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工會是天使還是魔鬼
1、 工會本是什么
工會，或稱勞工總會、工人聯合會原意是指基于共同利益而自發組織的社會團体。這個共同利益團体諸如為同一雇主工作的員工，在某一產業領域的個人。工會組織成立的主要意圖，可以与雇主談判工資薪水、工作時限和工作條件等等。
2、中國式的“党”工會
從中國工會章程看：“是中國共產党領導的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党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是會員和職工利益的代表。由中共中央書記處領導”。可見工會事實上就是党的一級組織，是党的代言人和工人階級掌控人的中間過渡角色。
從傳承上看，中國工會當初按照党的“斗爭”需要成立，母体就是“党”，所以從誕生之始就被牢牢控制在党的領導之下，不論革命時期還是和平年代，工會祇“對党負責”的本質屬性從未改變。因此之故，它不會代表工人利益，而是代表党利益。工會的使命是控制、監督、約束工人，使工會失去了為工人自主維權獨立存在的“合法性”和“斗爭性”，已完全脫离了工會的本義和初衷，成為“党教”的一部份了。
前總工會主席尉建行說過：“工會不要成為党的附庸，要不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可反觀如今的工會，早就不倫不類，近期又冒出針對農民工的所謂“工會”來，想想更是別扭——到底是工會，還是農會，還是党會？到底是代表農民還是工人？遙想當年，我党不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鼓動工人罷工上街，讓農民參加起義，今天為何對自己曾經得以起家的革命理念如此排斥？
3、幫手充當“打手”
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讓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大范圍停產倒閉，其中1.3億農民工有2500万人因此瞬間失業。因為回鄉或無地可种或收入無保，外出又無工可做無處可去的落迫現狀，使他們成為09年最引人注目的盲流大軍。
針對目前總數已經高達2500万的返鄉農民工，全國總工會啟動“千万農民工援助行動”，聲稱欲對1000万名農民工實施以就業援助為重點的綜合援助措施。
新華社說：“呵護農民工，中國工會雙臂越張越大”——“呵護”總比欺壓、踐踏好，可為甚么不能自己做“主人”而祇能被“呵護”呢？這難道是真的在“保障農民民主權利”，讓農民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話語權嗎？
全總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強調，農民工大量失業可能對社會造成的不穩定已引發了高層的高度重視，公安部之前就已派出多個督導小組奔赴各地，以了解關于當地社會穩定的情況。孫表示，當前要嚴密防范“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一些企業遇到的困難對農民工隊伍進行滲透和破坏”。
忽然以“自家人”面目冒出來的總工會好事未做，先當打手，從名為為工人服務，赤裸裸蛻變為替党安撫鎮壓農民工的“黑打手”。把工會組織扭曲成類警察組織，是無知的越權，做賤自己。毫無疑問，從代表農民工利益入手，是想讓農民工降低警惕，所謂的“幫扶、關心”原來是為了防范，能拉則拉，不能拉則打。
巧得很，如果沒有官方所謂的“敵對勢力滲透說”為農民工鼓噪呼喊，全總還真不把農民工的生死當回事。看來中國農民要真正成為支配自已土地和勞動的主人，中國農民和農民工要掙脫世界上最悲慘人群的命運，還要靠自己團結奮斗。
二、“敵對勢力”正是自己
1、 把農民工當作敵人
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春節后發布了“一號文件”，說的是危机對農民的影響，但政府并非把這一話題僅僅視為經濟問題，實質它把2500万農民工的失業与國家安全直接聯系起來，本意決不是怕農民工失業，而是怕農民工因失業而造反。
因一直視農民為無物，加之對經濟前景盲目樂觀，忽視了歧視性的農業政策可能會造就更多農民工的現實隱患，也就根本沒有設計過發生意外時有效合理的應對之策，故危机一旦出現，除了慌亂無章就祇有暴虐殘忍，將一場本來應該和風細雨的階層利益互動拉升至可能引發國家政權更迭之危的敵我對抗上來。
雖然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壓力面前，在對待群体性事件上從高壓態勢弱化為低壓，“一般情況下原則上不動用警力”，但离中國社會的階級和解之需相差甚遠，處于進退失据、欲放還收的矛盾之中。
据《南方都市報》2008年12月30日報導：作為地方政府的廣東省，監獄管理局已制定了迅速建造4所新監獄和擴大25所老監獄的計划。而且，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增設“城管警察”用以應對社會不穩定力量——這更是明顯的“備戰”而非“和解”，是以暴應暴，一道死路走到黑。
2、天下皆敵
党文化的不妥協性，“得益”于非友即敵的宗教傳統，是長期以來習已為常的“斗爭”理念的自然延續。自己与自己過不去，對內部矛盾胡思亂想，動輒上綱上線，生硬要將一國之民分為“同志”和“敵人”，口頭高喊不再搞“運動”但實質上卻以“行動”之名大搞階級壓迫之實，雖然身處新世紀，卻還停留在馬恩列思毛的專制窠臼中不能自拔。
政府憑空虛擬制造出來一個“敵對勢力”，是“歷史強盜基因的惡性遺傳”（新華社針對法國拍賣圓明園鼠首和兔首青銅雕像的評論），為的是兵戈未動輿論先行，在將來“有必要”打壓時時候能夠“出師有名”。
其實“敵對勢力”不是別人，而是當權者自己。它從不將別人當人看，自然也得不到別人的尊重，它祇能成為別人的“敵人”。當天下所有人都成為“敵對勢力”的時候，做賤的當權者也將自己變成了天下“公敵”。
有什么樣的政府就有什么樣的人民。如果不積极遏制革命倫理的昌興，清除革命文化的惡劣影響，繼續打壓民間合法的政治性訴求，必然會導致民間的激進主義和革命思潮抬頭，最終會葬送几十年的改革成果，將社會拖入動亂的邊緣。中國政府沒有保護公民的能力卻時時侵害公民的生存權、財產權甚至傷及生命，是對人類基本价值觀最嚴峻的挑戰。
三、為自由和尊嚴而戰
當農民工怀着迷茫和膽怯初到城市的時候，他們沒有出現；當農民工無助地流落街頭衣食無着的時候，他們沒有出現；當農民工自己就業、失業、再失業、再就業不停奔波的時候，他們沒有出現；當農民工為党國的GDP默默地奉獻寶貴的青春和人生夢想的時候，他們沒有出現；當農民工被剝奪了正常工作以外的人生自由和尊嚴的時候，他們沒有出現；當農民工為血汗工厂失去了手指、臂膀、健康甚至生命的時候，他們沒有出現；當農民工被拖欠了微薄的工資或自尋知見或跳樓討薪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出現……可是，當血汗工厂大量倒閉，農民工涌向城市街頭的時候，他們卻“意外”地出現了，而且是打著名為“幫扶”的旗幟，實則是為了監督農民工，怕他們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時，危脅到某些人的權力和利益——這就是非農民工自己的工會的党工會的所做所為。
祇有傷心的失去了家鄉和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沒有敵對勢力，如果有敵對勢力的話，是當權者的貪污腐敗和私欲私心。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既為“人民公仆”，党“母親”，又何必疑神疑鬼，大搞警察統治，將自己的“子民”農民工當“敵人”？將一個個正常的公民視為“敵對勢力”，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它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國，是人類一大奇觀。
富蘭克林說：“哪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國。”當中國農民的代表——農民工們奮起抗爭，高呼“為自由和尊嚴而戰”的時候，也許噩夢真會成為現實。
（2009.2.28）
作 者 :荒原
出 處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9年3月26日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