本的進入而湧向中國；資本家的來臨又必然導致附著在這些資本家身上的文化、價值、理念乃至法律道德的長驅直入……很顯然，這些東西的集中體現，就是在中國也必須接受流行於當今世界主流國家的「普世價值」。然而，因為不徹底的改革，在國際交往中以我為主不受規矩的痼疾依然存在。尤其是進入本世紀後，中國經濟崛起後，這種趨勢有所增強。這集中體現在所謂「普世價值」（實際上就是國際奉行的「規矩」）還是「中國模式」的爭論上。「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由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外交路徑、國家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的本質是對普世價值的拒絕。其實，這也是「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的一個體現：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在內政上以甚麼價值觀去治國理政，話事權在執政黨領導層；但地球上並非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存在，聯合國會員國有一百九十多個，當中一百七十多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平等為核心的普世價值之所謂「普世」，正是由於其得到了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奉為圭臬，而對抗普世價值的獨裁者包括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扎菲等，一個個受到了歷史的懲罰。正是對普世價值認同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背景下，中國外交在與「地球村」其他成員交往中如何對待普世價值，是擁抱它還是站在它的對立面，是一個不能迴避的重大課題。處理得好，可以融入國際社會，有利於和平發展主流；處理不當，被國際社會視為「另類」，「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會自外於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比如，在中國與國外關於人權與主權的爭論上，中國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是國際法基本準則，多次要求與歐美尊重相互核心利益，然而西方國家對此似乎另有看法：美國獨立宣言及法國人權宣言被視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權宣言，人權是它們的立國之本。按美歐的標準，中國人權狀況遠未達到它們的預期。儘管尊重他國主權是國際法原則，但卡扎菲、巴沙爾之流剝奪了人民的人權，因而不再合法，將其推翻，理所當然。中國與西方在此問題上的嚴重對立，必然要在聯合國有關決議的投票中反映出來。凡此種種，導致了在諾干國際問題上中國的孤立地位。中國的本意是不讓以人權等原因干涉、特別是武裝干涉他國內政成為一種國際慣例。但不幸的是，在近期的每一次聯合國投票中，中國總是遇到諸如卡扎菲及巴沙爾這樣在國際上聲名狼藉的政府，因而必然導致與眾多國家對立的局面。此外，在有些問題上，中國有持雙重標準的嫌疑。北京奧運期間，當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這個主權國家時，中國非但沒有對其譴責，反而實際持支持立場。只是在應俄羅斯要求承認南奧塞梯獨立時，中國才出於自身利益，予以拒絕。這恰恰反映了中國外交的不一致性。事實上，諸如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產生於西方，但其基礎卻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合乎人類共同人性演繹的要求，從本質上來說不存在東西方差異。只要我們走市場經濟之路，願意走向經濟發達，自由平等和法治就會從隱性價值變為顯性的價值，這是誰也無法阻擋的。因此，自由平等和法治能成為普世價值。有些人排斥普世價值，維護中國的人治價值，但問題的關鍵是經濟的發達能跟唯我獨尊的人治政治文化兼容嗎？不僅理論上沒有依據，而且也沒有事實的驗證，台灣、新加坡、韓國和日本的經濟都曾強勢過，但他們不都民主自由和法治了嗎？難道中國大陸就能創造歷史的例外？可以說，這只是一個毫無根據的願望，除非中國不想走向經濟發達，繼續人治下去並陷入動盪之中。有人說，再過二十年，中國的實力與美國就可以決出勝負，那時中國文化價值的勝利就可以明確了。但是，如果再過二十年能決出勝負和明確的話，那肯定是普世價值的勝利，當然也是中國的勝利。
總之，過去20年，中國外交正逢經濟全球化。然而，當中國試圖迎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時，又正逢「政治民主化」的浪潮，還有政治本土化的現實。這就意味著，中國外交在面臨既有地緣政治挑戰的同時，還將面臨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挑戰，還將面臨中國官方價值觀與全球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的挑戰，因而，中國外交會出現種種異象，並引發一系列的、一波又一波的海外公關風險。解決之道無他，全面與世界接軌而已——我們不僅要在生產、科技等「硬實力」上與國外接軌，還要在制度、文化、法律、道德等軟實力上也與之接軌，只有這樣，我們的外交才能擺脫青澀狀況，真正走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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