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廣場行思錄

【新唐人2011年4月20日訊】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遭血腥鎮壓,我心悲痛,苦於無法表達,反復思索如何悼念英烈,最後終於想到,可以去天安門廣場,在那裏表達哀思。

(一)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六四

2002年5月我寫了一篇文章,《六四看看天安門廣場》,在《大參考》發表,文中建議六四那天,大家分頭去天安門廣場看看、走走,和朋友聊聊天,以行動悼念六四。(註1)。

以後,北京來了朋友,我常向他們建議,可用“天安門廣場行走”悼念六四,人多了,自然顯示民意。聽說香港每年,都要在廣場舉行悼念六四晚會,我很想去參加。

2004年6月3日,我到了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廣場,參加了悼念六四的八萬人集會。隨後寫了《香港六四燭光集會參與記》(註2),並把我在廣場手舉火燭的照片,放到當年在香港出版的《百年禍國》,和後來出版的《呼喚自由》的封面。我夢想有朝一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六四晚會。

2005年6月4日我終於如願以償,和“不銹鋼老鼠”劉荻四個人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悼念六四,拍了照,繞廣場走了一圈,邊走邊聊,回來後我寫了《六四我和“老鼠”逛天安門》(註3)。我打算以後只要身體允許每年六四都去天安門廣場。

2006年6月3日,我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準備次日到廣場,事先也在網上公布了行程,上了特快車,到達北京之前,列車長把我叫到餐車,要我在那等著有人來接我,我當然知道是警方在等我,特快車很少晚點,但這次竟晚點一個小時,到北京我走出車廂,一輛警車停在站臺上,警察向我出示傳喚證,我被押到鐵路局派出所,幾個小時後,濟南的警車趕到,將我押回山東,審問至午夜。

就在這年的六四之前,我被第一次抄走了電腦。

2007年六四前,我又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準備去廣場,結果受到警方和校方的阻止。

因為上了年紀去北京困難重重,從2008年開始,我和朋友們每年都在濟南聚會,悼念六四。

(二)廣場行走 遭遇暴力

2009年清明我去英雄山悼念趙紫陽,事先受到公安的警告和校領導的勸阻,我堅持出行,警車緊跟在後,進入英雄山西廣場,被四個黑衣彪形大漢拖到路旁的樹蔭後面暴打,四根肋骨骨折。當天清明,英雄山有五萬人以上聚集,暴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可見猖狂。(註4)

2010年清明我再次去英雄上悼念紫陽,有十幾位朋友怕我遭打,相約一起前往。為防暗算,事先在網上公布了去廣場的路線,請市民監視暴行。這次廣場行,雖有阻撓,但因人多所以比較順利,大家一起照了相。從此我們有了經驗,一個人去廣場危險,有伴比較安全。

2010年10月,一些朋友提出借給我“祝壽”的機會一起聚聚。各地來了將近30人,去了濟南中心廣場——泉城廣場,從趵突泉東門穿過廣場去了黑虎泉,三十幾個人邊走、邊聊、邊照相,十分暢快。

從那時開始,來了朋友,我常約他們去廣場轉轉。英雄山北廣場也成了朋友聚會的地方。這裏經常聚集一些人,也議論時政,附近還有個山東最大的圖書市場,買書能打七折,前年滕彪來濟南我們也去逛了一圈,當時我在監控中是幾個人一起坐公安車去的。

朋友聚會,飯店煙味大,廣場空氣新鮮,陽光明媚,是聚會的好地方。

今年1月16日(周日)我們幾個朋友相約一起去英雄山北廣場,在那裏漫步聊天。也議論暴力拆遷問題,有人還照了相,發到網上。大家約好下個周日繼續到這裏聚會。

1月23日(周日)我們再次去英雄山北廣場,在入口處我被六位“便衣”攔住,讓我回山大,我問:為什麽要回去?這是公共場所,我有進入的權利,其中有人說他以前見過我,要和我談談,我說不認識,正在相持,一個朋友大聲說,既然不認識,還和他們講什麽,大喊一聲:“走”! 我們邁開大步進入了廣場。這時廣場內已有人聚集,大家正在議論一位楊姓老人,因為常在廣場上講話,今天被“便衣”拖出場外200多米,教訓了一頓,對他說,“再來廣場要打斷你的腿”,把老楊的棉衣給撕開了一個大口子,棉花露在外面。

