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7日訊】世上有兩種非理性之破壞力。一種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破壞。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還有一種是「以建設的名義」所進行的破壞。
題目有點怪，要作一些解釋。
對人類社會的破壞，有兩種力量：一種是自然之力，一種是人類非理性之力。自然之力，如地震、颱風、海嘯、泥石流、洪水等。人類非理性之力人們最熟悉的是戰爭。中國近代以來就經受了無數次的戰禍，人民飽受痛苦，國家備受損失。1949年新政權建立以來的半個多世紀，我們才免受戰爭之災，安享和平。可是我們也經歷了兩種非理性之力的破壞，只是人們還不甚明白罷了。
哪兩種非理性之力的破壞？
一種是「以革命的名義」所進行的破壞，亦可稱：有一種「破壞」叫「革命」。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持續10年之久的「革命」，事後稱之為「浩劫」、「內亂」。現在的青年人無法想象這種破壞的慘烈與血腥，因為「文革」結束已30年了。現在50多歲的人對那場史無前例的「革命」才保存有感性的記憶。5、6個，或10多個學生，想採取一個什麼「革命行動」，便可成立一個「ⅩⅩ戰鬥隊」，或什麼「造反司令部」，帶上「紅衛兵」袖章，穿上綠軍裝，喊著「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口號，便可以干想乾的事。打、砸、搶，破「四舊」，想抄誰的家就去抄誰的家，想批鬥誰就可以批鬥誰。還給你扣上種種罪名：黑幫、走資派、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地主階級孝子賢孫、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把你關進「牛堋」，勒令你坦白交代，低頭認罪。這是來自基層的革命聲勢。上面呢？不時有「最高指示」發表，中央文革的通告發布，二報一刊社論或重要文章廣播，以及中央重大措施、行動的出台，把「造反派」的革命激情不斷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那是一個邪惡橫行、是非顛倒、無法無道的時代。在那種年代里，人性中的惡，在社會常態下受到譴責、懲治的反理性、反人類、反道德的思想行為，在一部分人身上極度膨脹，恣意作惡。至今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皈依到人性的正常軌道。我們要永志銘記這種令人痛心的破壞。
還有一種是「以建設的名義」所進行的破壞。這就切入到本文的主題了
建設性破壞在50年代就出現了。為了「大躍進」，為了「以鋼為綱」、「以糧為綱」，就砍伐森林、圍湖造田。一時間，土地與糧食是增加了，但另一種後果發生了，那就是：水土流失，河床增高，湖泊容量減少，蓄水與泄洪功能弱化。洞庭湖由建國初期的4350平方公里縮小至2840平方公里，面積和湖容減少了 50%以上。其它湖泊也大都遭此命運。長江流域塘堰的總庫容被泥沙淤積了一半以上，中小水庫淤積了庫容的1/4至1/6，從而使荊江河段成為懸河，洪水期水位高出兩岸達數米到十幾米。長江流域1996年特大洪水之後，1998年又一次爆發特大洪水，謂建國以來長江洪水災害損失最大的一次。僅江西境內870 多座圩堤潰決，159萬人被洪水圍困，無家可歸。「人斷水出路，水斷人生路」，這是洪水給人們的教訓，也是破壞自然生態給人們的教訓。直到90年代，人們才不得不「退田還湖」，「退耕還林」。
我國西北地區的濕地多分佈於江河源區，由於工農業生產的過度開發，正在迅速退化，表現為河流斷流，湖泊萎縮，濕地面積減少，旱化濕地向沙漠發展。50、 60年代石河子大規模開墾，使新疆瑪納斯湖周圍的富庶之地因水量銳減而消失。新疆建設兵團的大面積開發，在塔里木河上游大量截水，導致羅布泊乾枯。我國最大的內陸鹹水湖青海湖正重複著羅布泊的命運：水位逐年下降，湖面不斷縮小，湖邊的沙漠面積年均以 10.12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長。黃河源區瑪多是三江源（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核心區。瑪多境內擁有大小湖泊4077個，有「千湖之縣」、「中華水塔」的譽稱，黃河在其境內綿延200多公里，帶著49%的總水量滔滔東流。由於過度開發等因素，現在只剩下1000多個湖泊，面積大於0.06平方公里的湖泊僅 261個；上世紀90年代與80年代相比，年平均流量減少了27%。江河源區的生態惡化狀況勢必向大江、大河的中下游擴大。1972年4月，中華母親河黃河在山東境內出現斷流，這是黃河漫長歷史上的第一次。1990——1998年，黃河年年斷流。1997年斷流多達7次，計226天。黃河下游斷流的頻繁出現，其原因是上游對水資源的過度利用。專家指出，如不採取有利措施，黃河會變成一條內陸河。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佔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佔世界20%的人口。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已十分尖銳。可是我國平均每年還在減少耕地1425萬畝，減少的又多是城郊的肥田沃土。而中國人口年均以 1000萬之數增長著。工業化、城市化，驅動大江南北掀起一浪又一浪的「圈地運動」，強行征地，盲目擴張，開發區、政績工程、商品房、各種道路建設，都毫無顧忌地佔用良田。耕地面積銳減，導致1999年開始我國糧食生產連續滑坡，至2003年跌至8614億斤。而2005年我國糧食總供給為9680億斤。