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最近的評論預測，當奧巴馬入主白宮的時候，美國的失業率將從現在的6.5%升至8.5%。按照這個預測，那時美國領取失業金的人數恐怕要超過百萬。克魯格曼相信並鼓勵奧巴馬採取極為大膽的擴張政策來刺激經濟。他判斷，奧巴馬刺激美國經濟的一攬子計劃應達6000億美元的規模才可能奏效。
不論奧巴馬是否接受克魯格曼的獻策，他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新政，都將對中國經濟，尤其是對億萬中國農民工的命運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美國經濟政策會直接影響中國農民的命運，十年前，這句話都可能被當作笑話，但在今天卻是活生生的現實。正是美國釀成的全球金融危機，目前正在把以千萬計的中國農民工投入全球失業者的大軍。我相信，由於農民工就業對出口的依賴，此次因美國金融危機失業的中國農民工，將會不成比例地超過其他國家同時期失業人數。不過，失業的中國農民工可沒有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失業者那樣幸運，他們不僅拿不到失業補助，甚至連拖欠的工資也不能完全到手。
中國的決策者不僅像美國的決策者那樣，對美國爆發如此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十分意外，他們也對國際金融危機能夠導致如此大規模的農民工失業措手不及。對那些一直主張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人，這次危機應讓他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對出口的依賴程度，遠比他們想像要高。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周小川再不敢言人民幣升值，而開始談人民幣貶值的可能。
如果為了支持自己的新政，奧巴馬真的決定像競選時宣稱的那樣，施壓人民幣升值，那奧巴馬新政對中國的農民工意味著什麼呢？這有可能意味著美國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將令許多失業的農民工很難重新找到工作。為什麼中國政府剛剛宣佈四萬億投資計劃，不可能為農民工創造同樣的就業機會呢？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投資效率歷來就低，而且因為中國政府的頑固傾向，就是不想讓更多農民成為市民。不過，中國決策者不久就會認識到，很多外出打工的農民事實上已無法回到農村長期生活，無論是經濟收入，還是生活習慣，很多農民工已經回不去農村了，但中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計劃，並不能為農民工創造足夠多的城市就業機會。由此導致的政治和社會壓力，決定了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奧巴馬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而必須儘可能創造出口的就業機會。
在美國方面，迅速地大幅度降低中美貿易的規模，並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奧巴馬很可能在認識到逼迫人民幣升值不可能之後，轉而要求把美中貿易與中國的人權和環保掛鉤，尤其是和保護中國勞工的權利掛鉤。比如說，要求對外出口企業的農民工增加社會保障，甚至提供失業救助。出於經濟、政治和道義的壓力，中國政府完全有可能以人民幣不升值為條件，接受奧巴馬的一些要求。
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沒有足夠大的外部壓力，中國當權者不會主動進行實質性變革。胡溫上台以來六年來的執政過程再此證明了這一點。他們說了很多好聽的話，但一旦面對實質性問題，就退縮和裝傻。最近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所謂「新土改」，就是一個新鮮例子。胡錦濤的「新土改」最終令人大失所望，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既不敢給農民自治的權力，實現真正意義的土地集體所有，又不敢打開城市大門，讓農民獲得與市民同等的權利。
中國的農民工制度，說到底，是一種現代國家奴工制度。只要在中國，農民工不論在哪裡打工，都改變不了自己國家奴工的身份。這是「中國奇蹟」的公開秘密，也是多年來中國經濟內需不振，不得不靠雙順差來維持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制度原因。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曾希望胡溫能有所作為，消滅這一令中國人蒙羞的現象，但現在看來很清楚，胡溫及其代表的精英階層，最多只願意改善一下農民工的狀況，而無意終結這一奴工制度。
奧巴馬新政對中國未來的重大意義就在於，由於中美經濟的緊密聯繫，無論其政策在美國成功與否，他的變革努力都可能成為提升中國農民工權利的重要槓桿，從而成為刺激中國變革的有效壓力。據中國人口學者估計，中國的人口紅利時代將在未來七年左右結束。由此加劇的各種矛盾，也將為中國的變革提供強大的內部壓力。因此，奧巴馬新政確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從外部促進中國民權運動的發展，推動中國國家奴隸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