老人在廣場控訴暴行、我們也幫他講話,表示同情,聲討並譴責國保,我也述說了廣場門口受阻過程。大家都譴責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正講話當中,幾個“便衣”進來要拉我出去,我大聲的質問:“你們想幹什麽?我為什麽不能在廣場講話”。周圍有人喊:“國保來抓孫老師啦”,於是很多人圍上來,他們只能灰溜溜的退出去。現場有人照了像並且很快發到海外網上,據說當天有幾十個國保在現場,全部便衣。(註5)

以後的幾個周日,我和幾位朋友都會到英雄山北廣場聚會,聊天,大家也談論一些觀點,我也講了一些觀點(有人說是演講)。我談到官員民選,言論自由,反對暴力拆遷等。回來後公安不斷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再去廣場,還說廣場聚會是非法的,我據理相爭,我有人身自由和進入公共場所的權利。

(三)當局的“周日恐懼癥”

2月20日(周日),上午九點我正要出門去英雄山北廣場,五六個公安便衣一起沖進我家,要和我談談,我雖呼喊抗爭,但古稀之人怎抵五六壯漢,他們坐在我家,七八個小時。

下午五點學院的一位書記開車把我接到辦公室,那裏有一位年紀不小的幹部,還有兩位隨從,說要和我談談,架子不小。問他姓名他不願意講,我說:我不願意和不知姓名,不知是幹什麽的人談話、交朋友,這裏是山大不是警局!我站起來要走,他看我態度強硬只得告訴我,他是濟南國保支隊的負責人,我對他厲言譴責了今天國保非法侵入我的住宅 ,“私人住宅,風能進,雨能進,皇帝不能進”,你們國保沒有搜查證,沒有逮捕證,憑什麽沖進我的住宅坐了長達七小時?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周日”是茉莉花活動首日。這一天大約來了50個公安還有十幾輛車,將我住所團團封鎖,把住在我家過夜的三位朋友也押到派出所去訊問。來找我的李紅衛被他們擋在樓下大罵了一頓,告訴她以後不要再找孫文廣,說:“他是個老反革命”。

2月27日(周日)又來了很多車,很多國保要進屋檢查電腦,我說電腦中有私人隱私,不能檢查,拖了幾個小時不開門,最後他們請來了開鎖匠,打開門抄走了電腦、打印機和將近兩千頁文稿,隨後把我押到派出所傳訊。

自從2月20號(周日)開始,一連4個周日只要我出門,我都會被押去傳訊,我家樓下連續近一個月,都有公安晝夜站崗,最少是八個人輪流值班,一輛車,自然無法去廣場。後來改成周六周日站崗,周日只要出門,就把我押到派出所。

今年清明節不是周日我和幾位朋友約好去廣場悼念趙紫陽,寫了橫幅,大家估計很可能被堵在家中,但還是決定試一下,結果公安那天來了20-30個人,五輛車,分別在大院的不同地方停靠,車上沒有警車標誌,玻璃都是貼膜,外邊看不到裏邊的人我自然不能出行。

(四):當局的“廣場恐懼癥”

4月14日,外地兩位朋友來看我,打算在濟南住一兩天,因為初次到濟南,我陪他們一起去泉城廣場,準備轉轉,看看濟南的風景名勝,那裏西有趵突泉東有黑虎泉,沒想到出門打的,就有兩輛車緊追不舍,我們中途下車,轉了個彎,甩掉了尾巴,進入了廣場。邊走邊聊,拍照留念。因為場地寬闊,沒有竊聽之虞,大家可以敞開胸懷,談古論今。到了黑虎泉之後,發現又有人跟蹤,我們徑直進了一個小飯店。

下午三點我們分手,兩位朋友到了住處,剛下車就被尾隨的國保強行推進兩輛車押到了濟南歷城公安分局傳喚,主要是恐嚇、離間,說孫文廣是社會渣滓、下三濫、老罪犯、人民公敵,和他接觸很危險,要他們不要給濟南添亂,隨後把他們押到火車站,限當天離開濟南。公安這些活動當然侵犯兩人的公民權利,朋友雖然抗議,但是在強權下也無能為力。(註6)

現在中國當局已經把廣場視為最敏感的地方,兩位朋友過來當天是星期四,本以為當局不會那麽緊張,沒有想到,仍然是強勢出手,將我的朋友強制驅逐出濟南。說明他們不但有“周日恐懼癥”也有“廣場恐懼癥”了!

