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5日訊】你死之後的這近三年以來，類似的遭遇不絕如縷地臨到其他的農民或農民工頭上，被釣魚式執法的司機斷指明志，因工染病的破碎工開胸驗肺，被強制拆遷的房主無望自焚，擺攤的小商販被城管施暴群毆……不計其數和你背景相似的國民在公權力的威勢碾壓下悽慘呻吟，冤哭無告。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希伯來書》
「曹大和，這個貴州省仁懷市高大坪鄉銀水村高路組的貧地農民，在被送回家鄉的火車之上，被捆綁了一夜，之後死去。土地流轉改革前夜的中國，貧地農民曹大和、文盲農民曹大和、寡言農民曹大和，非正常死亡了，他本來是去修鐵路的。」
上面這兩段話，出自《瀟湘晨報》昔日的一則新聞報道，標題是「貧地農民曹大和的死亡之旅」。兩年零七個月前的一個夜晚，當我讀到這則報道時，立時將這段文字摘抄進了工作筆記，計劃日後寫一篇文字，來祭奠這位非正常死亡的貴州籍農民。兩年多來，這段文字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連帶著一股悲憤和痛心入骨的絕望，提醒我不要忘記兩年前一個年輕生命的生與死、痛與辱。今日鋪開稿紙，面對你的生平，我素昧平生卻又時常挂念的受難兄弟，文字是無能為力的，卻是我唯一能做的。而你，是否已身處一個不再有歧視、折磨、侮辱和痛苦的自由國度？
兩年零八個月前，也即二零零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你暫別妻兒，離開家鄉貴州遵義仁懷市的高大坪鄉銀水村，與幾個同鄉一起乘坐長途大巴，去往廣東賣苦力打工。生活的重擔壓在你年輕的肩上，在村裡，你的一家四口只有六分田，僅靠這份微薄的田地，一家人連吃飯都成問題。在此之前，你曾兩次與妻子一道外出打工，均是前往福建晉江的一家紙箱廠。第一次是在四年前，只念到小學三年級的你，因為不認識紙箱上的字，只做了四個月就被辭退；第二次是在一年多前，你們夫妻倆再次來到晉江的這家紙箱廠，你在妻子堂弟的幫助下適應了工作，后因為小兒子的出生，你們在春節前夕再次返回。回到家中的這大半年來，你靠在鄉里打零工養家糊口，你給鄉里需要裝修房子的親戚、熟人做建築工，還去過附近的一家塑料廠做過臨時工。到了九月份，因為攬不到工，你開始整日發愁一家人的生計。憂愁，使得本來言語就少的你，顯得更加鬱鬱寡歡了。
最令你憂愁的事有二：其一，你不到一歲的兒子每天要吃奶粉，三歲的女兒經常跑到鄰舍的一家小賣部買零食吃，而你又非常疼愛孩子，寧願大人節省一點，也要讓孩子吃上奶粉和零食，你心裏盤算了一下，兩個孩子的奶粉和零食開支，日均花銷約二十元左右；其二，你家的三間房子已經老舊，其中的一間地勢過於低洼，每到下雨天房屋就會被雨水淹沒。你籌劃著要將房子的地基加高，再將地基往屋后拓寬，重新蓋一座房子。這兩項在今日「經濟崛起」的中國並不算多大的開支，就買去了你幾乎所有的笑容。我知道，在西部的貧困山區出生，就註定了你的一生將在困苦中流連，在憂愁中度日如年。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話，在今日中國其他許多地方的農村、山區甚至城鎮，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們也在貧困線邊緣艱難度日，或許你會覺得命運於你，倒不一定是太過悲慘的罷。
