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1日訊】重慶曾打著反腐旗號對當地商人施加壓力。有關重慶的傳言提醒我們，公共部門的腐敗從未遠離我們的視線。如果中國經濟能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這一問題還可能不那麼受關注。但過去實行的政策正漸漸失去效用。要想保持同等水平的GDP增速，需要越來越多的貸款和投資。中資銀行再也不能在不引起儲戶反對的情況下，將低息貸款投向毫無用處的投資項目。如今，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表現乏力，中國的經常項目盈餘也在收窄。隨著中國龐大的儲蓄盈餘逐漸縮小，受到大肆稱讚的中國決策者或許會發現，他們已經沒有了其他選擇。
另外就是企業的行政化、企業的非市場化。作為自由市場的一個企業，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但在重慶或者中國其它地方的企業，就會有一個壓力被迫分擔唱紅的部分開支和大量工作日的浪費。這並不是國家財政預算全部包干的，一部分分擔給了企業，或者是事業單位。另外還需要有大量的非自由經濟作為擔保，以確保大量的企業、事業單位、黨政部門和學校等等，可以不計成本、不顧本職工作的參與大量的非生產性活動。
現在人們回顧，當時重慶主要領導人如果要在美國當州長，或者在台灣當一個縣長、市長，都不可能發起這場「唱紅」的運動。即使撇開紅歌的政治因素，光是講其社會運作和經濟上的可行性，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其它國家其它地區，沒有這樣一種機制存在，這個機制就是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以不顧自然發展規律，不顧經濟規律，集中人力、物力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去做一件大事情。在這個問題上，其做法和「大躍進」的機制一模一樣，而且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絕對的世界第一，而且不是第一，是世界唯一。
重慶所謂「打黑」，主要指的是「黑打」。這個「黑打」包括的範圍非常廣，從街頭社會治安，到民營企業的富豪被掠奪，再到以公安部門為重點的官員被大批的抓捕，甚至酷刑，它的範圍非常廣。從2009年7月份開始到2010年的5月，在短短的10個月時間之內，官方公佈的打黑行動「抓捕涉黑、涉惡人員有4781人，將近5千人，14個團夥受到致命打擊」；其中民營企業家就有很多被指控涉黑而被殺、被判刑、財產被沒收。最重要的是，整個打黑運動是以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的，而不是以司法的方式進行的。特徵是從頭到尾全然不顧法律，公安是先抓人後取證，非法拘押、強制失蹤、酷刑逼供。
可以舉幾個很典型的案例來證明它的「黑打」是破壞法律的，像律師李莊，最荒唐的指控說是李莊用「眨眼睛」的方式暗示當事人做偽證；更荒唐的是這樣的指控居然能夠被法庭認可，因為這個而被定罪。關於酷刑的指控，則是以樊奇杭為典型。樊奇杭的律師朱明勇公佈他的當事人樊奇杭被酷刑逼供的陳述，這在網上現在還有；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標準來說，顯然是一起屈打成招的冤案。問題是這一起最終當事人被處死刑的冤案是在處死之前，全世界都知道這是一起冤案了。作為冤案的證據確鑿，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強行判決執行的。另外還有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李俊，億萬資產被侵吞，在李俊逃亡之後，當局一怒之下把他的家人親屬31人判刑。
這種形式的「黑打」，倒不一定是重慶的專利，其實墨索里尼當時在西西里就是這麼幹的。在大陸「正統」理論體系裡，就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流寇思想；打土豪分田地本身並不創造財富，也不創造價值。唱紅也不創造財富，它的財富來源是掠奪民營企業家的幾千億資產，拿出一小部分來「均貧富」，因此而博得一點掌聲。因為反正也自己創造的財富，就跟土改的時候殺地主然後把土地分給農民一樣的，是拿別人的合法財產來送人情。
但這不是制度上的保證。第一，這是一種有權力的人的恩賜，這種恩賜他隨時可以收回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後沒有幾年，中國的土地就合作化了，人民公社化了，而中國的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的失去了土地，這是導致今天遍佈全國的失地農民進行的抗爭，像烏崁抗爭、錢云會被謀殺，它的本質都來源於土地問題，也就是說當局可以強制的把別人的土地給你，當然它也就可以強制的從你手裡奪回去。這是一回事。第二，「殺富濟貧」解決不了社會問題，相反殺富濟貧的政權就是製造社會問題的總根源。當年革命的對象，他們的財富絕大多數是靠勞動、靠積累、靠合法途徑所得；而去掠奪這些人的財富，無論是早期割據地區還是後來建政以後，除了部分高官以外，沒有人從這個殺富濟貧當中得到好處，或者通過這個致富的，相反，全國人民除少數高級官員外，都變成了赤貧。而今天中國的貧富差別遠遠超過了1949年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今天的巨富如果財產來歷不明的話，那是由於很多就是來源於政策，來自政策下的權錢勾結和權錢交換，它的根源是權力，包括重慶在內。況且真正從權力得到的財富，要比民營企業家經營得到的財富多得多，然而重慶的打黑根本沒有觸及到這些人。所以打黑實際上是權力集團和它的家族對民營企業家的剝奪，儘管有可能民營企業家的相當多財產也是通過和權力的結合得到的。也就是說即使打黑當中真的觸及到了一些黑，也絲毫沒有解決重慶的社會問題，也根本解決不了中國的社會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唱紅打黑」不但不創造財富，還消耗了大批包括人力在內的社會資源。它只有兩種方法能夠解決，一種方法就是宣傳，所以重慶從「抓革命」以後，GDP的增長超過了全國的水平，紅歌所到之處所向披靡，什麼問題都能解決，包括精神病人一唱就好了。這種「抓革命」以後生產力就自然增長的作法，和文革時候的「鶯歌燕舞」可有一比。