近年來中國各地都出現了一些民間的廣場聚集,如:濟南的英雄山北廣場,北京景山公園廣場(多時達上千人),上海淮海公園廣場,和平電影院前,貴陽人權研討會的廣場聚會都堅持了很多年。

當局對這種聚集,開始時並不在意,一旦發現其中有些敏感人物,議論些敏感的主題,就會采取各種方式的打壓。把某些演講者或堵在家中、擋在廣場外、或拖出廣場、或傳訊到派出所,或“被旅遊”。在濟南我認識的一些人因為參與廣場行走,或在廣場發表講話被傳訊抄家的就有:專打暴力拆遷官司的的草根律師倪文華,維權人士李紅衛、張金鳳(兩人都被抄家,抄走了電腦、手機、照相機),異見人士龔磊,暴力拆遷受害者陳彭蓮,維權人士孫萬寶。但是打壓只會引起民眾的反彈,造成更多的民怨。

隨著民眾的覺醒,現在傳播技術的普及,廣場聚集的浪潮將一浪接一浪,不會停止,這將為中國的民主化開拓新的局面。中國的過去的實踐,今日北非的事變都為我們指出了方向。

(五)關於廣場的思考

國內、外,利用廣場表達民意,多有先例。在中國, 1949年之後,最著名的廣場聚集事件有兩次。一是1976年的四五清明事件,一是1989天安門聚集。

1976年清明,民眾借悼念總理之機,大家分頭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掛挽聯、寫詩詞,人越聚越多,最多達到100萬。:這是一次無領袖,無組織中心的廣場聚集事件,轟動國內外,影響很大,當局用高壓手段,很多參與者被投入監獄。毛澤東死後,當年的十月,中共高層 “四人幫”被逮捕,其中二人是政治局常委,二人是政治局委員,一個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們都是鎮壓清明事件的強硬派,他們被捕,為中國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事發第二年“76四五清明事件”得到平反,獄中關押者,被無罪釋放。(註7)

1989年的學生運動,再次形成天安門廣場聚集,人數超過百萬,雖然被開槍鎮壓,造成六四慘案,但這次聚集使民眾思想得到啟迪,經驗有了積累,實踐受到鍛煉,六四運動是中國民主化歷史上的一具豐碑,它會長久的教育後人、啟發民眾。主持鎮壓六四運動的人,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羞恥柱上,現在他們的子女正為漂白父輩劣跡而絞盡腦汁。

人類社會要走向民主,反對專制,是必經之路。當權者壟斷權力,橫堵民意表達。民意像流水,遇到阻礙會自發地尋找表達的通道,“去廣場” 、“上大街”就成了專制下發泄民怨的自然選擇。這種現象在中國的“76清明運動”、“89的六四運動”,表現得淋漓盡致。民間有了經驗,當局也會采取對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是歷史博弈,勝利者必然是廣大民眾不是少數專權者。

(註1:收錄在網上的《孫文廣文集》和香港出版的《呼喚自由》中)

(註2:收錄在網上的《孫文廣文集》和香港出版的《呼喚自由》中)

(註3:收錄在網上的《孫文廣文集》和香港出版的《呼喚自由》中)

(註4:詳見網文《暴力斷我四根肋骨紀》200907見文集)

(註5:詳見自由亞洲報道《孫文廣李紅衛公園演講頻被騷擾》或查文集)

(註6:見益言網文《拜會孫文廣先生奇遇記》)

(註7:見孫文廣《四五運動的經驗教訓》,已收入《文集》和《呼喚自由》)

2011年4月19日於山東大學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相關文章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