就在你整日尋思在哪能攬到一份工的時候，你聽說同鄉的李永昌等人在遙遠的廣東攬到了一份給鐵路挖隧道的活，每天可掙七十元錢，尚需要人手。得知這一消息后，你決定跟他們一道去廣東試試打這份工，但是最近家中頗為讓你放心不下，尤其是剛剛學走路的兒子不時跌倒，母親的身體狀況最近也不太好。你識字不多，幾乎認不全汽車上標識的地名，連普通話都不會講，所以每次出門都不敢獨自一人，要和他人一道外出才不至於搭錯車。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左右，你與幾位老鄉一道，有些魂不守舍地，踏上了去往廣東的打工之旅。臨別時，妻子不停囑咐你出門在外要小心，她看出了你的戀戀不捨，和眼神里的一絲不安。只是她沒有預料得到，這會是她今生看你的最後一眼。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長途大巴抵達廣州。包括你在內的務工隊伍匯合，一起前往位於佛山的武廣鐵路金沙洲隧道工地。你們一行人住進了工地的二層活動板房，你被安排住在了高大坪老鄉住的九號宿舍。次日上午休息，這天下午許是太惦念家人，或是長途跋涉身體不適，或是其他不為人知的緣故，周圍的人發覺你出現了異常舉止，據事後前去採訪的《瀟湘晨報》報道：「到了下午，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曹的異常舉動，在工地上跑動，嘴裏胡亂念叨著著諸如兒子掉進水溝里，哥哥和嫂子吵架，媽媽摔跤了之類的話。更危險的是，當晚曹還跑上了高速公路，被拉了回來。二十四日下午，李永昌打電話通知了曹的家人。李打電話給曹的妻子熊堂連之後，要曹與妻子通話，熊堂連稱，當時她感覺到丈夫非常想家，『好像馬上想見到家人一樣』，於是托李找人將丈夫送回。她認為丈夫出現那樣的狀況，是因為太想家裡人，夫妻結婚十年來，這是第一次長時間分別，此前不管去哪裡，他們都是在一起，每天晚上丈夫都是等自己睡下才關門睡覺。」九月二十四日晚，受你妻子委託的李永昌與另兩名同鄉一道，陪同你去往廣州火車站，準備返鄉。接下來在列車上的十幾個小時，這個世界正常地運轉著，卻是你噩夢般的旅程。旅途的終點站，卻不是你的家鄉，而是你生命的終點。
這趟列車是廣州至遵義的第1291次列車。它大概是中國票價最便宜的列車之一，當然這同時也意味著其設施條件、服務質量的不盡如人意。每年，成千上萬遠赴廣東打工的西部地區的農民，都是乘坐這趟綠皮火車來回往返。車廂里通常怪味瀰漫，乘客的嘈雜聲夾雜著列車行進的隆隆聲在車廂里回蕩。這天，你與三位同伴購買的車票是最便宜的六號車廂硬座車票，臨近餐車也即列車乘務人員的工作場所。列車于當晚二十三時啟動，上車后約一個多小時左右，你再次出現舉止異常，不時大聲說話，顯得有些躁動不安，一度還突然站起來大聲喊叫，同伴見狀立即用力將你摁下座位。這聲音在夜間顯得有些刺耳，引起了車廂內其他乘客的注意，有人報告給了乘務人員。現在回過頭來看，李永昌等人送你返鄉回家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決定，在佛山時若及時送你去看醫生接受診療，才是明智之舉。事後醫學專家只能根據癥狀推測，你患上的可能是狂躁症，或是妄想症，而長途列車上因為人流多、空氣不流通、旅途時間長的緣故，旅客誘發「旅途精神障礙」的現象並不鮮見，就你而言，數日內兩度長途往返，加上缺少休息，有可能誘發的就是這種「旅途精神障礙」，也許會慢慢自然痊癒，或稍加治療即可康復。但無論如何種種跡象均顯示，你對周遭人群並沒有明顯攻擊性，在大聲說話時你並沒有走出自己的座位，也沒有與他人發生爭吵或衝突。過了沒多久，只見包括列車長在內的幾個乘務人員走了過來詢問情況，此刻你正安靜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列車長手裡拿著一筒六厘米左右寬的鮮黃色膠帶，看起來很粗，也非常地結實。他決定用手中的這筒膠帶，對你實施捆綁。
