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7日訊】去年底的一則新聞讓我既感動又欣慰：2010年12月21日，聯合國大會宣布每年的3月24日，為了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國際日。設立這一國際日的目的之一，是加強保存嚴重和系統侵犯人權行為的受害者的記憶的重要性，以及了解真相和伸張正義權利的重要性。
在今年3月24日首個國際日之際，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致辭，「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受害者及其家屬都有權了解這些侵犯行為相關情況的真相，犯下這種行為的理由和犯罪者的身份。揭發真相也有助於整個社會促進追究侵權行為的責任。在我們展開這一新的國際紀念活動之際，讓我們承認真相在維護人權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們追求人權這一全球使命之際，也讓我們保證捍衛了解真相的權利。」這是國際社會發出的、認可「真相」在維護人權方面重要作用的一個信號，也是撫慰人類史上數以億萬遭到 「嚴重和系統侵犯人權行為」的受害者、致力於在當今世界維護人權使命的一項善政。
設立這樣的一個國際日，對於中國來說極其有必要也格外重要，在我看來，其重要性並不亞於「五一國際勞動節」、「六二六國際禁毒日」等傳統的國際節日。乃因為，作為人口大國和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中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發生的「嚴重和系統侵犯人權行為」連綿不絕、舉世罕見，諸如從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的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四清運動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運動、一打三反運動、批林批孔運動、批鄧及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一九八三年及此後歷次嚴打運動、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打壓民間宗教與維權運動等政治運動、以及一些弊政諸如戶籍制度、收容遣送制度、勞動教養制度等。但至為遺憾的是，這一幕幕歷史的真相併沒有被切實地保存下來，相反，卻遭到不同程度的或掩蓋或淡化、或扭曲或設為言禁。
更為可悲的是，這種壟斷歷史的做法不僅使中國成為一個「剝奪人們記憶」的世界，甚至於，就連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也因外部原因譬如海外媒體被操控、或自身種種原因而無法「生活在真實之中」。在海外華文文學領域，一些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國內的政治語境，認可蒙蔽真相的做法，避免去踩踏一個又一個的言論「禁區」，可謂身在自由世界，心卻仍在束縛之中。在此情境之下，當我讀到旅美詩人、作家程寶林的最新著作、思想隨筆集《洗白》的時候，有如聽到泰戈爾詩中所描述的「蟋蟀的唧唧，夜雨的淅瀝」般清脆明朗，這種聲音在海外華文文學領域是難得聽到的。
和某些擁有大陸背景的海外華文作家對國內的現實民情社情日漸疏離、基本上遊離于同胞的苦難之外不同的是，程寶林的文學作品大多著墨於他生長於斯、曾長年學習工作生活於斯的故土中國，寫盡了那片土地上的故事、和那裡的民眾尤其是農民群體的酸甜苦辣、生存境遇等諸多人生況味。
這本《洗白》更是緊貼近幾年來那片土地上的民情社情，諸如汶川大地震、刑事冤獄、私刑、司法不公、紅色旅遊、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告密事件、嚴刑峻法、礦難、社會戾氣、廣州孫志剛事件、成都女童李思怡事件、廣州許霆案、范美忠事件、李輝文墨官司等，而我認為，整本文集最大的亮點是，書中有相當的篇幅是對那片土地上幾十年來「嚴重和系統侵犯人權行為」的反思之作，是呼籲恢復真相、倡導言論自由的憂心之作，他在一些言論「禁區」地帶並沒有迴避，而是直接地表達出鮮明的立場和真誠的反思，諸如鎮反、土改、反右、文革、抗戰史實、大飢荒、援外史實、嚴打運動之合理性等，可以說也是一部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中的不同尋常之作。
