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4日訊】 2010年5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這樣描述「中國控」：
「『我愛你，中國』——又遠不止『愛』這麼簡單。是愛裡帶著哀愁，心裏憋著勁，眼裡含著淚水，滿腦子糾結，胸中懷著一團火，又不時發出一聲嘆息。是願意為之奮鬥終生，又在具體事情中時常有無力感。是自己忍不住憤怒，但聽不得外人罵她。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體制，是既對未來充滿希望又對現實失望。」
15年來，《新周刊》就是這樣的「中國控」。
15年後的今天，我們向自己、向專家、向中國，再次追問有關中國的15問：中國缺什麼?中國人還有夢嗎?中國人擔心什麼?什麼東西沒變?還有多少中國味? 怎麼看美國?網路改變中國了嗎?如何發現城市魅力?藝術家批准了嗎?大學到底怎麼啦?如何破解階層之謎?還敢愛嗎?像什麼一樣生活?怎樣才能住得更像個人樣?中國人為什麼要追求成功?
我們都是中國人，追問中國就是追問我們自己。
一，什麼東西沒變?
1996—2011，什麼東西沒變?
國已變，從發展中社會到小康目標達成，從前工業社會到世界第二，從被世界遺忘的角落到人人稱羡的「中國奇迹」發生地;家也變，山川早已改變模樣，鄉村業已「空心化」，三四十個城市狂奔於國際大都會之途，故鄉已然不在;人也變，三十而立成了F40，憤青變身中產，飄一代成了既得利益者。
變化最為劇烈的，莫過於尋常世象：底線一退再退，終至不可再退;貧富分化的大背景之下，階層和解困難重重;社會學家孫正平所說的「社會潰敗」值得警惕，人人期待信任感和安全感。
在與強大外來文明和歷史傳統的角力中，被改變的不是世界而是我們。更可怕的是，為何沒人問，什麼東西沒變?
沒變的是利益群體，加入WTO也曾讓我們欣悅，幻想國際規則能夠使既得利益群體卻步，事實是，經過短暫衝突、試探與融合，國際規則也已讓位於中國「潛規則」。
沒變的是社會格局：權力、名聲與財富的內循環，中國特色的通脹，贏者通吃……
沒變的，還有世道人心，任何時代，中國人對於理想生活的渴望從未改變，誠如溫家寶總理所言：要讓每一個中國人活得幸福而有尊嚴;讓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讓社會實現公平正義;讓每個人對未來充滿信心。
世界上還找不出哪個國家像我們一樣對「變」這個字寄予如此厚望，我們太習慣於在運動和口號下完成一場社會變革了。中國還找不出哪本雜誌會對中國之「變」如此敏感而詠嘆再三。15年來，《新周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探討「變」與「不變」的永恆關係：什麼東西變了?什麼東西沒變?變化中哪些值得珍惜回味，值得搶救保存?不變中哪些值得衝垮樊籠，奮力打破? (文/朱坤)
楊錦麟：讓變的步伐更有節奏、更穩健
資深媒體人，生於1953年。
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速度沒變，但人心變了。一個是民智已開，民心求變;一個是人心浮躁，追逐短期效益，不擇手段，喪失最基本道德倫理底線約束的社會異變。大陸城市的地表建築日新月異，但下水道基本不變。片面追求增長速度，卻忽略了人最本質的心靈構建，信仰缺失的現象正在意識形態以外的諸多領域呈現令人吃驚的狂亂和失序。
香港人、台灣人現在的慾望是「不變」，任何發展過程的華人社會，都有發展規律的相似軌跡，只是大陸的塊頭大一些，歷史包袱重一些，面對的問題多一些，承擔的責任重一些，很難做到「無欲則剛」，只能不斷在求新求變過程中逐步改善自己，讓自己的步伐更有節奏，更加穩健，而不是繼續一路狂奔。
中華民族最廣大人民群體中，悲天憫人和善良真誠的基因並未完全消失，也不會完全異變，它不需要人為的因素去「圈養」和保護它，它是與生俱來的，溶化在我們的血液之中的，如果它還在。還能在任何危難時刻迸發出頑強而無法被忽視的能量，那麼這個民族就還有希望。 (文/楊錦麟)
馬家輝：內地還沒到不變的慾望比變的慾望多的時候
傳媒人、專欄作家、文化評論學者、台灣問題研究員，1963年生於香港
這15年來，內地的「變」可以說是「巨變」，從個體的角度來說，生活方式、心理狀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將來15年，或者50年，會有深遠的影響。
我說自己印象特別深的：第一個變化是人們不再壓抑自己的慾望，而且學會理直氣壯地表達。不管是消費的慾望，還是人的慾望，莫不如此。我說說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有個四川一個什麼地方的女生，在微博上公開說：好希望遇到馬家輝，然後撲上去，把他的衣服扒下來……這無論是從我個人的觀念，還是以往對內地的印象，都是不能想象的。
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摸著石頭過河，是探索該不該有財富，怎麼致富;現在大家有錢了，進入摸著石頭過河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去找享受財富的遊戲規則。現在的內地，可以說在開一個慾望嘉年華。由於社會結構的變化，中下階層對富有階層有懷疑，認為他們的財富來路不正——陰謀論，所以也不喜歡他們炫富。但將來社會變得開放、多元、公平、平等，人們會發現，炫富也沒有什麼，就跟炫家庭幸福、炫老公/老婆一樣，都只是一種生活方式而已。
第二個變化，我覺得是內地人，尤其是內地年輕人，他們具有了一種「城市」而非「國家」的視角。近幾年來港台作家紛紛北上，如果從「國家」的層面看，我們這些人就不夠「政治正確」：比如香港作家，沒有「國家」的概念，目中所見，只是香港這個城市，選擇它，然後過的是自己的生活而已，在以往的內地，會被冠以「小資」、「洋奴」的帽子。現在的年輕人不同了，他們學會用「城市」的視角來界定自己及他人，所以懂得欣賞港台作家對城市的抒寫，並引起共鳴。
至於什麼東西沒變，我對內地了解不深，就說說我一個朋友。十多年前我問他，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他回答說是過年回家，和家人一起。現在他發財了，再問他什麼最開心，他還是想著家人，說家人開心他就開心。儘管有人說內地道德崩壞、人心渙散，但我覺得中國人傳統的「家」的概念沒有變。
和內地相比，香港、台灣的「變」顯得不明顯，十年前開的一個商店，十年後你來看，它還在。現在的香港和台灣，已經過了「巨變」年代，不變的慾望比變的慾望多。不僅不變，還有一種懷舊的氛圍，要重建集體記憶。內地還沒有到這個階段，至少要到10年以後，才可能到不想變的階段。到時候，內地人會後悔，怎麼變得那麼快、那麼多。 (採訪/譚山山)
文章來源：《新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