這種原本是專門用來封箱子用的厚實膠帶，現在卻反而用到了一個合法公民的身上。作為乘客，在列車上你本應接受的是服務，卻受到了虐待。作為病人，你本應接受的是救助，卻受到了折磨。列車長原本只是鐵路運輸企業的一個乘務員工、一個企業職工，其權力——不，恰當地講，應是服務範圍，只是在列車上提供旅行和運輸服務，附帶履行部分的行政職能而已。列車長，是絕對沒有司法權的，換言之，他絕對沒有權可以決定、實施去強行捆綁一個乘客，一個疑似病人。但這本不應發生的一幕，還是發生了，這不是英國作家奧威爾政治諷刺小說里的「一九八四」，而是現實中國世所矚目的二零零八。
身穿鐵路制服的列車長先將你摁倒在座位上，然後用膠帶對你實施捆綁，他捆住了你的手臂、肘部、胸部連同身體和膝蓋以下的部位。你本能地掙扎著，膠帶在你的掙紮下搖晃起來。很快因為鬆動了，列車長又再拿來一筒膠布，這次他綁住了你的手腕、腳踝等關鍵部位，令你再也無法動彈。你的上臂和胸部連著上衣被纏繞了若干圈，膝蓋以下也被纏繞了若干圈，纏綁的寬度約為七至十厘米。你疼痛難耐，躺在座位上不住地抽搐、滾動著，衣服、褲子上均沾滿了黃色的膠帶痕迹。你的臉因為痛苦而變形，你的呻吟漸漸變成了嚎叫，那哀號聲如同山中受傷的野狼，或急或緩地迴旋在車廂的上空，顯得分外凄厲、無助。
可憐的你時不時地試著向他人求救，哀求周圍的人鬆開對你的捆綁，但是沒有人為你解開，沒有人。護送你的同鄉事後稱，他們懾于身穿制服的列車長的權威，才不敢反對，也不敢私自解開捆綁，「一下子來了那麼多穿制服的『大蓋帽』，嚇得我們幾個打工仔什麼話都不敢說了。」而車廂內的其他乘客大多也是來自貴州、廣西去往廣東打工的農民工，與你們一行四人同樣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制服和「大蓋帽」的威嚴之下向來是「沉默的大多數」，或是抱著看熱鬧心態的「看客」。也有人對此提出微弱的異議，但搞不清楚「列車長的權力究竟大到什麼地步，是否能夠隨意決定強行捆綁一個病人」。有些乘客低聲抱怨你「殺豬般的嚎叫」打擾了自己的睡眠，有些乘客則不時蹓躂過來看看，再回來聊聊看到的情況，你的被捆綁為這個漫長的旅行增添了談資。事後一些乘客表示了自責，一位黃姓乘客事後坦言：「在這個事情中，我就像魯迅小說里描寫的看客，我非常鄙視我自己。」這一夜，列車長和其他乘務員沒有過來看過你一眼，更談不上過問被縛者——你的進食、飲水、大小便問題以及身體是否出現不適。
捆綁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捆綁是以極其粗魯的方式施行，捆綁打著維護公眾利益的名義。這個國家向來有著以良好動機、或是美好願望之名，行不公不義乃至罪惡行徑的傳統，當年偉大領袖發動大躍進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曠世大飢荒，也只是「好心辦壞事」的執政失誤而已。此前，有北京開展的「平安奧運」行動，將各地來京上訪的民眾或驅逐或抓捕，或遣返回鄉。在列車上，也有諸如「營造和諧列車、融入和諧社會」、「謀求新發展、推進平安列車創建工作」等形形色色的活動工程，對各種擾亂列車秩序、侵害旅客利益的違法犯罪活動進行嚴打嚴整。相比這些行動的打擊對象，你只是一個普通的乘客、一個暫時出現舉止異常的疑似病人，並不是隨車叫賣、霸座賣座之類的擾亂列車秩序者，更不是盜搶旅財、流竄犯罪、網上逃犯之類的違法犯罪者，你僅僅是個在自己座位上大聲說話的疑似病人，況且還有護送你的三名成年男子陪伴，既不存在現實的緊急的危險，也不構成對他人對自身對列車的威脅。但在「維護車廂秩序」的名義下，粗魯地、放肆地、野蠻地對這樣的一個疑似病人乘客，象對待犯罪嫌疑人或服刑囚犯一樣採取「強制措施」，亮麗的口號碾過無助的軀體，虛幻的「人民」利益壓倒現實的「個人」，人被非人化了。車廂就是縮小版的行進中的社會，穿制服者舉上「繩索」，被制服者無聲服從，旁觀者不敢吭聲，和諧重現，平安降臨。當捆綁被貼上公義的標籤，那麼野蠻和荒謬就以「正劇」的形式堂而皇之地上演了。