我想，這與他赴美十多年來紮根西方社會，切身體會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氛圍是分不開的，同時也因為，在他身上始終保有農民子弟的淳樸、詩人的熱誠、媒體人的敏銳、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那一代大學生的啟蒙意識和理想主義情懷。
在那片土地上數十載「嚴重和系統侵犯人權行為」的歷史和現實記錄面前，程寶林意識到真相和記憶的重要性。人類的記憶是思想文化發展的基礎，是國家民族前進的基石。只有了解歷史，才能去建設合理的現在和未來。如果沒有真相，沒有對歷史的真實記載和傳承，尤其是對過去黑暗歷史、罪惡歷史的保存、進而警醒，就無法吸取歷史上的教訓，就不能在反思中成長進步。由是觀之，忘記過去或者歪曲歷史的國族沒有未來。今日之中國，儼然以一個「大國」之姿「崛起」於世了，但在這個「大國」之中，真相是缺席的，歷史是扭曲的，人權災難被曲筆改寫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還仍然活在英國作家奧威爾所描述的「一九八四」之中——各種「真理部」負責改寫、消除並偽造歷史，同時人為地製造真理；「友愛部」則負責維持民眾對老大哥的信任，對懷有犯罪思想者施以懲罰；民眾被動地接受老大哥的學說，並熱愛老大哥。這樣一個奉行「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法則的國家絕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甚至不配稱之為文明國家。
對比另一個同為發展中國家的非洲大國南非，於十幾年前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負責揭開國家一段黑暗歷史的真相，埋葬舊時代的幽靈。如今的南非人普遍認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改變了南非的歷史，讓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國家，為南非今天的發展與和解奠定了基礎。而當今中國離「真相與和解」遙矣遠矣，甚至是反「真相與和解」的，不但在這個非洲大國面前相形見拙，也背叛了作為文明古國的中華民族在過去的漫長歷史中堅持史學的「直筆」傳統，比如文天祥獄中詩里謳歌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幾位史官，即為寧願被關被殺也要「秉筆直書」的古典中國史官之典範，又比如班固所肯定的《史記》「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程寶林對此種謊言橫行、真相難覓的現狀深感痛心，在《謊言與真相》一文中，他指出，「中國，不是哪一代人的中國。
中國，是子子孫孫的中國。『我身後哪怕洪水滔天』，這樣短視與自私的民族，是不配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讓今人，更讓後人；讓國人，更讓外人，知道我們過去發生的一切，今天發生的一切，正是為了避免，這『一切』之中壞的、破壞性的、負面的、陰暗的那一部分，不會在今後的『一切』中重現，或者，盡量減少重現的機率和規模，讓損害歸於最小。……，選擇性遺忘與記憶屏蔽，真的是中華民族的軟肋嗎？」
與呼籲真相的工作異途同歸的，是對愚民教育、謊言宣傳的批判。想必這是程寶林最為痛心的，他才將這本文集命名為「洗白」。剛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有點兒納悶，不理解這一字面簡單的書名的涵義。截至讀到文集中同名文章《洗白》時，他的解釋才讓我恍然大悟，「洗白」是一個四川方言，該詞字面的意思是「洗而發白」，引申的涵義是：被劫掠一空。川人愛打麻將。一個人輸得精光，就是被「洗白」了。他將「洗白」用作書名，表達對「踐踏腦汁」這一奴役國民思想行徑的憤怒、抗議和思考。
