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形成和存在基礎
暴政的哲學淵源是馬列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理論，加之先天土匪流寇習气，地痞流氓政治的自然延續，使其在中國“立于不敗之地”，長期以來得以“從胜利走向胜利”。操作層面的法寶就是“蘿卜加大棍”：先依靠党宗教下的愚民手段進行奴化教育和欺騙，用思想意識的軟刀子殺人，再就是依靠暴力威懾和血腥鎮壓。
毛主義 “把知識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會基礎的農民打光，最后一場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的遙遠暴政姑且不提，就如今据說已步入現代文明“新時代”的“先進性”來說，在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面前，要不是因為處于“民主壓倒專制”的歷史大潮之中而不敢太輕舉妄動的話，繼承并“發揚光大”毛式暴虐無常動輒大開殺戒的惡習，亦絕非駭人空言。—-在09政治敏感期，“殺二十万保二十年”大限已到，若中國社會真的再一次處于“和解”与“殺戮”的二難選擇時，可以肯定的是在事件之初，在尚未看見棺材之前，決不會流淚，后者還是“革命”的必然首選。若果如此，則再一次用“血”書寫了“專制暴力革命者”的治國之路是多么獸性，多么可恨可悲可嘆。
在暴政理論中，雖然表面說是“為大眾謀利益”，其實從始至終都在暗中遵循一條“以多數貧窮換取少數富貴”的潛規則，從井崗山時期，到延安時期，到建朝立國之后皆如此，到現在更赤裸裸地“以腐敗為凝聚力，以共腐共貪治國家”。“腐敗”，已成為党國治下的一個人人皆不可少的“投名狀”和不論今夕何夕得過且過的迷幻春藥，越來越欲罷不能欲休還求。
窮怕了的不少國人欲得榮華享富貴，長期受“党文化”影響，于是翻越官場“龍門”爭當“人民公仆”，甘心“掙納稅人的錢，為自己服務”，榮升“主流精英”，樂此不疲。此現象已成中國壓倒性的主流共識，芸芸眾生彼此彼此，不惜与狼共舞与專制相得益彰，助紂為虐，最終成為暴政的一部份。
因利益錯綜复雜，統治集團一方面無法控制其行政机构規模的無限臌脹，一方面也在有意默認縱容，意圖以龐大的統治机器來壓制風起云涌的反抗浪潮。—-不知有朝一日全國人民皆成“人民公仆”而無“人民”，不再有人從事底層生產時，將是怎樣的社會？
利益集團和暴力机器需要有民意和物質基礎的支持，一旦暴政對榮華富貴越來越貪得無厭，對社會資源的吸納功能越來越強，則只有進一步加大對社會的盤剝和壓迫，使財富不斷集中于自己手中，造成民間財富越來越少，同時吸引更多人進入其“圈”中，統治机器規模也越來越大，造成惡性循環，民怨越來越大，乘下無路求生的民眾只有被“逼上梁山”一條路可走了。
專制才是動亂之源
中國人的自由度世界排名倒數，中國的道德亂象和暴力隱憂源自社會資源配置的不公平和國民個体的不自由。個人的“小反道德”行為，源自于制度的“大反道德”的逼迫和重壓，才有被束縛和壓抑太久的人時時處處想着改變現狀減少損失，辦法就是在現實中用打破現有秩序的反公平道德行為來彌補失去的利益，以求某种不衡。—-這就是柏楊的“染缸文化”的本意，雖然會給更多人帶來不公互傳染相，但除此以外，還有何妙計可施呢？
經過長期的暴政洗禮，當然人心思穩，但這并不代表中國人還會繼續死心踏地地充當暴政的奴才，而是在追求一种公平前提之下的動態穩定。因為正与專制的利益相悖，故要達此目的，決非既有制度可為之，而必須打破專制，以民主方可。
專制暴政常說“中國一改就要亂，民主就要亂”，這里的“亂”字有兩層意思，一是別人想亂，二是其本人要搗亂。—-想一想一個有良心和思維正常的中國人，在民主好不容易得來，社會剛剛顯現公平之際，誰會無事生非乘机搗亂？
在中國真正想混水摸魚的，不是一般國民大眾，不是民主派和改良派，而是那些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而拼死相爭的專制死党。他們只有現實利益和暴力手段，沒有公平和民主之念，不甘心失敗挑起事端，唯恐新天下不亂。
國人爭取的是自身的合法利益不被侵吞，在道義上和法理上正确且是必須的，而專制者要保護現有利益，才會使雙方產生沖突。在雙方利益沖突達到臨界暴力狀態時，除了“戰爭”和“放棄}二者，別無它選。
反民主者，即為民主的敵人。
當一個政權淪為自私自利且暴虐的權貴利益集團時，天下人不但不再必須承擔傳統的忠君之道，而且同時更具有了“替天行道，結束暴政”的權利、責任和義務，這時候從忍受、憤怒到反抗，并起而擊之，不但是個人自救之策，更是天下再生之德，是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的偉業。
中國的出路
一個進行單腿跳遠的人，其所需要的能量決不只是那一條單腿，而是要用比正常人的兩條腿甚至是几條腿還要大得多的能量，才能夠達到更好的效果，這就是中國單极改革為何會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并難有所成的原因所在。
在國民的基本生存利益不受侵犯，和繼續忍气吞生當奴才這二者之間，我們選擇什么？選擇爭取則意味着有限的暴力和必要的代价，選擇和平与和解，則意味着放棄做人的權利，奴才的命運將永遠相伴。在長期得失与短期利害間做進退抉擇，正是考驗一個民族的真性情和真膽識的大題目。
擺在中國人面前的路子有兩條，一是在現有專制制度下繼續腳踏實地地做不問世事的愚民和奴才，盼望明君賢臣來給國民帶來盛世和大治，二是在專制毫無改良誠意炎后，應打破現有制度束縛，重新再造一個暫新的中國。二者之別，前者當然如溫水煮青蛙之安逸，卻只要死期將臨，后者代价較大，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气和決心，卻能一次性地治好中國社會長期不穩的頑症。
剩下的事情，不再是体制內的進化純种，而是內外結合，正反互制互促的從下而上的外力推動式變革。這种變革，出現小動亂是不可避免的。動亂的真正來源，不是民主派，而是反民主權貴的保權和反攻所致，
社會各階層各派別之間的交流与互動，應當是經常和必要的。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的利益述求上建立了一個可供共同追求的共同點，也就是我們天天想要的“推翻暴政，重建民主共和”這個目標，則應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團結在一起，共同來對付“專制”這個公敵。
2009-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