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4日訊】史泰龍無疑是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廉頗老矣的《敢死隊》猶餘威不減。回想20多年前，《第一滴血》風靡全球，所到之處萬人空巷。蘭博不僅成為美國的英雄，也成為人類的英雄。蘭博以他的血肉之軀和匹夫不可奪志的精神為每一個平庸的人樹立了一個關於英雄的生動形象，蘭博甚至成為美國精神的象徵。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曾說：每一個個人都是上帝之子，所有的社會團體和國家都為他的利益而存在。這就是「人權大於主權」的現代政治學精神。
《第一滴血》與幾乎所有史泰龍的電影一樣，也是史泰龍寫的劇本：退伍兵蘭博回到家鄉，遭遇到警察盤問和刁難，也就是查驗身份證和暫住證之類。年輕貧窮無業無家無房無車的蘭博被警察作為「三無人員」拘捕。在警察局，蘭博開始享受喝水洗澡按摩等待遇：喝水就是往死里強灌;洗澡就是用高壓水龍頭噴射被扒光衣服的蘭博，而且是冬天刺骨的冷水澡;按摩就是警察們輪流上去毆打。蘭博眼看要被折磨死了，就開始反抗，他打倒警察后逃跑。之後就是興師動眾全城大搜捕，從全國調來的警察警車警笛威武雄壯浩浩蕩蕩。為了抓捕這名「危險分子」，天上直升飛機、地上搜山圍剿、到處都是全副武裝的狙擊手。蘭博眼看就要被「消滅」，電影讓蘭博成為一名英雄，他用一塊石頭打下飛機，用樹枝做成的弓箭射死警察，然後他佔領了警察局，警察搬來了軍隊和坦克……蘭博向國家投降。
可以非常確定的說，《第一滴血》這樣的電影是不可能被中國人拍出來的，但這樣的故事卻每天都在中國發生：8年前，剛大學畢業的孫志剛被警察以查暫住證為由拘捕，2日後慘死於收容所;5年前，退伍兵崔英傑被城管搶走他用來謀生的三輪車，崔英傑苦求無果后怒殺城管;3年前，溫文爾雅的楊佳被警察以偷自行車嫌疑拘捕毆打，楊佳反覆訴求無果后怒斬6名警察;前年，鄧玉嬌在反抗國家幹部輪姦中用修腳刀刺死「領導」……
英國思想家霍布斯寫過一部著名的作品《利維坦》，他將國家比作《聖經》中的「利維坦」。利維坦擁有堅硬的鱗甲，鋒利的牙齒，口鼻噴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它是耶和華所創造出來的最大的怪物。國家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人創造的龐然怪物。一個人面對巨大的國家機器如同蚍蜉撼大樹，顯得極其微不足道。國家更重要還是人更重要，國家擁有人還是人擁有國家，這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尺。《第一滴血》是一部個人挑戰國家機器的悲劇，如同堂吉訶德與風車的戰爭，雖然胳膊擰不過大腿，但這種不屈的意志足可以證明人的偉大與高貴。英雄似乎永遠是一種悲劇角色，否則大概就是奸雄。
去年夏天，曾經激情演繹《角鬥士》的羅素•克勞為我們又貢獻了一部英雄史詩《羅賓漢》。電影中，羅賓漢對驕橫的約翰王有一段十分誠肯的忠告：「如果你想要建立一個未來就必須有一個堅實的基礎，而這個國家的法律讓國王恣意奴役人民，國王要求人民忠誠卻不提供任何回報。我去過很多地方，我只知道，暴政只會帶來毀滅，建立一個國家就像建立一座教堂，從下到上，只有賦予每個人以力量，你(國王)才會有力量。如果陛下提供一個公正的司法，司法中以人權法案的形式，確保每個人每個家庭獲得安全，不會無故受到侵犯，沒有起訴不得監禁，工作吃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每個人都同樣的快樂，這樣的國王是偉大的，他不僅會獲得人民的忠誠，也能得到人民的熱愛。」影片的最後，羅賓漢對一群自由民朗聲宣布：「讓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城堡，每個人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宮殿，我們在尋找什麼?是自由——是法律賦予的自由。」