在《用美國考題，考考你》一文中，他直接宣告：「從黨衛隊，到紅衛兵，一脈相承的是對人類最寶貴資源——大腦的漂洗。腦殘，是近年來中國的新詞；洗白，是我內心深深的悲哀。」我想，錢被劫掠一空了，還不是最可怕的；人最寶貴的資源大腦被「洗白」了，才是最可怕的。從古至今，一切專制都是令人憎惡的，但最可惡的專制，莫過於意圖實現對人的思想的控制。而這，正是現代極權主義最熱衷於並孜孜不倦去做的「宏圖偉業」。其右翼，即法西斯主義非常重視意識形態的灌輸和宣傳，將「宣傳」的目標設定為用灌輸代替宣傳，並且壟斷信息、征服群眾、控制輿論。
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公然宣稱，「人民大眾絕大多數始終是愚蠢、粗魯、盲目的，他們很容易被蠱惑者和政客所矇騙。」、「謊言重複千遍就會成為真理。」其左翼，即共產主義在對國民的「洗白」上也毫無遜色，哲學及觀念史學者以賽亞•伯林在《民主、共產主義和個人》一書中指出：「共產主義教育工作者的任務，亦即，對人進行調試，使得人們只會提出很容易獲得答案的問題，讓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順其自然地適應所處的社會。
好奇心本身、個人獨立探索精神、創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願望、尋求真理本身的願望、追求某些目的的願望，都是有害的，因為它們會擴大人們之間的差異，而不利於一個整體性社會的和諧發展。」在《洗白》一文中，面對「經過了一趟紅色之旅，希望她的孩子，記住革命先烈，記住紅色歷史」的堂妹對自己博客文章的回應，程寶林在替她感到悲哀的同時勾勒出一幅史實，「還是讓我們從具體的場景開始，掀開中國當代歷史血腥的一幕吧。」接下來他將筆觸延伸到從鎮反風暴、土改、人民公社、反右、紅衛兵直到八十年代以降的嚴打運動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最後沉痛地發出一聲嘆息：「在中國，歷史教育，基本上可以說，是愚民教育的同義語。問題在於，我們拿什麼來拯救自己？如果只有一本官修的歷史教科書，允許我們閱讀？」
可悲的是，數十年來浸染于系統性謊言宣傳和愚民教育的大染缸內，使得包括程寶林書中提到的堂妹、友人的兒子、比他年輕兩歲的作家朋友在內的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過去的歷史相當地陌生，無法自由獨立地去思考、表達和行動，喪失了辨識真偽的能力，所思所想所為難以擺脫官方長年累月灌輸的窠臼，這難免讓人心生悲涼。但在這普遍沉陷的人文環境之中，所幸還有一代又一代拒絕與謊言為伍且不甘沉默的思考者、言說者和書寫者，他們傳承著中國民間修史的傳統，將記載真相看成是「無權者的權力」，竭力用文字或其他形式去澄清一段段被遮蔽的歷史。作為列入此陣列的寫作者，程寶林說他相信「信史在民間」，我也信。如果沒有民間對歷史的修復與「刮骨」，那麼這些歷史上殘酷慘痛的篇章就很容易被正史或顛倒黑白，或粉飾太平，甚或一筆抹去，從而為當代人及子孫後代所不知。這是民間修史與官方話語的抗戰，也是良知與怯懦的抗戰，責任與犬儒的抗戰。
謊言天生是虛弱的，是經不起人們的質疑和現實的檢驗的，一個謊言需要無數個謊言來彌補、維持。正因如此，謊言的生存需要暴力的保駕護航，才不至於成為一吹即散的泡沫。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在政治領域謊言和暴力天然有結盟的傾向，而成為專權政治倫理之馬車的兩個輪子。索爾仁尼琴說暴力為了維持臉面而找到謊言作為同盟，馬基亞維利說專制統治必須靠暴力和謊言這兩個支柱來支撐，毛澤東說這叫槍杆子和筆杆子，滕彪說這種建立在暴力和謊言基礎上的政權叫做「兩杆子政權」，一平說這是「高尚的謊言和赤裸的暴力」。在政治運動接踵而至的年代，由謊言和暴力結成的同盟軍肆虐于中華大地，讓這片土地成為國民的噩夢，讓無數條生命成為刀俎下的魚肉，讓那段歷史成為血淚斑斑的代名詞。
程寶林對謊言宣傳和愚民教育持激烈的批判態度，自然而然地要將批判的筆鋒對準暴力，及經由政治上層延伸至社會上的暴戾之氣。他將這種「血液中深深浸淫的暴戾、嗜血毒素」，稱之為「極左的、極權的社會制度的第一要征」。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他自言始終伴隨著「永難消除的恐懼陰影」，雖說自己「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但他對此似乎並沒有多少幸福感，他回憶道：「對我這個毛死亡時已14歲的鄉村少年來說，我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就是在閱讀這類暴戾、殘忍的布告文字中長大的」。