可這一幕正劇卻演成了荒誕劇，最終成為讓世人良知顫慄的人道主義慘劇。讓我們來看看令人望而生畏的列車長聲稱的「依法辦事」、「依法約束精神病人」的法律是怎麼規定的，《鐵路旅客運輸管理規則》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列車內發現無人護送的精神病旅客，列車長應指派專人看護，公安人員應予協助，移交到站或換車站處理，不得轉交中途站。發現有人護送的精神病旅客，乘務員應向護送人介紹安全注意事項，並予以協助。通常，在處理有人陪護、沒有明顯攻擊性的精神病患者時，列車方往往將看護人和精神病患者隔離在一個房間。也就是說，退一萬步講，就算曹大和屬於法定的「精神病旅客」，按照法律規定列車上乘務人員應做的事是，向護送人介紹安全注意事項並予以協助，或者將其本人和三位護送人隔離在一個軟卧房間。（前已述及乘務人員並無約束乘客人身自由的司法權，此處不贅。）針對本起事件，北京回龍觀精神科原主任醫師席廷銘認為，其實也有更好的辦法：「根據經驗，比較好的做法是讓下一站有關人員聯繫醫生到火車站接客，注射一針鎮靜劑，能睡上十幾小時，只需要幾塊錢。」
在司馬遷的筆下，人的生命「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兩千多年過去了，這句話在中華大地上仍然還沒有過時。王實味當年在延安曾批評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如今已經被放大了無數倍地膨脹，驚人。幾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有些群體的生命確實「重於泰山」，譬如說達到一定級別的「高級幹部」，這些人「自己住高級病房不算，還要有一大群醫務人員圍著轉，要進口世界最新最貴的藥物和最先進的設備器材，供他使用，一天耗費20萬塊錢的醫療衛生資源，多活一個月6百萬，多活三個月1800萬，……」（《2008年中國社會熱點問題分析》，見周孝正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首都師範大學的社會學講座）。而有些人的生命卻是真的「輕於鴻毛」，譬如千千萬萬個「曹大和」，農民、農民工、失地農民、城市貧民、礦工……，只需幾元錢的醫療藥物或者列車上的軟卧房間，是不會分配給他們使用的；譬如「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撥給農村合作醫療的經費僅為象徵性的每年500萬，地方政府再配套500萬。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錢。」 （見《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再譬如「目前中國農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區，由於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佔60%到80%。」（見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瀟湘晨報》報道：「有人說，如果他西裝革履，會不會綁他？」，這句質問，道出了這起事件的真相，曹大和不是那種「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其面貌、衣著加上舉止談吐，讓人一眼就能看出定然是來自西部貧困地區、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無疑，何況「見多識廣」的列車長呢——是他可以任意訓斥、說綁就綁的對象。托馬斯潘恩說過，「富人的財產，就是另一些人的災難。」這句話轉換一種說法運用到當今中國社會裡來可謂一語中的，特權階層享有的利益，就是另一部分底層民眾的災難。