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4日讯】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而当年被打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中共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在临终前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一书中，除了从头至尾愤怒控诉毛泽东的“心狠手毒”、“诡计多端”、“口蜜腹剑”、“丧心病狂”以外，还披露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四个“中央专案组”的一些内幕。
据吴法宪在书中的回忆，中共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下设了三个办公室。
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1.刘少奇专案组；2.王光美专案组；3.“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4.陶铸专案组；5.陆定一专案组；6.张闻天专案组；7.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吴法宪本人，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1.彭德怀专案组；2.贺龙专案组；3.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1.“五一六”专案组；2.抓叛徒专案组；3.叶向真专案组；4.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书中介绍：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
书中表示，当时几乎所有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在书中，吴法宪特别为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黄永胜喊冤，他认为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因为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
书中写道：“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书中质问：“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法宪在这部回忆录中还讲述了一个特殊的案件。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
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也难辞其昝。传单指责毛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第二天的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吴法宪也参加专案组。
随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最后，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吴法宪和谢富治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