書中有一篇標題為《曷彼蒼天：評李乾》的文章，是他在閱讀了一本回憶錄之後寫出的讀後感。這是一本在文革中殺害了兩個無辜青年的昔日紅衛兵的回憶錄，也是一本曾經服刑囚犯的悔罪書。這本連續兩晚讓程寶林讀至深夜的回憶錄令他觸目興嘆，並且覺得這本書有著重要的價值，在於「它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真實、但卻是被瘋狂與愚昧的暴力時代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心靈樣本。」進而詰問：「是誰，在他心裏，種下了如此瘋狂、殘忍的仇恨種子？」同時，程寶林聯想到自己在極左時代的親身經歷，感嘆道：「我們從小接受『革命』的狼奶哺育，在暴力至上、槍桿萬能的價值觀熏陶下成長。此刻，『革命』回歸其最原本的語義：取人性命。」他還回憶起小時候在鄉村的禾場上看「革命」電影，電影里幾個小孩子拿著紅纓槍誘殺「白狗子」的畫面，讓幼小的他產生了朦朧的懷疑和厭惡：「電影為什麼要宣揚、鼓勵孩子們殺人？難道不殺人，就無法將一個國家建設好嗎？」在那個鮮血飄零的極左年代，「暴力」的毒素如同黑壓壓的烏雲般盤旋在那片土地之上，血腥的鏡頭、恐怖的社會氛圍促使程寶林去質疑「暴力」的合理性、「革命教育」等問題，這樣的質疑直到今天依然還沒有過時。
在《北京少年》一文中，程寶林對友人的孩子、一位19歲的大學一年級新生對過去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無知深感憂慮，他想告訴包括這位青年在內的所有年輕人，他通過閱讀「文革時五花八門暴行及受害者悲慘遭遇的書」時，引起了「靈魂深處難以抑制的顫慄」。在文中，他引用了一名于 1966年時任北京郊區大興縣委農村工作部幹事的自述，這位幹事講述了當年大興縣馬村為相應領袖「炮打司令部」的號召，發動對村裡「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大屠殺的情況：「行動快的公社和大隊，都把『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集中監管起來，隨時拉出來批鬥，進而殺害。從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為嚴重，僅 8月31日一天就殺了數十口，有一個水井都被填滿了死屍……刑場設在大街兩頭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間東廂房3間。我們（縣幹部-引者注）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著，死人橫躺豎卧，鮮血染地，慘不忍睹。」
讀這樣的文字怎不令人心驚膽戰、悲痛欲絕？限於篇幅，我只引用了這段文字的近三分之一，而這近三分之一的文字已經讓我極度驚悚，需要暫時將視線移開，讓自己從深重的哀傷和壓抑中脫離出來，稍作歇息才能繼續讀下去。我想起了文革中遭到批鬥的外公，還想起了以前供職的律師事務所里一位在文革中被關押的老律師，和我的幾位文革中遭迫害的當事人。在我出生那年，文革已接近尾聲，一個襁褓中的嬰孩尚不知道自己來到的這片土地浸透了人血和淚水，布滿了冤魂和白骨。
小時候在家裡父母很少講起文革期間的事，我對文革的了解幾乎全是從少年時代開始通過書本閱讀了解到的，因為對文革並沒有親身的體驗，這難免影響我對於現當代中國政情來龍去脈的準確評析，以及帶有「中國特色」權威體制的深入思考，因此閱讀是我對這段史實的主要「補課」方式。類似上面的文字以前我在一些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裡頭均讀到過，可以說對這種文字描述的血腥場面並不陌生，但捧讀程寶林的這本文集，仍然讓我不時心有餘悸。讀到這段椎心泣血的文字，不免聯想到近年來肇始於重慶、且有蔓延之勢的唱紅歌運動，那一幕幕紅旗招展、紅衣一片、紅色「革命」歌曲響徹雲霄的一幕鬧劇兼醜劇讓人有時光倒流之感，更有文革重演之慮，值得人們加以警惕。