也就是說，我國缺口糧食已達1000多億斤。即使糧食生產能維持在2005年的供給水平（供給量非生產量，前者含一部分進口量），到「十一五」末期，我國糧食供給還缺口1000億斤。「拯救耕地刻不容緩」，已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水稻制種專家黃培勁分析說，「一般按照總需求的5%進口糧食不會影響安全」（見《半月談內部版》06年第4期）。言中之意，讀者自明。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報告中說：「耕地不斷減少，綜合農業生產能力不強，糧食安全存在隱患。」憂患之心，溢於言表。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軌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符合人民的心愿。由於無知，我們又為片面的非理性的發展觀所誤。那就是GDP為綱，GDP挂帥，以GDP作為現代化的目標指數，以GDP作為考察政績的首要指標，片面追求GDP 的人均水平。20多年來，GDP是升帳了，工業化成就舉世矚目，可是，這些成就和成績是以破壞生態和污染環境為代價的！或者說是用生態赤字換取的！跨入新世紀，中國已成了世界上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時下的中國不僅是人口大國，也是能耗大國與污染大國。是世界上耗水量的第一大國（佔世界用水總量的15.4%，而人均佔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能耗居世界第二位，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相當於美國的3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不久可能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
2003年國家環保總局統計，全國污水廢水排放量為460億噸，其中工業廢水佔46.2%。超過環境容量的80%以上。長江流域2001年廢水污水排放總量為220億噸，使幹流沿線形成600公里的污染帶，60%的水體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質的惡化，使上海等26座城市已成為「水質型缺水」城市。用水利部孫繼昌局長的話來說，「太湖流域不缺水，缺的是好水，多的是污水！」淮河已成了全流域重污染的臟河、臭河。一首民謠如是訴述：「50年代淘米洗菜，60 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質變壞，80年代魚蝦絕代，90年代身心受害。」
內陸江河水體的污染必然禍及海洋。以渤海為例，2003年國家海洋局檢測，渤海污染已到了臨界點。水體中的無機鹽、活性磷酸鹽、銅、氮、鋅、石油等全部超標。海底泥中，重金屬竟超過國家標準的2000倍。渤海產卵場污染面積達到100%。加上狂捕濫撈，致使渤海的海產資源瀕臨枯竭，享有「漁倉」美譽的渤海近年來已幾乎無魚可捕了。專家警告，如果再不採取果斷措施，遏制污染，渤海在10年內將變成「死海」。
空氣的污染也日益嚴重。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我國佔了一半。在這些城市中，顆粒物和二氧化硫濃度已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標準的2——5倍。我國600多座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2003年對340個城市的監測中，空氣質量屬於三級與劣於三級的城市佔58.3% （分別為31.8%、26.5%），有64個城市位於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區。
污染是立體式、全方位的。目前，我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近2000萬公頃，約佔耕地總面積的1/5。另外，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已到極限。佔世界7%的耕地卻使用了佔世界近30%的氮肥。全國至少有1300——1600萬公頃耕地受到農藥的污染。化肥、農藥被農作物吸收僅30%，70% 散發於大氣、滲入到土壤與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體之中，至少對13個省份的居民與水生物造成健康與生存的威脅。無公害的蔬菜與食物越來越稀貴了。
生態與環境破壞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還有土地荒漠化、沙化的加劇，沙塵暴的頻頻肆虐，海洋上赤潮屢屢侵襲，溫室效應使地球氣候惡化，等等。
這一切都是在以經濟建設的名義，以振興中華、全面奔小康的名義，以提高GDP人均水平的名義下發生、發展、擴大、惡化的。總之，在種種動聽的理由下，我們幹了一件件蠢事。今天，我們應當承認，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生態與環境，業已被我們毀了！現在，我們正吞噬著由自己培植的苦果：我們生活在污染的水，污染的空氣，污染的土壤的環境之中，每天吃著污染的食物。人類的健康與生命前所未有地受到惡劣環境的威脅。自然無情地向我們報復了！