前者的生命被抬高到無比重要的地步，為了讓前述那些大多已垂垂老矣、甚至已成植物人的「高貴」生命得以殘喘，可以不計成本不惜一切代價。後者的生命則視如草芥、輕若螻蟻，眼睜睜地看著他尚且年輕的生命一點點地喪失殆盡，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面對此情此景，在或沉默或圍觀、或漠不關心的全車廂乘客之中，也有援之以手的身影。這是一位名叫成淮強的基督徒，他與你素昧平生，卻待你以手足之愛。他本來是在你後方的座位上的，因不忍心看到你的痛苦，特地坐到了你的對面來照顧你。他一邊觀察你的狀況，一邊和你的同伴聊天了解情況，在你被綁的這段時間里，他曾數次跑去找乘務人員，並聲稱你並無攻擊性，微弱地請求為你鬆綁，但均遭到斷然拒絕。看到你痛苦的表情，他不斷地安撫你，將手放在你的額前唱聖詩祈禱，還剝了橘子一瓣瓣地餵給你，當他照顧你的時候，他記得你「會很溫順地順從。」一位評論員對他如此評價：「幸虧有了成准強這樣的『公民』，還有網友黃先生等這些『准公民』們，這些『沉默的大多數』構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因為他們（還有『我們』中的一部分）良心未泯，所以，才能夠讓我們看到中國的一絲希望。……像成准強那樣，如果『我們』沒有懺悔、自責的意識和關注他人的行動，『我們』的社會就沒有任何希望。」
次日凌晨六時許，獲悉綁縛膠帶的手腕部位掙開時，又一位「穿制服的」來到你跟前，此人是一位乘警。他走上前來，對你的手腕部位用膠帶重新進行捆綁，你再次象上了手腳鐐銬的重刑犯人一樣動彈不得，痛苦加劇。這是對你施行的第二次捆綁。
次日上午九時許，發生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捆綁，同時也是致命的一次捆綁。當時，列車長在巡視路過六號車廂時，見你的膠帶已被掙松成線條狀，說了句「（膠帶）怎麼鬆了？」，轉身就又去拿了一卷規格相同的黃色封箱膠帶過來，再次對你實施捆綁。在將綁的時候，成淮強站起來大聲反對，「原來的捆綁已經很痛苦了，不要再綁了！」，列車長置若罔聞。在一群圍觀的乘客面前，這次列車長將你的上軀幹都綁起來了，因為你的上衣已經散開，膠帶黏住了皮肉，接著腿部也被重新捆綁，黃姓乘客事後回憶說，「列車長象裹粽子一樣加厚加緊了幾層不幹膠」，成淮強事後回憶說，「當時看了真是心傷。」在捆綁的過程中，有位乘客提醒說綁得太緊了，這時威風凜凜、果敢勇猛的列車長訓斥道，「你是站著說話不知道腰疼！」
三次的捆綁，盡顯捆綁人果斷勇武、動作利落、威風凜凜之專業風采。中國火車上列車長和乘警的雄姿英發，實在是「大國崛起」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過了不到十分鐘，你伸在凳子外面的雙腳不斷地來回抽搐，此刻的你已是臉色蒼白得可怕，渾身直冒虛汗。目睹此狀的成淮強馬上跑到餐車，焦急地對著正在用餐的列車長說，「可能會出事啊！」。列車長回道：「出了事，我負責！」成淮強立即指著列車長說：「好，你負責，那到時我一定會作證！」這個時候的成淮強已經不顧一切了，說完之後他立即跑回車廂，向周圍的乘客借了小刀，隨即割開了膠布。但是此時此刻，生命已經開始從你的身上流逝，成淮強附在你的耳旁喊道：「兄弟，不能死啊。兄弟，回來啊！」他想死命地去抓住你的生命，但是他抓不住。事後他回憶當時場景，「但生命如同流沙，從指縫流出，怎麼抓也抓不住，怎麼拉也拉不回。」他給你喂水，你已經不能吞咽了，你的舌頭開始變色，你的眼睛也不轉動了，臉部變得面黃嘴黑，面色紫青，他摸你的脈搏和心跳，已經沒有了。
一個上車時本來鮮活的年輕生命，就這樣逝去了。
這一刻，車廂里的空氣凝固了。一張從卧鋪車廂取來的白色被單，蓋住了你的面容。
護送你的李永昌打電話給你妻子，「曹大和死了。」他聽到電話那端，你的妻子「嗷」地一聲大哭了起來。次日你妻子說，你年邁的雙親一夜之間更加地蒼老。