程寶林說他修改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值中國各大影院上映日軍屠殺中國人的影片《南京！南京！》，他說：「大興縣委幹部張連和所實錄的屠殺暴行，比日寇的暴行，更加令人髮指，因為，這些屠殺是在這批縣委幹部的旁觀中實施的。」他繼而語帶悲憤地質問：「如果說，日寇的兇殘、毫無人性，是因為他們是異族，這些滅絕人性的『革命者』，殺的卻是在一塊地里幹活，喝同一口堰糖水的相親啊！」這一聲質問實在發人深省。是什麼原因，讓四十多年前這些「革命群眾」——其實都是些平日里普普通通、老實本分的村民，以赤裸裸的暴力對付同一個村子里的村民，實施出比日軍南京大屠殺更殘忍、更冷酷的屠殺暴行？對極權主義有深入研究的漢娜•阿倫特認為，極權制度中有一種「平庸的惡」，她分析道：「一個平庸的人面對一種黑暗權力，人們通常相信根本無能為力，只能毫無抵抗地依附其中。
潛藏在黑暗權力背後的都是一個個非常實在的組織，人們面對它肯定會做點什麼。因為人類所具備的「共同的主動性」，即，較之某種以命令、順從和不負責為基礎的專政體制，人類的這種共同的主動性將更有效能，換言之，權力終歸是抽象虛無的，真正使黑暗權力變為現實的是實實在在的組織。正是因為艾希曼之流的平庸與膚淺，他們輕易放棄自行思考、判斷乃至積極對抗的權利，使得黑暗權力得到堅固，使得對猶太人的屠殺變為現實。」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到南京大屠殺，再到大興大屠殺，諸如希特勒的惡、東條英機的惡、毛澤東的惡這般「極端的惡」高高在上進行慫恿、操控和指揮，固然是罪魁禍首，或是犯罪學意義上的首犯，無疑罪不容誅；而千千萬萬個下屬或平民施行出來的「平庸的惡」，卻也同樣難辭其咎。當這些「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服責任的平庸無奇的罪惡」無條件地去擁護和服從，具體地去實施、操作對另一個群體的瘋狂殺戮時，大規模慘不忍睹的災難和浩劫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在程寶林看來，中國那段極左年代的歷史與納粹德國時代的殘暴不分軒輊。他在《讓那冤死者，安息！》一文中如此評說：「在毛澤東統治中國的27年裡，中華民族無數的優秀人物，特別是具有先進思想的青年，僅僅因為一兩句激憤的話語，一兩幅心血來潮的「反標」（「反動標語」的簡稱），甚至，一封未對社會造成任何危害，從未寄達收件人手裡的匿名信，就遭到了毫不留情的虐殺。寫一封信都會掉腦袋，如果這不演算法西斯，那希特勒的德國，就絕算不上是人間地獄。」確實，中國極左年代所實施的階級滅絕，與納粹德國施行的種族屠殺相比較，其殘酷、卑劣和下流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兩大人類史上空前的極權主義災難，給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留下了慘絕人寰、駭人聽聞的記錄。但令人驚異的是，這兩大歷史性災難何以發生在東、西方兩大曾經以優良文明傳揚於世的國度——作為近代哲學的故鄉、古典音樂發祥地的德國，和擁有人類最古老文明之一、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國？並且，它們一手造成了如此長年累月、腥風血雨的恐怖暴政，兩國的民眾居然沒有起而抗爭、試圖將之推翻，相反，卻時常表現出集體的和個人的感恩戴德、甚至於頂禮膜拜、狂熱地加以擁護？
顯然，僅僅歸結為支撐它們的兩大支柱也即謊言宣傳和暴力統治的話，尚不足以解釋這一人類政治史上的罪惡之巔峰。對此，曾被以「顛覆共和國」入罪坐監的前政治犯、捷克劇作家哈維爾的觀點是，「通過否定歷史，權力不僅為其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辯護，並且為其作為極權主義政權身份辯護。這個身份也有一個堅強的意識形態的庇護所：如果最初不是從一種意識形態中吸取力量——這種意識形態如此自滿以致輕視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觀點，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歷史使命，以及這種使命所帶有的所有特權——這種只存在一種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將很難存在，更遑論發展和壯大。」而另一位堅定批判權威主義的哲學及社會學學者卡爾•波普爾則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共產主義的論斷對於近代社會歷史具有非同小可的影響，它導致這樣的結論：拒絕共產主義的人是嚴重的罪犯，因為他們居然反對必將來到的事物。這是一種只能帶來災難、不幸和恐怖主義的論斷，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意識形態，這樣一種理論必然要造成大批人犧牲。因為我們自以為知道的實際上遠遠超出了我們所能知道的。」