譬如，癌症的發病率越來越高。目前的發病率是10年前即90年代中期的5倍。過去它是一種老年性疾病，現在患者年輕化了。過去多見於城市，現在擴展到了農村。四川沱江流域的簡陽市簡城鎮民旺村上世紀70年代是遠近聞名的「長壽村」，如今成了遠近聞名的「癌症村」了。這樣的事例不時見於報端。腫瘤專家王建璋指出：「人類的癌症大約80%——90%都是由環境引起的。」日新月異的醫療技術對於癌症的高發死亡仍無回天之力。專家認為，問題還是要從改變人們的生存環境尋找出路。
再譬如，SARS（非典）、禽流感接連地襲擊我國、襲擊人類。專家們認為，由於生態的破壞，一些微生物在外界環境改變的條件下，不得不通過基因的變異，原來不致病的微生物成了致病的毒性基因，原來只在動物中存在的病毒成了能在人群中傳播的病毒。SARS這種新的冠狀病毒就是屬於後者的情形。
特別是至今還鮮為人知的是，由於環境的毒化，人體血液中正常的白血球數已由20世紀70年代的7000——8000降到80年代的5000左右，20世紀末已降至4000左右。男性精子數正在急劇減少。1940年，男子平均每毫升精液中有精子1.13億個，1990年下降到 7700萬個。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男子的精液數量平均比50年代出生的減少25%，年遞減2%。照此下去，70年後，人類將喪失生育能力。
「文革」這場荒唐的「革命」至今仍令人痛定思痛，尚在不斷地深化反思。「文革」這種「革命性破壞」是在社會、文化領域，破壞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近10 多年對生態與環境的破壞，是一種「建設性破壞」，它同樣戴著神聖的光環，因而同樣勢不可擋。它破壞的是大自然，破壞著人與自然億萬年所形成的和諧。多少億年來，別的星球一直盛讚地球上得天獨厚的自然、生物與人類的和諧狀態；今天，人類（特別是當代中國人尤為矚目）正瘋狂地摧毀著這種和諧。
人們要渴求的東西似乎很多，但首先要生存。要生存，必須有非毒化的水、空氣與土地。我們應當在保障人類生存的前提下再去追求別的東西。人們終有一天會明白，最神往的享受不是奢侈的盛宴，不是寬敞的別墅，不是豪華的轎車，不是琳琅滿目的化妝品，不是耀眼的時裝和飾物，而是享有潔凈的空氣和水，生活在碧水、藍天與翠綠大地的環境之中。今天，我們應當理智地學會放棄。放棄狹隘而片面的發展觀，放棄不健康非理性的消費觀，樹立科學的發展觀與理性的消費觀。要重塑新的發展模式和消費方式。要重新審視GDP的意義（關於GDP的價值評價，可讀秦朔的《告別GDP崇拜》一書，他指出，GDP不衡量社會為企業獲利所承擔的成本，不衡量增長方式和代價，不衡量效益和效率，不衡量分配與社會公正）。經濟增長、社會消費與生態保護，三者要兼顧；目前及今後一個時期，要將環境與生態的保護放在首位。GDP的增長要控制在環境、生態、資源所容許的範圍之內；GDP的增長要以不再繼續損害環境與生態為前提；GDP的增長應當儘力有利於環境與生態的恢復與改善。簡言之，GDP的增長要服從環境與生態。我們寧可使GDP的增長不再像以往那樣高速。為了今後的持續發展，為了給後代留下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我們寧可減緩GDP的增長速度。這是當代中國人的理性選擇。
最後，我想提出「自然生產力」這個概念
我認為，生產力是一個系統，它包括三個類別。第一類，物質生產力，第二類，精神生產力，第三類，自然生產力。這是個大問題。簡要地說，物質生產力是以獲得物質成果為目的的生產能力，精神生產力是以獲得精神成果為目的的生產能力。自然生產力呢，它是自然界為人類從事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所提供的能力，包括自然環境和條件等狀況。自然生產力未見有人提出，有沒有自然生產力呢？有兩塊面積相同的土地，若投入的勞動和成本也相同，可收穫卻不同，這就是自然生產力差別所致，即兩塊土地在肥沃、水利與氣候狀況存在著差別。我國西北地區比較貧瘠，東部地區比較富庶，也是自然生產力差別的結果。人類文明發源於地球上氣候、環境比較好的地域，說明人類的生存、繁衍，即人類的自身生產也依賴於自然生產力。所以，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以及人類的自身生產都依賴於自然生產力。
農業生產直接依賴於自然生產力，兩者關係比較簡單。工業生產也要依賴自然生產力（生產場地、生產加工的原材料），但更取決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與實際應用，因此容易忽視同自然生產力之間的關係。問題在於，正是由於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以及人口的膨脹和消費慾望的膨脹，對自然生產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後果。
在以往幾個世紀，人類在利用自然生產力過程中犯了一些錯誤。如，以為對自然生產力可以無限地利用。實際上，大自然承受人類對它各種方式的利用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超過了其承受限度，就會遭之破壞，甚至崩潰。另一個錯誤，以為對自然生產力可以無償地利用，只利用，不補償，只開發，不保護，只索取，不回報（06年3月又獲一消息，國際環保組織發布，地球上原始森林現在只剩下不到10%的陸地面積，我國情況更糟，只剩占國土森林面積的2%，約55448平方公里）。一個人在勞動工作后需要補償、休息，才能繼續工作。自然生產力也是如此。自然生產力為人類提供各種有價值的東西。它是有價的。我們也應當與它等價交換，以尊重與保護自然生產力。
既然人類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力以及人類的自身生產都依賴於自然生產力，那麼，當自然生產力被人類愚昧地破壞之後，人類自身的生存危機的警報也就拉響了！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