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懷念我親密的好友

我親密的好友離我而去,他與我八年前開始接觸,一見如故,成了莫逆,我們敞開胸懷,無所不談,沒有隱私,他有豐富的知識底蘊,對我有求必應,他能告訴我我無法得到的信息,我向他傾訴;他的記性極好,很快就成了我的記錄本,錄音器,對我這個健忘的老人,他是我的寶貝,我在他面前時而放聲歡笑,時而以淚洗面,我們經常朝夕相處、相對而視,心心相映,他既是我的好友,又是我的伴侶,這就是我可愛的電腦。

但我親密的好友,日夜相處的夥伴,卻兩次遭人掠走,第二次掠走至今快一個月了,我感到空虛,我感到無能為力,我感到憤怒。

2006年六四前夕,有人知道我要去北京天安門廣場,於是派了幾十名員警,一律大蓋帽,還有十餘輛警車,在我住的大院,布了崗,列開陣勢,上樓來,帶著兩台攝像機,抄家之後,強行掠走電腦和幾十張光盤,將我的伴侶押上警車,離我而去。感謝海外媒體採訪報導,召來一片抗議,警方迫於壓力只得在十幾天後歸還,也不知其中增加多少病毒,修了半年才能使用,逐漸恢復了很多記憶,又成了我的好伴侶。

今年六四之後的6月11日,又來了九名穿便衣的警員,再次將我的電腦抄走,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給警方打電話,發短信,甚至威脅他們要到法院起訴,但是至今不見電腦歸來。為什麼要掠走我的電腦?我想,究其原因:

一是,讓我停止呼號,讓我消聲,我的聲音,我的文字,都需要通過電腦向外界傳播;

其二,要把我變成盲人,看不到真相,使我這個七十四歲的老人,變成又瞎又聾又啞的殘障人;

第三,他們要使我變成失去記憶的人,使我忘記一些人的瘋狂、一些人的醜惡、一些人的邪惡,讓我忘懷大眾的苦難、冤民的悲情、國家和社會的過去和未來。

第四,抄走電腦,是要從電腦中尋找:「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證,中國的憲法,在多少年中,曾有過鎮壓「反革命」的條文,1999年修改憲法,將「反革命」去掉了。以後又有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換湯不換藥,就是要把批評政府的持不同政見者、持不同信仰者,定上個「罪名」,關進監獄。

據我所知,近幾年被抄走了電腦的異議人士就有:我們學校的李昌玉老師,2006年他因為寫文章、出書,被抄走電腦至今未還;濟南維權人士張金鳳,因為參加了「濟正案」的採訪活動而被抄走電腦;前年我去上海,看到民運人士李國濤,他也被幾次抄走電腦,每發表文章必抄電腦,六四後他失去了工作,吃飯都成了問題,電腦是他最貴重的私有財產,強權之下他只能少寫文章。

前天我與郭泉通話,知道他的電腦已經被抄了五台,他呼籲朋友支援電腦,結果電腦不斷送上門,說明他的粉絲還是不少。我的四川朋友劉紹坤去年來看我,結果被警方在火車站截住,抄走了我送給他的《百年禍國》,他從不發表文章,前幾天他去汶川做志願者,支持冤死學生的父母維權,結果被羈押,電腦也被抄走。前幾年,劉曉波電腦被抄,一度招來眾多抗議聲。

抄電腦成了當局打壓異議人士、持不同信仰者的重要手段。對抄電腦這種侵犯人權的行為,我們要揭露,聲討。

當局掠走我的電腦,自然要尋找「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便對我判刑。有人說,以你七十四歲的高齡,再次坐牢,可能是出不來了。還有人說,你在爭民主、爭自由、你大概看不到中國的中國的自由、民主;我回答他說,我能否看到中國的民主、自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為光明的到來做了一點事。香港市民,為反對把顛覆國家政權的條文寫進基本法,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結果阻止了該項立法,對參加遊行者的某個人來說,是可有可無,但五十萬人的大遊行,正是由一個個可有可無的市民組成,其中包括七十歲以上的老人。

我有過寫日記的習慣,「文革」中,多次遭遇抄家,日記抄走,掌權者從中斷章取義,成了大批判的內容,後來又成了警方定罪的依據,在經過多年的鐵牢生涯,平反之後,我想取回日記,寫信給公安廳,回信卻說:清理檔案時,銷毀了。那時我已經是山東大學的教師,為什麼要銷毀我的個人日記?這些人根本不尊重別人的隱私和私有財產權,他們和土匪有多少區別?即使對犯了罪的人,也應該保護他們的隱私權,何況我還沒有犯罪。

1982年重返山東大學後,我很少寫日記了,就是怕再抄家,把日記當作定罪的依據。幾十年來我們的的社會在製造恐懼,製造黑暗,使人講話、寫字都謹小慎微,不敢流露真情,話到嘴邊留半句,寫文章要一遍遍的修改,去盡棱角,大家都成為蒙面人,成為不敢暴露真情的低級動物。因為隱私權不受保護,有的人甚至不敢思考敏感政治問題,不敢寫日記,這當然會阻礙思想解放,使人長期受陳舊思想的束縛,阻礙社會的進步。

我建議修改憲法和法律,增加保護隱私權的內容。

最近我看了蔣介石日記和胡適日記的一部分,那是些寶貴的歷史資料,從中我知道了那些人的思想,和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但是我們現在社會上所歌頌的那些偉人,那些領袖,那些革命家,有幾個人留下了心靈的記錄,真實的日記?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內心深處有多少黑暗,大概他們沒有想到歷史的審判的問題。劉少奇臨死前,在受到極度的侮辱之後,說了一句名言: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在他大勢已去的背景下講的。雖然晚了點,但對於一個曾經擔任國家主席的人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這句話只可惜是在他已被批倒批臭之後說的。劉少奇不像有些人,臨死之前,還要極力表白自己不是叛徒。

我希望當今的領導人中,能有更多的人尊重公民權利,考慮歷史的評價,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什麼叫「回頭是岸」。

2008年7月8日於山東大學(0531-883650211365531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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