此刻，照顧你的成淮強低低地哭了起來，悲傷、憤怒和自責讓這個三十四歲的男人淚流滿面。事後自責不已的他說，「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一個人的死亡。」他對記者表白：「最開始綁的時候我很微弱地反對了一下，最後沒有堅持下去，我跟我的朋友說，要是我的勇敢早半個小時，勇敢再大一點，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他更是不住地懺悔：「為什麼我的勇敢遲到了半個小時？」
黃姓乘客事後回憶：「整節車都凝固了，是的，人人都在問、在自責，這列車除了哪四眼青年（作者注：指成淮強）誰沒有責任？想想幾次上廁所看到他，都多看兩眼，恐慌閃亮的眼神，為什麼只有憐憫，沒有解救？我狠（作者注：應為恨）我自已，和大多數一樣選擇沉默。」
中午十二時，列車在廣西來賓市停靠。這裏本來只是你回鄉途中的一站，你的遺體被停放在陌生的異地他鄉。這兒不是你的家。
你死在返鄉的途中，你死在回家的路上。你沒能見到家人最後一眼，你死不瞑目。確實，醫生就是這麼說的，廣西來賓市人民醫院急診科醫生蒙國升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說，「曹死的時候，眼睛是睜著的。」
你疼愛妻子，在家裡以前都是你給她和一家老少做飯，每晚都是等她睡下你才關門睡覺。你喜愛孩子，常常帶著倆孩子在屋子前後玩耍。但是，你再也見不到相伴十年的妻子了，你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你再也見不到自己的父母了。你的妻子、父母也再也見不到她們的丈夫、兒子了，小姐弟倆也再也見不到她們的父親了。你那粗糙枯乾的雙手，再也沒有機會為妻子做一頓飯，為父母洗一次碗。你那有些瘦弱的臂膀，再也沒有機會抱一抱年幼的孩子，為孩子掙一點奶粉錢。
你在被捆綁的過程中不時用老家方言喊叫，「天塌了，殺人了！」——不少乘客詢問護送人你喊叫的這句話的意思，護送人一一用普通話予以回答。儘管你的抗議遭到漠視，儘管你的哭號受到嘲笑，但親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的從生到死，誰敢說你說的不對？！——自古以來「人命關天」這一諺語，就是中華民族既樸素、又深入人心的倫理道德觀，古時就連處死江洋大盜也要經過朝廷三法司會審、待秋後行刑，如今當一個合法公民在號稱「依法治國」的國家的列車上被強行劇烈捆綁，生命面臨現實的且是巨大的危險時，這不是「天塌了」又是什麼？當一套漠視生命、輕賤人命的制度系統以及觀念系統，及這套制度系統的具體實施者對生命沒有心存敬畏或是憐憫，而是懷著「維護列車穩定」、「弄死了也就賠幾個錢」之心，對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強行劇烈捆綁長達十多個小時，對受綁者幾乎不聞不問，對異議的聲音予以喝斥，對換一種適當方式處理的建議置之不理，以致最終釀成本可避免的命案慘劇，這不是「殺人了」又是什麼？
你死於萬眾歡騰的日子，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日，這一天要被記入「正史」——當然不是因為你的緣故。這天，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船，在甘肅酒泉的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這天還是北京奧運會閉幕後整一個月的日子。這天有隆重的慶祝，還有飄蕩的頌歌。而你，曹大和，一個來自貧困山區的務工農民，居於社會底層的疑似病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死掉了。渾身上下都是青紫的淤血痕迹，身旁散落著一節節的黃色膠帶。
