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信仰，倫理和政治綱領的缺失，多年來，中國政府主要靠試錯機制前行。可是即便試錯，也往往失靈，導致同樣的錯誤一犯再犯。更由於一段時間經濟表現好，減弱了人們的危機意識，錯誤就更難發現和糾正。不要以為經濟好，一切都會好。很多現代國家都是因為被高漲的經濟指標沖昏了頭腦，忽視了重大疏漏，一轉眼就陷入蕭條。美國在上世紀初和本世紀初，都犯了這樣的錯誤。
長期以來，大部份中國人已經放棄了對某種信仰目的或政治理想的追求。主要由於，過去直到現在，凡是有這一類追求的人，無不受到排擠、打擊和迫害。「自由」「人權」，本來是普世價值，八九以後被徹底拋棄。「真善美」是一種很基本的理想，但是自從鎮壓了法論功，再也不講了。甚至相信「共產主義」，也很容易被人當成白痴。現在從總體上，中國政府和國民相信的是錢，是眼看得見的黃燦燦的金子。凡是和錢無關的，一概不感興趣，包括中國將來會如何。在上帝眼中，這無疑是群迷途的羔羊。「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即便沒有信仰沒有目標，只要有一種試錯機制，也可以防止在歧路上走得太遠，損失無法挽回。20世紀哲學界和經濟學界，有這樣一種認識，認為人的主觀有侷限，不可能準確的預見到未來。尤其是，根據以往的經驗、歷史，來推導未來的時候，常常忽略了背後境況的變化，誤以為總是會重複。哲學家波普爾有一個論點，他認為，所有的觀點都不能被證明是正確的，只能被證明是錯誤的。
試錯機制的效用是，當你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時候，還不必絕望，至少還有錯誤可以用來幫助識別方向。也就是說，當你知道一件事情是錯的，下次儘量避免不再重複，至少可以減低再犯的機會，也就向正確前進了一步。有時人們把實行一種政策當作「假設」，在進行中，不斷的尋找各種證據，來證明政策是錯誤的。如果找到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政策的錯誤，就可以肯定這個政策。如果相反，就可以確定這個政策無效然後放棄。這就是波普爾的「試錯機制」，中國的施政基本是這樣過來的。回顧中共執政的歷史，就是一個糾錯的歷史。一開始想照搬蘇聯模式的中共領導人，發現照搬不通，就一百八十度轉向，和「蘇修」劃清了界限。每搞一次政治運動，到結束前都發現原來搞錯了，於是「糾偏」，糾正「擴大化」。反右運動從兩個還沒有平反的右派，擴大到全國幾千萬人，也沒有為此臉紅過。大躍進的錯誤，後來被劉少奇糾正。文革的錯誤，又被鄧小平糾正。胡錦濤試圖糾的，則是江澤民經濟畸形發展的爛攤子。
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信仰綱領路線，只是不斷地發現錯和糾錯，本來尚可被接受。按照波普爾「沒有正確的只有錯誤的」這一定律，只要對前面犯過的錯誤記下教訓，立下制度，保證不重犯，就是一種正確。至少讓老百姓不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就要謝天謝地。可是觀察近年來的情勢，很不讓人樂觀。
前幾年在廣州發生的孫志剛事件，整個已經被視為錯誤。從缺乏尊重人的觀念，到不合理的城市收容制度，看來人們已經認準了教訓，接受了教訓。可是幾年過去，大小類似孫志剛的事件接連不斷，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楊佳事件。如果楊佳沒有被鑑定出有精神病，那麼他的「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之言必定事出有因，上海警方犯了和廣州警方同樣的錯誤。說到一年四萬起，到後來乾脆不統計的群體暴力事件，更證明了試錯的失靈。剛剛收拾完甕安的斷垣殘瓦，惠州又發生暴亂。下一個也許已經出現，只不過網絡嚴密封鎖，人們不知道而已。至於說經濟發熱，毀掉家底搞各種各樣的躍進，歷史上已經重複過不知幾次了。
於是有頭腦的人就要開始問一個為什麼。
第一個回答應該是，在嚴密的言論管制下，沒有人站起來指出錯誤，當然無法糾錯。試錯機制的第一個步驟應該是知錯。如果不認這是錯的，又何必糾正？由誰來指出錯誤呢？自己發現當然最好，現實上幾乎不可能。老一輩的中共領導人，有幾個還有獨立人格，比如彭德懷，還能說幾句不同的聲音。現在這樣的人還有嗎？由政治對手來挑錯當然也不妨，可是如果故意說他別有用心，挑出來的錯就不能算數。
應該讓和政治利益不相關的，或者說關心自己個人利益的第三方出來說話，才能真實地發現錯誤。但是由於越來越嚴密的言論控制，新聞管制，網絡封鎖，能說真話的機會越來越少，照此下去還要更少。指出錯誤的人越少，糾正的錯誤當然越少。而一個被多數人認為是錯誤的錯誤，幾乎立即就能糾正。
第二個回答，由於政權交替的法統性質，即便錯了也不能認錯。鄧小平知道毛澤東有多少錯，但是他不能全認，只說三七開。因為他的權力來源是毛，如果背叛了毛，從頭建立政治資源，對他來說得不償失。因為沒有把錯認全，六四就犯了屠城重大錯誤，毀了一生名節。胡錦濤的權力來源是鄧小平，他可以越過江澤民做一些不同的政治舉措，但是決不可越過鄧，至少沒有這個膽量越過鄧，因此必然要把鄧的錯誤繼續下去。
一黨承傳看起來是一種很堅固的體制，有利於穩定，防止動盪，可是不利於糾錯。不糾錯的直接含義將是繼續犯錯，讓錯誤越來越大，越來越嚴重，一直錯到無法糾正。那麼就要看這個民族有多大的承受力來承接錯誤的重壓。我想不是無限的。
第三，由於所有制性質，凡是有認識能力的人，都由於利益關係，昧著良心說話。中國的國有制經濟，實際上把思想界和言論界的人全部都買下來，變成家奴。不聽話，飯碗就沒有了。這種收買近幾年迅速的擴大到國外。凡是有一點影響的中文媒體，都有中資也就是中共資產的進入，凡是有所求的媒體業主，無不自律。據說人數已高達28萬的網絡評論員，正牢固控制著輿論陣地。人們也許只意識到，這是出於穩定和安全的考慮，每個國家都這樣，但是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幫助一個政權助長錯誤，有一些說不定是致命的錯誤。不僅對中國致命，對世界也致命。
──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