極權主義披上了一層「崇高、遠大、純潔」的意識形態面紗，構建了一套烏托邦工程的神話、或類似宗教般的「信仰」。不管是納粹德國的「創建第三帝國和征服歐洲」，還是極左中國的「解放全人類」抑或「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都描繪了一幅令人心蕩神馳的未來圖景，這種無比美好的遠景誘發了民眾內心的狂熱，和對現實世界的忍耐，人們像是靈魂附體似的紛紛加入到一個為「偉大理想」而奮鬥的集體隊伍中去。在「崇高」的目標之下，可以為所欲為。在「遠大」的理想面前，人命一錢不值。地上的天堂沒有建成，卻已經變成了人間地獄。這樣一種波普爾所稱的「非常可怕的意識形態」，同樣是程寶林痛徹心扉、並加以深切反省的，他將之稱為「以『仇恨教育』和『社會暴力』為基本特徵的，具有原教旨色彩的共產主義理念」、「一種偏執的信仰」。
在《對生命視若無睹》一文中，他感嘆道：「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愛這個，要愛那個，不是黨，就是主義，卻從來沒有人教育我們：首先，要愛你的家人；進而，你的鄰人；進而，你的同胞；進而，作為整體的人類，和作為個體的：人。」。在《是勇敢，還是愚昧》一文中，他痛斥道：「我們的社會，一以貫之的是這種漠視個體生命，甚至鼓勵未成年人拚命、不要命的野蠻愚昧教育，似乎為了國家，為了集體、為了社會、為了祖國，為了一切高尚的、偉大的理由，任何個體生命的喪失，不管他們多麼弱小、幼小，都是正常的，應該人人仿而效之。」
我並不完全贊同程寶林的觀點，譬如他對方誌敏「獻身」的所謂「民族解放事業」的正面評價，譬如他對溫家寶在零三年非典和零八年汶川大地震中表現的表揚，譬如他對「中國的領導人，一代比一代，更具有世界眼光和現代效率。」的評價，譬如他對「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好，越來越進步，越來越富裕，人權紀錄也逐步改善。」的形勢判斷，譬如他「更樂觀地相信，中國的大街上，將再也不會聚集起狂翻漫卷的旗海、……、以國家面目施行的暴戾。」等。這些少數誇讚式的評析和展望，使得整本文集總體上呈現出來的現代公民制衡意識、和獨立知識人的批判精神，稍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且彼此存在著局部的衝突。
以我對他本人及其作品的了解，我感覺他身上既有一種來自鄉野、遠離廟堂的中國傳統底層社會的自由精神和不甘受制於體制的詩人的傲骨，但同時，可能因為他曾經多年體制內媒體的編輯、記者職業生涯，使得文集中部分文章仍囿於「體制內思維」的思維定勢。在上述問題上，我願與他及所有持此類觀點者商榷，當然，沒有人能聲稱完全掌握真理，但我們至少可以往真理的方向靠近。但是無論如何，他的言說真相、呼籲維護人權、批判極左政治的文字工作是令人欽敬的。在當今中國謊言瀰漫、人權闕如、極左思潮湧現的情勢之下，作為文學寫作者的程寶林的言說，確實正是索爾仁尼琴提倡的「文學所蘊含的真實的力量可以摧毀謊言構築的世界」的體現。除了他對真相和人權的維護、對極左政治的批判以外，我也贊成他的若干觀點，在微觀方面，譬如他呼籲重視程序正義、主張輕刑主義、主張廢除死刑、質疑運動式嚴打、質疑公審、批判本能的愛國主義、呼籲寬容意識、肯定台灣民主，等等；在宏觀方面，譬如他呼籲尊重個體生命、呼喚由「官本」社會轉變成「民本」社會、呼籲建立公民社會、民主社會、法制社會與人權社會（應為「法治社會」），等等。
