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沒有薄熙來 對我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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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4月20日訊】薄熙來「同志」下台了。先是「不再兼任」重慶的職務,接著是被「停止」了中央的職務,交中紀委「立案調查」。如果不出意外,下一次當中共中央提到這位前政治局委員、前重慶市委書記的鼎鼎大名的時候,關鍵詞應該是「撤銷」、「開除」和「移送」。想必,那時候他已不在「同志」之列。

至於薄熙來政治生涯的最後一站,我猜想,是秦城監獄。鑑於他和他的搭檔王立軍前副市長所涉事件影響之巨大,鑑於他和他的妻子「薄谷開來」女士所涉案情性質之嚴重,這幾乎是一定的。多行不義,作法自斃,他將在那座舉世聞名的監獄中永久脫離媒體和公眾的視野,再也沒有時來運轉、落而復起的希望了,這也幾乎是一定的。即便他出身正一品的紅色世家,屬於所謂「太子黨」,但事情弄到如今這個地步,別說什麼「太子黨」了,就是「太上皇黨」親自出馬,怕也已經回天無力。

在當今中國,薄熙來下台是一樁不可多得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一樁可喜可賀的重大事件,雖然人們對事件的後續發展——此事件對政治改革是否具有促進作用是人們主要的關注點,黨內鬥爭的走向以及薄熙來和同黨的下場倒在其次——仍不敢有所奢望。薄熙來下台的重要性,可以套用電影《讓子彈飛》的著名台詞來說:沒有薄熙來,對我們很重要。在未來的常委中沒有薄熙來,在十八大之後沒有全國性的「唱紅打黑」運動,對我們確實很重要。

毛澤東於1976年自然死亡,那是這個倒霉的國家奉送給苦難的人民——包括毛澤東的絕大部分同志和同事——最重的禮物和最大的驚喜,是中華民族在1949 年以來充滿苦澀的六十多年裡所經歷過的最重要的事件,或許也是六十多年裡最有資格「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事件之一。當然,薄熙來下台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尚不足以與「偉大領袖」的自然死亡相比,也不足以與「粉碎『四人幫』」那場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相比,但這三者的政治性質則是大體相似的。

自清末以降,中國人民一直期盼著「天翻地覆」、「日新月異」,一直夢寐以求得到繁榮富強、民主共和等等「好東西」(俞可平語),卻不幸走上了政治上的死胡同,遇上了有史以來最壞的壞人、壞事、壞黨、壞政府。如今,我們依然得不到那些個期盼已久的「好東西」,這且不必說了,但有幸躲過了最壞的壞東西,可以暫且解除警報,不必擔心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再吃反右的二遍苦,再受文革的二茬罪,這也並非易事。

但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共產黨裡誰上誰下並不重要,黑箱之內的權力鬥爭無論誰勝誰負都無關大局,因為中共的高層人物都是半斤八兩,搞掉一個舊的,換上一個新的,上了台的未必好過下了台的,即使遇到一個稍好一點的,充其量也就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這樣的說法,我認為並不正確。制度是根本,但是並不決定一切。有「新中國」的制度才有毛,但是如果沒有毛,中國大致也就不會有大躍進、反右和文革。再者,前蘇聯斯大林和戈爾巴喬夫時期制度是一樣的,但是領導人不同,結局則不同。可見制度與人是相輔相成的。

毫無疑問,國家重要的人事變動——尤其是非常規的人事異動——有可能成為制度變革的前奏,以中共為例:林彪摔死,文革邪火才慢慢降溫;毛澤東嚥氣,才有人敢動神憎鬼厭的「四人幫」;「凡是派」失勢,才可以開動「改革開放」的歪腦筋;強硬派整掉胡耀邦、趙紫陽,也就等於廢掉了「政治體制改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誰上台誰下台怎麼可能對制度變革並不重要呢?