無論《第一滴血》還是《羅賓漢》，還有梅爾•吉普森《勇敢的心》，都是一部部關於英雄的讚歌，首先它是一部人的電影，但在中國，一般不存在人的電影，而只有國家的電影。這裏只有國而沒有人——人為國而存在，而不是國為人而存在。因此，任何敢於挑戰國家機器的個人都國家公敵，而不會成為英雄。維護國家利益成為所有人的第一使命，為了國家利益可以犧牲任何人。因此，維持國家的穩定不僅成為國家自身的要義，也成為全民的基本義務，更是中國各級官府的工作重點。如果說朝鮮金氏王朝的政治是先軍政治，其意識形態是先軍主義，那麼也可以說，中國政治就是維穩政治，中國的意識形態就是維穩主義。
當下中國，幾乎從中央到各省﹑市﹑縣，直到鄉和街道一級﹑乃至重要企事業單位都設置了「維穩辦」——「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據官方公開的信息，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44億元。僅以攔截上訪的「截訪」為例，其巨大的花費就是一個可怕的數字。如在中共#%大期間，為了保證所謂「零進京」，河北某縣組建了駐京工作組進行截訪和勸返，人員包括主管信訪工作的縣委副書記、縣政法委書記、信訪局、法院、檢察院、公安局等部門的主要領導和工作人員25 人，全縣到京截訪的人36人。據最保守的估算，當時整個河北省進京截訪人數達到了5000多人。而全國在北京截訪人員有近10萬人。這麼多官吏和雇傭人員到北京截訪，其花銷絕不是一筆小開支。山東一位基層官員曾坦言：「上面傳信來要我們去截人，立即派出兩三個人過去，連吃帶住加汽油費，一次就花了一兩萬元。」而事實上，截一個上訪者的費用有時完全可以解決上訪本身所要反映的實際問題。
據去年披露的信息，2009年中國官方花在「維穩」上的開支高達5140億元，與5321億元的國防軍費幾乎相仿。這是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結果，而且只是計算了內保費用，還不包括其他各種政府的「維穩」行為。花納稅人如此多稅款，可見維穩主義在中國官方執政思想中的重要位置。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將黑社會組織的安元鼎公司可以作為中國維穩主義泛濫的一個典型註腳。陳行之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說：「各地政府」與安元鼎保安公司「簽訂《委託書》和《特保護送服務合同》」：「每個人每關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給安元鼎200元伙食費」，每被遣送回原籍一個人，當地政府即給安元鼎支付 3萬元。安元鼎2008年的營業收入為2100萬元，比上年翻了一番還多，其業務範圍包括上海、成都等地。接受各地官府委託后，安元鼎保安公司在維穩主義的大旗下對一些官府眼裡的上訪者和「破壞穩定者」大肆進行綁架、拘禁、暴力傷害、猥褻婦女、敲詐勒索等罪惡行徑。至此，維穩政治已經走向犯罪和黑社會，或者說，走向罪惡。
最近，北京警方破獲了一個「黑監獄」，「黑監獄」系一個保安公司開辦，關押的全部是進京上訪者，老至八旬老人，少至吃奶嬰兒，「經常挨打，吃不飽飯，睡不好覺，更沒有自由」，活著是他們唯一能做的事。公民霍小麗遭「黑監獄」凌辱后，向北京警方報警，黑監獄適才曝光，為此，8月16日，陝西定邊警方赴京將霍小麗拘捕並帶回定邊。當時警察未出示任何合法手續，5名肥碩的警察將霍小麗的頭髮抓住，拳打腳踢，強行將她塞進車，直接從北京開到陝西定邊縣看守所。從黑監獄到黑監獄，這裏沒有任何法律。
維穩主義的蔓延使中國精神病院正在淪為可怕的集中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近年來屢屢曝出「被精神病」事件，許多健康公民被權力當局以精神病的名義送進精神病院進行隔離「治療」，你大可以想象對一個正常人進行的治療：全身捆綁、注射大量的鎮靜劑……直到你變成一個真正的精神病或者白痴。
