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共產黨真的尊敬孔子嗎?

【新唐人2010年2月15日訊】我有一個廣州的朋友給我打電話說,有的朋友去看還以為戲院是滿的,一進去以後,只有一、二個人。所以這個情況之下,電影院就不肯了,經濟損失太大。所以這個《孔子》許多天都不演了。又演回《阿凡達》就更熱鬧。從電影這個角度來看,《孔子》被《阿凡達》給打敗了,而且敗得很慘。這不是孔子的毛病了,這是中共官方一定要推動孔子發生的問題。照大陸跟新加坡的有些專家分析,共產黨的電影片子一種就是跟著市場走的。

就像《阿凡達》或者自己造的一些片子,娛樂性很高的,那個一般講市場比較好﹔另外一種就屬於宣傳性的,民族主義,提倡民族主義的、民族情緒、民族尊嚴這種,事實上是維護政權的。在精神上維護自己共產黨政權的。這些片子就是宣傳片。宣傳片一般講都是沒人看的。因為現在一般年輕人想法也都不太一樣了。跟文革時代不可同言而語了。文革時就是政治,其他的甚麼都不做,就是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共產黨,特別是毛主席晚年要推翻黨內走資派,另起爐灶的一種共產黨,專門講造反有理的。今天沒有這個條件了,今天的年輕人大多是到電影院去看娛樂的。而孔子是不適於演電影的。它不像耶穌,耶穌很多好的電影。因為耶穌是一個宗教家,宗教家演電影,中間可以有許多伸縮的餘地,有精神層面。孔子就沒有這個長處,所以《孔子》失敗了。

但是,共產黨雖然失敗了,可見共產黨還是在推行孔子跟它的一種教訓和倫理。倫理和教訓這些東西,尤其是仁義道德。從這裡面來看,到底共產黨對於孔子是真的推崇呢?還是再開一個孔家店?我的感覺是,電影這個事情又是開孔家店的辦法。我雖然沒有看這個電影,電影也不一定壞,但無論如何是想宣傳,想把孔子的道德來約束年輕人、下一代要他們規規矩矩做人,不要犯上作亂之類的。可是共產黨要想真的對孔子有尊敬,對孔子只是利用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如果真的是尊敬他,自己首先要遵守孔子所指出的一些大教訓。孔子第一就是講仁。孔子是有兩件事情最重要的,在裡面精神上是要有仁,仁就是愛人,能夠愛人,愛一切的人﹔另外一個就是外面要有禮貌,那就是文明。所以仁跟禮內外都有了,那就是一個最理想的文明的人。這是孔子的理想。

另外,孔子當然還有許多德目,就是信譽、名目。就是『自古皆有死名目信不離』自古信譽最重要了,如果沒有信用你就談不上了。還有你知恥,你如果無恥,也不行,是不是呀。所以,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恥啊、仁啊、禮啊、信用這些東西,少一個都不可以。所以仁就是愛人。所以孟子後來講,先給孔子講說:『我要殺一個無辜的人,無罪的人,把他殺掉,或者做一件沒有正義的事情,雖然得到天下我也不做。這叫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使得天下不為。這是孟子發揮孔子的仁的觀念。

共產黨怎麼樣呢?我們知道毛澤東在1949年就有一篇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講人民民主專政。他是要說明,我們要不仁,你不是要說我不仁,不受侵害的見證人,我們就是不仁,我們不信仁政,這是共產黨到今天為止,都還執行的。它是以仇恨為主要的,從來沒提倡過愛人的事情。就是提倡“和諧”也罷、“三個代表”也罷,都沒愛字。

所以,共產黨跟愛是無緣的。絕不會愛人的。這是跟毛澤東這個“你們不仁”這句話似的,親愛的先生們正是這樣。這是共產黨對人的態度。我們再看看信用。信用比如說你要做一件事情,答應一件事情要做到。我們最近剛好又看到令人感覺非常不安的一個消息,就是人權的律師高智晟,今年剛剛被抓差不多一年了。在這一年中間,他完全沒有消息。現在他的太太跟孩子,已經由基督教徒幫她逃出來,從東南亞跑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別讓她們受迫害。

高智晟抓起來後,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共產黨外交部發言人,人家問他的時候,說得尤其是令人寒心。第一句話說:“他該在甚麼地方,就在甚麼地方。” 第二句話說,又過了一些時候,他說:“中國十三億人,我哪知道他在甚麼地方?”輕描淡寫的、非常輕薄的,表示一點愛心都沒有的,一點關懷都沒有的。你就是給官方發言,你就說,你不知道就算了。說這種輕薄話還頗為得意。可見他把人權根本不放在心上。但是共產黨已經參加了聯合國,聯合國有《人權宣言》。共產黨也承認的。在鄧小平時代,好像說人權的事情我們要軟,其他東西我們要硬。所以一手軟,一手硬。現在是兩手都硬了,因為它好像覺得已經不但不要靠世界,世界要靠它了。所以,答應參加世界組織事務,保證的事情,沒一句話,它是真正從心裡打算要實行的。就是謊言無信。最沒有信用的一個團體,就是這個團體。

所以人家跟它打交道,打了一次、輸一次。因為你跟它任何定的條約到最後只要對它有利的,它馬上撕毀。所以,國民黨兩次跟它合作,兩次都倒大霉。如果第三次還要和它合作,那大概就整個完了。無論如何,這個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信譽沒有,一切我們都不可能相信的。同時在跟美國交往的中間,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它的無信。不但無信,而且也無恥。它最早跟美國說支持人權的,最早沒有進入世貿組織,2001年以前,沒有進世貿組織,而每年都要經過美國國會通過,說它人權情況有改善,然後才給它最優惠國待遇。那時候它對美國完全是另外一種面孔。美國要是提出要求,它偶爾也得敷衍,也得放人。這邊放人,再抓別的人進去。做下次談判的資本,無論如何,它還好像對外在壓力表示有一種尊重。別人信以為真,以為共產黨真要這個面子。

但是,2001年以後,它完全就沒有信用了。甚麼東西都不理,而且態度非常傲慢。最近幾年更厲害,因為它發了財了。它在經濟上可以不但可以這個、那個,還可以支配世界。所以它就完全沒有信用了。而且公開的,如這次對高智晟,大家認為它已經把他殺掉了,他弟弟也認為他被殺掉了,或者打得已經不能見人了。總而言之,高智晟恐怕已經沒有了。就在共產黨自己制定的法律範圍之內講,這也是非常驚人的事情,從前還沒發生過的。抓一個人至少多少時候,應該審批,應該公開化。而抓了一個人,一年以後也沒有任何罪名,就忽然消失了。而國家的發言人還能從容的、無恥的到一定程度,還可以講:“我們不知道。“或者說:“他應該在哪兒,就在哪兒。”這個沒有信用,也沒有恥辱感的,這個發言人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共產黨想利用孔子,恐怕還得先考慮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夠實行孔子所披露的最底限度的道德標準。

作者簡介:中華民國歷史學家,漢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

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獲得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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