讓我們設想,假如十八大之後薄熙來當了政治局常委,執掌意識形態。也許,用不了多久,全國的報紙、電視、網站,就會或被迫、或主動地向《重慶日報》、《重慶衛視》看齊。愛黨愛國的先進分子們不僅會天天讀《毛選》,還不得不經常拜讀「肖竹」同志的「好」文章。不唱紅歌的壞蛋則會迅速墮落為可恥的「漢奸」,膽敢編寫黃段子的短信作者們恐將面臨牢獄之災,等等。

讓我們再設想,假如十八大之後薄熙來進北京,掌管政法委。也許,用不了多久,全國的公、檢、法、司「戰線」就會接到一份「打黑除惡」的中央指令,有豐厚家產而選錯了政治靠山的富人們就要睡不著覺了,毛左們、民粹們的狂歡節就要到了。薄氏「打黑除惡」無非是這麼回事:急風驟雨,排山倒海,抓他一群,殺他一批,罰到見底,整到求饒,造出聲勢,打出威風,聯合辦案,集中打擊,可以株連,不可寬縱,從重從快,突破程序……。到了那個時候,中國所有的政法院校將會把薄熙來的題詞刻上石碑、把政法委的指示編入教材,校長們會爭先恐後給各級政法委領導頒發聘書,邀請他們擔任兼職博導。

李長春、周永康們並非開明之輩。毫不誇張地說,李長春所掌管的文宣意識形態系統已經夠臭、夠毒,周永康所掌管的政法委系統已經夠爛、夠狠。三十多年來,從胡啟立、朱厚澤到李長春,從彭真、喬石到羅干、周永康,明顯是後不及前,一代不如一代。然而,沒有最壞,只有更壞,若真的換上了鋒芒畢露的毛左領袖薄熙來,中國將會更專制。

讓我們繼續設想,假如薄熙來搶了習近平的班,那將是什麼景象呢?善良的人們曾經斷言:毛澤東那樣惡毒的領袖不會再有,文革那樣瘋狂的醜事不可能再發生。樂觀的人們甚至斷言:自由民主、憲政法治之道雖有波折,卻不可逆轉。我原以為上述諸言有理,一個文明古國,一個高度智慧的民族,總該有一點記性,吃一塹長一智,不至於在同一條臭水溝裡幾次尋死。但是我錯了,善良樂觀的人們錯了——自從有了薄熙來書記及其「重慶模式」,自從六位中共常委親臨重慶予以「充分肯定」,自從一向開明的廣東省委汪洋書記也終於發出了「廣東唱紅」、「廣東打黑」的號召……。所以,在毛澤東罪行未受清算、極左流毒未被清除、中共未就極權暴政向全國人民請求寬恕之時,得承認「文革那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有人說,不妨把「重慶模式」繼續保留,作為黨內民主試驗和區域發展試驗的一個備選項,由民意和實績決定其最終命運。這種意見誠然是善意的、寬容的,但並不明智。中國可以做很多政治、經濟和司法方面的試驗,也不妨有左一點、右一點、土一點、洋一點的多種選項,然而,「重慶模式」不可保留,必須唾棄,因為它裡面包含了太多的反自由、反法治、反人權、反正當程序的形式和內容;因為它過於依賴政治領袖的個人權威,以至於以領袖的是非為是非、以領袖的好惡為好惡;因為它過於敵視憲政、鼓動民粹、渲染仇恨、煽動鬥爭——更重要的,因為與「重慶模式」類型相同而更持久、更浩大、更深刻、更廣泛的全國性試驗,我們早就經歷過,也早就慘痛地失敗過,那就是文革。

「重慶模式」有哪些獨特新穎、與眾不同的東西?當然不是民生,不是什麼「共同富裕」,也不是種銀杏樹(連種樹的樹種都要由薄書記親自指定,然後一窩蜂一哄而種,如此「森林重慶」怕也不是好政策),而是強制性政治崇拜、洗腦、造神、大樹特樹某氏權威、向窮人和年輕人兜售仇恨(包括對「敵人」、「黑社會」、「海內外敵對勢力」以及對富人、貪官污吏的血腥仇恨);而是以政治運動手法——而非常規司法程序——清洗官場、鎮壓異議、恐怖專政……不光「紅歌」源自毛時代,「重慶模式」的話語、儀式,大都照抄於文革時期,包括薄熙來在記者會上引用的那句所謂古詩「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其實也是文革原創,令人稱奇的「王立軍事件」,亦於冥冥之中以「913事件」為模板。這些東西,80後、90後或許還有些新奇感(許多年輕人不知文革真相,不知毛時代的殘酷慘烈,這要歸罪於中共對歷史真相的封鎖),年長者應該不會太陌生。「重慶模式」就是縮小了的文革模式,任其發展下去,就是毛澤東所預言過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正如歐洲不必為納粹法西斯開放政治競爭的合法性空間,中國似乎也不必將文革模式設定為政治可選項。山高路遠,天寬地闊,世界這麼大,只要睜開雙眼,可供中國人民學習、試驗的成熟經驗和成功模式並不少,何必走那不堪回首的回頭路呢?

文章來源: 《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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