2009年6月，3名江蘇常州市民到北京反映問題，在乘坐14路公交車時，司機崔林以車上有上訪人員為由報警。時隔一年多后的2010年7月，常州警方「突然想起」這件事，以3人拒不購買1元公交車票為由，將她們先拘留、后勞教。3人不服，分別起訴當地勞教部門「非法勞教」，但一審、二審均敗訴。3人均堅稱當時購買了公交車票，但常州警方聲稱，司機崔林指認她們沒有買票，而「崔林」只存在於警方口中，誰也找不到這個人;即使3人沒有購買車票，哪怕是每人偷了1塊錢，也不至於被拘留並被勞教;事發地在北京，理應由北京警方管轄，常州警方的手伸得太長;既拘留又勞教，明顯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所有受訪的法律專家都認為這起案件蹊蹺、荒唐、匪夷所思、常州警方涉嫌濫用職權，但這種荒唐事發生了，這3個公民只是維穩體制的犧牲品而已。在維穩面前，是不存在法律的。
孫立平先生認為，目前中國的既得利益群體已經用「維穩政治」綁架了中國社會。對這些既得利益者而言，他們普遍地存在一種安全焦慮，這種焦慮來源於「不穩定幻像」，即以為社會矛盾很多很嚴重，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很大。這種「不穩定幻像」的主觀感覺導致社會穩定問題泛化和維穩主義濫觴。
3年前北京開了一場運動會，幾乎將所有的窮人都趕出了北京。沒有了收破爛的，整個城市幾乎垃圾成災。從那場運動會開始，中國開「菜刀實名制」之世界先河。廣州市在2010年亞運前期開始，菜刀、大型水果刀將實行實名制購買、定點銷售制度，並稱廣州部分地區已經試行該「菜刀實名制」，市局開始在全市試行。「菜刀實名制」要求購買菜刀、大型水果刀者必須登記姓名、住址、身份證號碼、購買刀具的種類、數量及用途等六項資料。這實際上是照搬上海SB會維穩手段而已。可見對中國官方來說，一切窮人和購買切菜工具的人都有犯罪嫌疑。
香港《東方日報》報道，第二十六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8月12日在猶如鬼城的深圳開幕。當局如臨深淵，諸多安保措施堪比北京奧運，擾民不斷。深圳多條主要道路11日午起已陸續被封閉禁行，其中開幕式所在的南山區，大街車影罕見，人跡全無;深圳機場更因實行禁飛令，偌大機場冷清得可怕。車主、市民和旅客不僅出行受阻，連到主場館附近趁熱鬧也被驅趕，商店生意無得做、中港貨車受阻，網民直指深圳「在怨氣衝天中，迎接官府的盛會」。還有港媒稱深圳在擺「空城計」。
當局為了營造繁華景象，要求開幕式時，主場館附近五百戶居民要離家五小時，但家中要亮燈。為配合開幕式，深圳機場11日實施分段禁飛，中午的時候，候機廳放眼儘是空凳，部分飛抵深圳的旅客，因計程車站車輛甚少，而需苦候的士。機場到晚上7時左右已基本清空，部分燈光未有開啟，冷清得猶如鬼域。
權力當局開個運動會，將全體國民視若無物。大運會籌備和舉辦期間，當然少不了把8萬多名上訪人員等「治安高危人群」驅離深圳。同時在深圳買菜刀要實名制登記身份證。還清拆油畫村，拆除布吉有『中國油畫第一村』之稱的大芬村外牆油畫。此外，郵政、國安、公安和海關等部門近日下發通知，大運會期間，所有寄往深圳的郵件和速遞，寄件者須登記身份證，標明物品的內容，以及收件人資料等，否則要重點檢驗。部分物品如鋰電池、化妝水和乳液等物品禁止寄送，致使內地不少網商囤積大量的貨物無法寄出。
這讓我想起三國時期的一段故事，劉備入川後為了維穩，認為飲酒亂性，釀酒消耗糧食，所以頒布了嚴厲的禁酒令，不僅嚴禁飲酒、藏酒釀酒，哪怕家中有釀酒工具，也要受到嚴懲，一時舉國驚恐。簡雍一次陪同劉備巡視，看見路上一對男女同行，就對劉備說：「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劉備說：「你怎知其欲行淫?」簡雍說：「彼有其具，與有釀酒具者同。」劉備聽罷赧然一笑，禁酒令隨即撤銷。
歷史的進程有時讓人覺得頗不可思議。朽木未倒之前，人們彷彿覺得它永遠不會倒。如果了解歷史，那麼上一次菜刀實名制是在700年前，征服了中國的蒙古韃靼對漢人實行菜刀實名制。一個村只有一把菜刀，在蒙古村長手裡，做飯時登記借用，當然，漢人新娘的初夜權也在蒙古村長手裡，漢人為了保持血統，不得不摔死第一胎。按當下中國官方制定的歷史教科書的說法，那是中國人最闊氣的時候，偉大的可汗領導著「我們」成為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可惜在韃靼們如此強大的維穩主義下，這個不可一世的牛逼國家只維持了90多年，果然如當年文天祥所嘲諷：「強虜從無百年運」。