因為重慶的發展是吹出來的，難以為繼，所以就到處借債。有人計算了，說重慶政府現在欠債5千億人民幣，重慶政府在事實上已經破產了。
當局的理論體系還有最大的特點，就是所謂的繼承和發展。這個被中國人所熟悉的說法，其實純屬詭辯。如果現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現在大陸貧富差別超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如果這種現象是合理的話，那麼當年的革命就是不合理的。兩個總有一個是對的，不可能兩個都對。當局對自己的歷史一直是所謂宜粗不宜細，就是對舊的不否定，要在舊的基礎上加上新的，這個新的是不是對舊的否定，則不管，所謂對理論問題不爭論。為什麼不爭論？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合法性的問題。如果後面的理論需要對前面的理論進行徹底否定，立刻牽涉到統治的不合法性。這種對過去不否定，而把新的理論機械加上去的結果，是暫時的把矛盾給掩蓋了，但是卻形成了一個混亂的理論體系；這個混亂的理論體系就變成了重慶事件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在一個多元化的國家當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它沒有一個指導思想，各種理論可以並存。但中國大陸不一樣，有單一指導思想的、極端排它性的執政黨，不容許其它任何理論和任何思想的生存。這種類型的政黨若自己意識形態的混亂，因為它的排它性而社會上沒有別的意識形態，就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的混亂。
這個混亂又是執政合法性造成的，不能夠通過選舉來彌奪取政權的不合法性，把選票交給人民讓人民來選。因此，意識形態的混亂，在目前框架下沒有辦法解決。比如如果王立軍不出走美國領事館，事情絕對發展不到今天這一步。沒有這一步的話，要反思重慶還是有一定難度的。而王立軍一出走事態就急轉直下，再有權謀的人也沒有了招數。但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卻有其「必然性」，是權貴主義的本質不可避免的；而偶然性既有人為的因素，更有雙方都沒有能力也無法控制的因素在主導，所謂「天意不可違」。王立軍在錦州就不是一個忠於法律的公安局長，而是一個殘忍的人權侵犯者，重慶需要的不是忠於法律和忠於職守的人，「黑打」政策需要只聽從一個人、可以藐視法律踐踏法律的打手。重慶所發生的這個事件，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都是權貴的本質在起決定作用。
這就像一隻抓捕老虎尾巴的手，不能放開，放開了就被反噬。
當前，腐敗問題在地方政府的廣泛蔓延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威脅。不過，北京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問題：中國宏觀經濟的失衡已是廣為人知，而前段時間採取的一系列政策則使這種失衡達到了極其嚴重的水平：房地產市場過於飽和，信貸體系似乎也變得越來越脆弱。最近，溫家寶總理在南方視察期間明確表示，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必須打破。據報導，在廣西、福建等地進行視察的溫家寶明確表示，要打破目前的國有銀行壟斷局面，對中國陳舊的金融體系進行重大改革。報導說，溫家寶對一批企業家說：「其實我這裡坦率地講，我們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為什麼呢？就是少數幾大銀行處於壟斷地位。我們現在所以解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打破壟斷。」
對此，德國發展政策研究所的國經濟問題專家費多麗博士指出，中國幾大國有銀行佔據金融領域主導地位，但自身同時又缺乏完善的經營管理，這個問題其實是長期存在，也是眾所周知的。之所以這一話題在最近一段時間又成為關注的焦點，主要是去年的民營企業信貸危機突出暴露了中國金融體系的巨大問題。她指出，按照原本中國政府的設想，國家控制著國有銀行，而國有銀行主導整個金融行業，本來應該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但是沒想到事與願違，僵化的體制導致中小企業難以在國有銀行那裡得到融資，導致黑市出現，地下錢莊一時盛行，反而搞亂了整個金融市場，「在全球經濟前景不樂觀，歐美出口市場疲軟的情況下，生存狀況已經相當艱難的民營企業再得不到融資，自然是怨聲載道。他們要求以合理的利率條件得到貸款，而不是地下錢莊的高利貸。而溫家寶的表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作出的。」