程寶林在文章中自言「身居海外，我作為中國人的驕傲感，主要來自古代中國」，我想，此處他指的應是古代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古典時代文化的中國確有令人嚮往之處，而當今時代文化的中國百弊叢生，經濟的中國畸態日茲，道德的中國墮落淪喪，政治的中國危機四伏，人權的中國令人心寒，依賴「精神海洛因」自我亢奮的，是以社會失控性沉淪和犧牲子孫後代利益為代價換來的物質總量增長、舉國體製成果和虛浮的「大國崛起」形象。而社會亂象頻生、群體事件激增、環境嚴重污染和無數國民個人在公權力肆意侵害下的痛苦呻吟、冤苦無告，凸顯當今中國的「金玉其外」絲毫遮掩不住觸目驚心的「敗絮其中」。在舉世奉上「崛起」、「奇迹」、「盛世」的滔滔稱羡讚譽聲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像胡適當年哀嘆的「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那樣，而是憂心忡忡地指出了今日中國之「真相」——譬如北京學者秦暉形容的「低人權優勢」國家，譬如法國學者索爾孟形容的「謊言帝國」，譬如香港學者林沛理形容的「道德殘缺國」，等等。這些學術概括絕非誇張之詞，二十一世紀初葉的今日中國仍然踽踽于現代文明的軌跡之外，社會潰腐傾頹，時勢已然危殆。今日中國需要的不是「大國」「崛起」、維護「穩定」，而是體制轉型、精神重建。
今日中國需要的不是御用文人的邀寵獻計、恬然鼓噪，而是獨立知識人的哀鳴如鴿、咆哮如熊，比如冉雲飛的「日拱一卒」，又比如程寶林的拳拳呼籲：「我們是喝人奶長大的，我們要有人味。」、「但有兩樣東西，迄今還遙遙無期：言說的自由，與免於恐懼的自由。」、「社會將它的全部成員——人，當人看待。進而，將人，當公民看待。」、「我們在一個嚴厲的、嚴酷的、非人道的社會裡，生活得還不夠久嗎？同胞們！」、「每一個中國人，作為生命的個體，作為社會的一員，擁有了尊嚴和自由，擁有了凜然不可侵犯的公民權，包括言說和批評的權利。」
此外，《洗白》一書作為一本思想隨筆文集，除了本書隨筆作品的文風之外，在我看來還另有兩個特色：其一是，書中大多數文章的行文方式，是程寶林以自己在中美兩國的親身經歷入手，運用寫實主義的筆法娓娓而談，或者是從公眾熟悉的一些公共事件談起，帶有較濃的散文風格和文學色彩，令讀者讀起來感到親切，且讓讀者更加能夠了解作者的內心世界，理解作者的價值取向；其二是，書中的四個輯子均以程寶林的一首詩作開頭，四個輯子的名字也取自四首詩的標題，展現出作者同時作為一名詩人的才華。四首詩中我尤喜第三首《自費》，這是一首紀念反抗極權主義先驅林昭的詩歌，讀來令人噓唏不已：五分錢／在今天，在我的祖國／連一根冰棍也買不到了／這樣要命的夏天 當年，在上海的一條小弄里／幾件制服、幾頂大蓋帽／敲開了一戶人家／以國家的名義／向一個母親／索取這筆欠款這是一粒子彈的價格／這是一次自費死亡／ 上海的龍華／花像血一樣綻開／1931年，有柔石／1968年，有林昭。
程寶林在本書後記《言說，及免於恐懼的自由》中有一句話，袒露了自己進行思想隨筆寫作的內心驅動力：「對於尊嚴懷有渴望，對於自由懷有信仰，使我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筆，探入了思想隨筆的領域」。這是一種反抗黑暗的寫作，這是一種渴望光明的寫作，也是一種承繼中國史學「直筆」傳統的寫作。與此同時，他自言「寄身海外，仍不能免於恐懼！在恐懼中期待，在期待中恐懼。」我能夠理解他「出於靈魂深處的恐懼」，同時感到無比的辛酸。生於這樣一個冷酷無道的體制，有誰不感到恐懼呢？但就像冉雲飛所說，「恐懼並不恥辱，用盡一切辦法想讓你恐懼的人與機構，才是真正的不良。」從這位去國多年、雖已長年身居海外卻仍不免恐懼的文化人身上，我看到了黑暗宛若高天撒下的網羅般漫無邊際，也看到了呼喚真相、維護人權事業的艱難和任重道遠。加謬在散文《熱愛生活》中說過，「沒有對生活的絕望，就沒有對生活的熱愛。」這句話用在程寶林身上似乎很貼切。正是因為深深體驗了黑暗和絕望，才更加激發了他去戳穿遍布的謊言，去恢復被遮蔽的歷史，去呼喚「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去為真相和人權建言發聲，這是他絕望過後仍然熱愛生活的證據。在《洗白》一書中，我看到了心懷恐懼仍然不憚言說的學人本色，也看到了人類的自由精神和尊嚴意識正如《聖經》中所說，「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因為人類有追求真相的本能，有追求人權的天性。
寫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日至六月七日。
──轉自《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