你死的時候年僅二十九歲，一周后，是你的三十歲生日。那一年，我三十三歲，是比你年長三歲苟活著的同齡人。得知無辜的你死於非命，想到羸弱的你死於慘死，我的心在流淚。
在列車上的十幾個小時，你承受著難忍的捆縛，你有淚只能往肚子里吞咽。詩人臧克家在詩作《老馬》中，描寫了「老馬」的悲慘命運：
「總得叫大車裝個夠，它橫豎不說一句話，
背上的壓力往肉里扣，它把頭沉重地垂下！
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淚只往心裏咽，
眼前飄來一道鞭影，它抬起頭望望前面。」
這也是你的命運。你就是這首詩中的「老馬」，你甚至還不如一批馬——它儘管承受著重擔和皮鞭，但至少還沒有象你這樣在捆綁中動彈不得，在折磨中慢慢死去。如果你讀過魯迅的文章《紀念劉和珍君》的話，你一定也會覺得自己「所住的並非人間」。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上，你短短的一生從來就沒有挺直過腰板，臨死時你睜大了雙眼，看著這個吃人的世間。
這是一個何等殘忍的社會，專門糟蹋最病弱的人群。這是一個何等冷酷的國度，專門作踐最底層的群體。再強壯的身軀也掙脫不開結實的捆綁，你的死讓我從此對膠帶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我想起了聖經里那個擁有上帝所賜超人力氣的參孫，就連他也聲稱自己在被繩索捆綁後會如常人般軟弱，何況你我這些凡胎肉身呢。在嚴實的繩索或者膠帶面前，每一個生命個體都脆弱得不堪一擊。你的死讓人再一次看到，真正需要捆綁的，不是象你這樣的弱者，而是制度的惡。真正需要約束的，不是一國之民眾，而是權力的惡。
你死了之後，成淮強開始奔波，媒體開始報道，司法程序開始啟動，網路上開始熱議。善良的人們期望法律能還你一個公道，更期望你的慘死能象二零零三年孫志剛事件那樣，能夠埋葬某些「惡法」，或是在某些領域推動制度性的改革。但是這些願望幾乎全都落空了，殷殷期望變成了奢望，種種努力最終成為泡影——你妻子代理律師提出的審理法院應予迴避的申請被駁回，列車長被從輕發落，乘警未受到司法追究，沒有任何一部「惡法」或法律條款，象零三年被廢止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那樣被掃進時代的垃圾堆，也沒有任何一個為人詬病的制度領域出現制度性的改革。馬丁．路德．金曾憧憬的「平等瀉如飛瀑，正義涌如湍流」的景象離這個國家依然如此遙遠，城鄉卻依舊昇平，頌歌也依舊嘹亮。
你死之後的這近三年以來，類似的遭遇不絕如縷地臨到其他的農民或農民工頭上，被釣魚式執法的司機斷指明志，因工染病的破碎工開胸驗肺，被強制拆遷的房主無望自焚，擺攤的小商販被城管施暴群毆……不計其數和你背景相似的國民在公權力的威勢碾壓下悽慘呻吟，冤哭無告。你們因出身而遭歧視，你們因階層而遭逼迫，你們因身份而受難，你們淪為這個國家的「賤民」，你們成為落入羅網的困苦窮乏人。制度性歧視宛若瀰漫在這個國家空氣中的「三聚氰胺」，讓你們跌入暗沉沉不見天日的深淵，即使再悲慘的事件、再洶湧的輿論也無法撬動堅硬磐石的冰山之一角。於是，還有更病弱的軀體遭到摧殘，還有更年輕的生命死於非命。
再過四個月，就是你的三周年祭日了，你的墳頭早已經幹了，親人的淚也已流干。屆時我會為你點燃一支燭光，遙祭千里之外的那座孤墳。如今是晚春的五月，貴州高原的油菜花想必已是開得漫山遍野，只是你再也看不到了。在你被埋葬的那片土地，必也會有金黃鮮亮的油菜花在風中搖曳，那一簇簇花瓣全是溫柔的愛和關懷。
寫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下旬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