當然，費多麗博士也指出，要想解決這一問題並非易事，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也絕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務。一方面，「財大氣粗」的國有銀行肯定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現有的體制並沒有禁止國有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但是相比之下，規模較大、聲譽較高的企業更吸引他們。費多麗表示：「他們沒有興趣跟那些經營狀況相對不透明、前景不明朗的小企業合作。我們可以看到，當關係到整體經濟命運的大企業遇到危機時，地方或中央政府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挽救，為其注資，這種情況在我們德國也經常出現；而當中小企業面臨困難時，政府就不會出手相救。」
要想擺脫這個邏輯，幫助中小企業走出借貸困境，需要艱難的改革和相應的構建。一方面，政府必須明確地發出信號，扶植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另一方面，必須建立起有效的監控機制，畢竟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對於金融機構來說也意味著較大的風險。中國經濟專家費多麗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功能的建立和運行需要信任、信息透明以及對地方經濟狀況和企業經營狀況的瞭解，這一切在中國還需要逐漸地生發、壯大。」
據中國媒體報導，溫家寶強調，「中央已經統一思想」，要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溫州試點的有些成功經驗要在全國推廣。但是中國黨政最高領導層今年秋天面臨權力交接，輿論也猜測，溫家寶之所以在最近一段時間頻頻「袒露心聲」，大談改革，也是知道自己的任期即將結束。而費多麗認為，在秋季的換屆之前，這一改革已經無法推進。她說，有關金融市場改革在中國內部也備受爭議。在大陸官方即將進行權力交接之際，人們對於許多重要經濟問題的政策、路線是否將發生改變也都議論紛紛。溫家寶的表態代表了一種改革方向，但在高層內部肯定也存在與其意見相左的流派，認為這樣的改革風險過高，不應該進行。
住房市場是一個尤其令人擔心的領域。經過數年的過度建造，目前有數千萬套住房空置。根據瑞銀的數據，2011年時，房屋供應比需求高出了50%左右。這兩年來，北京方面一直在採取行動打擊住房市場中的投機行為。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1月份大陸70個大中城市中，大多數城市的房價出現下跌。多數人認為，一旦政策鬆動，樓市將立刻反彈，但美國、西班牙及愛爾蘭最近的經歷表明，供過於求的樓市局面需要經過數年時間才能得到修正。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住房建設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約為13%。
為政府所掌控的中國銀行體系也陷入了麻煩。2009年時，為抵禦衰退，銀行按照上級要求，向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了數額龐大的貸款。這筆資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沒有得到合理利用，如今，銀行又被要求推遲潛在不良貸款的償還時間。地方政府無力償還這些貸款，因為它們的主要收入來源——土地銷售——已經枯竭。過去，由於銀行可以通過存款業務賺取不菲的利潤率，由此抵消不良貸款帶來的不利影響。存款的快速增長使得中資銀行的發展速度超過了壞賬的發展速度。儲戶將錢存入銀行，卻不得不接受實際利率為負的現實，正是他們為銀行提供了補貼。他們的選擇十分有限，原因在於資本控制使他們無法將資金投向海外，他們沒有其他地方投資。
然而，中國大陸對於存款的控制能力正在減弱。隨著中國與外界聯繫的不斷深化，資本管控的作用也在降低。富裕的中國人（中國絕大部分存款都來自這一群體）正將資金移向海外。最近，中國外匯儲備的降低以及香港市場上人民幣存款的減少都表明，資本外流正在加劇。近年來的信貸增長有大部分都出現在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中，而非銀行信貸資金的快速增長「實際上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儘管銀行貸款增速受到了限制，新型信貸工具還是令債務水平急劇膨脹。信託貸款為手頭拮据的開發商提供了資金。影子銀行體系中的貸款，其償還期限往往較短。去年的某些時段中，銀行的存款曾出現過下降。銀行間貸款市場也處境艱難。所有跡象都表明，在房地產市場極度疲軟的情況下，金融領域的脆弱性與日俱增。
2011年9月，這種脆弱性就暴露在世人眼前。當時，影子銀行體系內部的一次信貸危機引發中國南部沿海城市溫州出現了大量信貸違約。幾個月過去了，這一事件已幾乎被人遺忘。然而，最近出爐的大部分經濟數據——無論是關於新屋開工數量、發電量、鋼鐵及水泥產量、汽車銷量、資本貨物進口還是航空貨運——都顯示出更大範圍的經濟疲軟。
溫家寶總理多次談到，要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然而，中國經濟的增長仍有賴於投資的不斷增加。去年，固定資產投資佔到了經濟增長的90%。可問題在於，這筆投資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被浪費在用於彰顯形象的基礎設施項目上（例如造價昂貴的中國高鐵網絡），而未來的預期回報率卻較低。溫家寶或許會感到煩惱，但如果投資真的停止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速將大幅放緩。眼下，北京也就好像是抓著一隻老虎的尾巴，不敢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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