2000多年來，中國歷代統治者無不巧取豪奪，將中國視為自己的私產，將民眾視為牛羊、草芥和仇寇。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雖然模範官吏陸賈曾經一本正經地忠告劉邦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但中國每一個統治者無一不是流氓出身，依靠暴力建立政權，自然試圖以暴力來維持權力。這種心態在當代更加嚴重，因為當下中國政治已經徹底去知識分子化，完全變成了酷吏和兵卒治理的強暴體制。這種反文化的低智高壓統治往往是極其脆弱的，也無比愚蠢，甚至愚蠢最終成為一種特色和優點。
如果把政治比作婚姻，那麼維穩就是不擇手段的阻止離婚，不惜恫嚇威脅和暴力鎮壓，只要維持婚姻現狀即可。這種婚姻其實只是一種名存實亡的合法強暴，之所以要維持，是因為失去了信任和感情，婚姻早已經破產了，維持的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假相而已。之所以維穩，是因為權力合法性缺失導致自卑和怯懦，內心充滿末日心態的恐懼，如同那個杯弓蛇影的故事。
在心理學上有個扔孩子理論：一個人老是擔心在窗前玩耍的孩子會從窗戶掉下去，擔心成為一種焦慮，接下來產生幻象，想象孩子從窗戶掉下樓的慘景，最後他就把孩子從窗戶扔下去。孩子果然掉下去了，既證明了他的擔心是對的，也使他如釋重負地解除了焦慮。防止孩子掉下去的辦法竟然是把孩子扔下去，這就形成一種悖論和怪圈。而眼下，我們實際上已經陷入「維穩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實際上卻常常僭越和踐踏法律，濫用暴力和權力，人為製造了很多危機，導致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少，反而不斷增加，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富蘭克林曾經說：如果認為安全比自由更重要，那他就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這種將安全視為高於一切的維穩主義來自於假想敵理論，就是先設立「假想敵」，然後針對假想敵制定對策方案，也可以叫做「預案」。方案一旦制定完畢，剩下的就是尋找假想敵。在毛萬歲時代，所有的假想敵都被冠以「反革命」的帽子，而在當下，所有的假想敵都被貼上「破壞穩定」或「破壞和諧」的標籤。當維穩主義成為一種壓倒一切的國家政治時，就會出現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維穩運動，所有人都將被假想為國家的敵人，如同毛時代的「階級敵人」。
國家成為維穩主義的唯一主體，而全體民眾則被置於國家公敵的地位，那麼國家也就成為全民公敵。這種維穩主義以全體公民作為假想敵，以維穩打壓公民維權，一切以國家利益至上。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自身的存在，而不是為了維護公民的利益。將全體公民作為國家和政府的「麻煩」和假想敵，而不是作為自己的服務對象和權力來源，這是對政治倫理的一種背叛。
公元前878年，周朝的第十位天子姬胡即位，因為他實行極其嚴厲甚至恐怖的維穩政策，後世稱為周厲王。嚴厲到什麼程度?所有的鎬京人都不敢說話，即使是在路上見到也不敢打招呼，只能互相交換個眼色。看到如此萬馬齊喑的和諧社會，厲王高興了，告訴召公說：「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則回答：「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3年之後，發生了「群體性事件」，即周史上著名的「國人暴動」。鎬京的貴族、平民和農民一起把政府平了，姬胡跑到了彘，說是流亡了。這一年中國有了第一個年號，叫做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從此中國歷史有了確切紀年，中國的歷史也從此開始。
文章來源：《凱迪社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