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12月19日訊】十一月初的江陳會談引發了台灣社會另一波的衝突與反省，數百位大學生集結台北自由廣場，要求馬政府修改「集會遊行法」，持續逾兩週而熱情不減。
兩週以來，寒風中的台北自由廣場，數百位大學生集結，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過程中警方執法過當，要求政府修改「集會遊行法」。這群「野草莓」自許政治立場中立、「不藍不綠」，他們以學生運動的方式向馬政府發聲，要求台灣的人權和民主不能打折扣。
陳雲林在台期間，台北警方出動萬名警力，並有數起執法過當事件，引起爭議。十一月六日，大學生們發起行政院前的抗議靜坐活動，後到達自由廣場，並持續靜坐至今。
中共壓力下 台灣野草莓萌芽
十一月初的江陳會談引發了台灣社會另一波的衝突與反省，到底中華民國要如何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近來的頻頻出招，目前馬政府的反應，客觀說來一直較為被動，許多群眾已有所不滿。
民眾的聲音具體反應在抗議活動中，陳雲林在台灣期間基本上被抗議聲包圍，十一月五日民眾抗議活動到達高峰，陳雲林受困晶華酒店無法出入超過八小時，期間警方與民眾發生數起衝突。警方在機場驅離攜帶國旗的議員、圓山飯店的抗議布條被拆除等，遭到普遍批評。評論指出，警察基於維安需要，可以採取強制措施，但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不可侵犯人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
中共極權專制的手段所引發的反彈，不僅在中國大陸每三到四分鐘就爆發一起具規模的民眾抗暴事件，在台灣，由於中華民國長期遭到中共在國際上無情的打壓，民眾早已蓄積強烈的不滿情緒，當中共官員來台時爆發出來是可以預期的。
野草莓學運在此種不滿下應運而生，他們要求，在中共壓力下仍應有合理合法的抗議權力，並希望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劉兆玄道歉、警政機關首長下臺負責、修改「集會遊行法」。
十一月十五日在自由廣場，野草莓學生運動全國大會師，並舉行牢籠中自囚二十四小時的活動，台南縣長蘇煥智也到自由廣場聲援。自囚學生表示，自囚的意義是提醒大家，我們正活在一個更大的牢籠中，無法察覺人權與自由的被剝奪。在現場群眾的掌聲、歌聲與鮮花中，野草莓學生公開呼籲馬英九總統：正視人民心聲、維護自由民主，帶領全民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據估計，在自由廣場現場連署支持的民眾人數，目前已超過六萬人次，學生們為了擴大對社會的影響力，決定走入人群發放傳單。
馬總統回應學生的訴求，表示十分支持改「集會遊行法」為報備制，也希望學生能參與體制內的修法過程，對此，學生表示感謝，也期待能真正在對等、互信的氣氛下，以公民身份參與立法院的修法審查會議，並享有發言權。
野百合野草莓 世代傳承
從一九八零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社會歷經劇烈的變動——解嚴、解除報禁、黨禁，民間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在這股追求民主、自由的風潮中，大學校園首當其衝，成為自由思想的集散地，充滿理想與衝勁的學生也因此站到掀起台灣民主浪潮的最前端。
一九九零年代，李登輝任職總統，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間的尖銳鬥爭。與此同時，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自行將任期延長為九年，引起社會不滿，台灣各界因此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不斷。另外，民進黨黨主席及國代赴總統府請願遭驅離一事也令民怨升高。一九九零年三月十六日，九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為今天的自由廣場）前靜坐抗議，拉出白布條，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搾」，為「野百合學運」揭開了序幕。
野百合學生運動人數最多時，有將近六千名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抗議，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
野百合學運不但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同時也對台灣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政治起到關鍵性的影響。總統李登輝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中華民國自此民主轉型成功，台灣社會步入正式的民主時代。
野草莓學運發言人黃郁倫接受記者採訪表示，野百合學運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深遠，當時台灣人民尚受到「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內亂罪」的規範，可能因為政府隨意認定其「判亂」而被關押終生，但學長姐們非常勇敢地站了出來，才促成台灣成功民主化，她表示，會效法學長姐的精神，努力為台灣民主發聲。
兩岸學運對比 六四哀愁仍在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中國社會開始在各方面走向改革，如在經濟方面引入市場經濟概念，政治、社會思想也走向多元。
一九八零年代也是美蘇兩大強權冷戰的最後階段，尤其戈爾巴喬夫（又譯戈巴契夫）上臺後，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國家內產生廣泛影響，當然中國也不例外。中國國內開始出現「改革派」，如胡耀邦、趙紫陽，另有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希望推動中國社會民主轉型。
一九八零年代末期，中國持續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民主、人權及平等，堅持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一九八八年電視影片《河殤》轟動全國，西方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益發為百姓所嚮往，這股積極、開放社會氛圍隨後就醞釀六四天安門運動。
一九八九年，台灣野百合運動的前一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了。
六四事件起因於改革派領袖胡耀邦的猝逝。當時北京各大高校學生發起悼念活動，數日內迅速成為大規模的遊行，學生除了要求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價值觀能在中國得以實現，亦提出反貪污、反官倒、解放報禁、增加教育撥款並提出民主選舉部份領導人等要求。
學生們最後集結到天安門廣場，五月時發起絕食，學運終於演變成全國各界的示威行動，中共領導階層的矛盾也日漸尖銳，最終時任總書記趙紫陽下臺，北京實施戒嚴，中共軍隊集結市郊。
六月三日夜間至六月四日凌晨，中共軍隊開進北京城，開槍掃射學生與民眾，具體死亡人數至今仍難以估計，據信有數千至萬人以上。自此，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遲滯不前。
寄語中國大陸學生：要團結
自從六四事件以來，中國大陸學生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一直十分低迷，野草莓學運發言人黃郁倫鼓勵中國大陸學生團結一心，大家都走出來對抗暴政。她表示，野百合學運時，走出來的學生和民眾就是必須面對威權政府對他們的威脅，甚至有生命危險，但因為大家都走出來爭取民主自由，眾志成城，最終使台灣成功轉型。
學生世代其實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群，也因此他們遭受最嚴格的思想箝制。二零零五年三月，中共因為擔心《九評共產黨》一書在校園BBS中廣為流傳，下令封鎖中國清華大學的BBS站「水木清華」，此後只有清華校內人士可以連線，且必須以真實姓名註冊入站。隨後，廣東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工業大學、合肥工業大學等校的BBS也遭封鎖，高校生的資訊管道遭到嚴格的管控。
馬英九曾多次強調，「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台灣學生也曾多次以行動紀念與支持中國大陸學生追求民主的精神，二零零八年的現在，台灣野草莓學運再次以堅韌的信念站出來為民主、自由與人權發聲，並遙寄自由與希望給中國大陸學生，予他們再次追尋理想的勇氣。
──本文轉自第98期《新紀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