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4日訊】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專案組不僅令人談虎色變，而且其具體的操作更是罕為人知。而當年被打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的中共原空軍司令吳法憲在臨終前出版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一書中，除了從頭至尾憤怒控訴毛澤東的「心狠手毒」、「詭計多端」、「口蜜腹劍」、「喪心病狂」以外，還披露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十四個「中央專案組」的一些內幕。
據吳法憲在書中的回憶，中共中央軍委專案組成立以後，下設了三個辦公室。
第一辦公室主任是汪東興，辦公地點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下屬一共是七個專案組：1.劉少奇專案組；2.王光美專案組；3.「薄一波等六十一個叛徒」專案組；4.陶鑄專案組；5.陸定一專案組；6.張聞天專案組；7.彭真專案組；
第二辦公室主任先是楊成武，後來是黃永勝，副主任是吳法憲本人，辦公地點在軍委辦事組，下屬一共是三個專案組：1.彭德懷專案組；2.賀龍專案組；3.羅瑞卿專案組。
第三辦公室主任是謝富治，辦公地點在公安部，下屬四個專案組：1.「五一六」專案組；2.抓叛徒專案組；3.葉向真專案組；4.其他一些人的專案組。
書中介紹：每個專案組的領導都分為兩層，最上一層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但是實際上掌握著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四個人。專案組的具體工作人員和負責人，由軍委辦事組，根據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決定從部隊選派。專門抽調了一批軍、師一級的幹部。每個專案組少則十幾人、多則幾十人。
書中表示，當時幾乎所有專案組的進展都不大。「由於弄來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無法判定，時間一長，辦專案的人就越來越不積極。而這時上面就來壓，就批評工作人員『右傾』，要求他們嚴格審查呀！認真調查呀！趕快作結論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壓、如何批，進展還是不大。本來嘛，都是些冤、假、錯案，又從哪裡搞得到過硬的材料呢？！」
在書中，吳法憲特別為彭德懷專案組的主管人黃永勝喊冤，他認為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因為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
書中寫道：「雖然黃永勝是彭德懷專案組的主管人，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問題不是黃永勝能說了算的。彭德懷的問題，中央早已經定了調子，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任何人對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黃永勝個人同彭德懷沒有什麼恩怨，他在這個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澤東辦事而已。其實，當時的各個專案組的工作，事無巨細都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周恩來負責。大一點的事情，要由毛澤東來決定。這是當時黨內一般的組織原則，也是一個常識。對彭德懷這一類人物的處理，別說黃永勝對此沒有任何決定權力，就是林彪、周恩來，也是作不了半點主的。」
書中質問：「當時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簽字。我想這些文件應該都還在。為什麼只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
吳法憲在這部回憶錄中還講述了一個特殊的案件。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郵箱里，同時被人投入一種油印的傳單，署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
傳單說，當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與其所宣傳的革命詞藻完全相反，實際上是在政治上、組織上、經濟上、文化上、思想上對黨和國家的全面破壞，時間越長所造成的惡果就越加嚴重。
傳單還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領導人陳伯達、康生和江青，認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傳單還指責了林彪：「由於林彪是掌握槍杆子的，不是他助紂為虐，事情就不會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傳單還進一步指出，毛澤東也難辭其昝。傳單指責毛反覆無常，遇事多疑，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一位領袖如果有了這些弱點而不能自撥，不可能不給他所領導的人民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十月九日上午，郵局工作人員打開信箱收取郵件時，發現了這份傳單，便立即上報有關部門。上午十時，這份傳單送到了周恩來的手裡。周恩來看完後十分立即就轉給了毛澤東一份。
第二天的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當場指定陳伯達負責這個專案工作，同時又指定謝富治和吳法憲也參加專案組。
隨後公安部就展開了破案工作，但是查來查去，始終沒有查出什麼結果來。很快一個月過去了，案子沒有什麼進展，陳伯達也沒有再召開過專案組會議。後來，周恩來聽到公安部的一個人講，「非常委員會」有個寶塔型的組織，涉及到朱德、陳毅等人。於是他藉機嚴肅批評陳伯達說：「對公安部的這份材料，你為什麼不開會呀？這份材料究竟是真還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著破案的情況，你們怎麼這樣對待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呢？」
最後，天津市公安局來了一個報告，說做案的人已經找到了，對原稿筆跡和做案工具進行了鑒定，證實那個傳單完全是這個人搞的。天津方面在會上彙報說，做案的人是個工人，傳單從書寫、油印，到來北京將八十份傳單分別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郵筒，始終是一個人所為。經鑒定，可以證實這一點。
聽完彙報，陳伯達不相信，他懷疑地說：「一個工人，能寫出這樣的傳單來嗎？一定還有後台，要往上追，追到誰就是誰。傳單上說，有一個人可以出來收拾殘局，這個人究竟是誰？你們應當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問：「你們認為這個人是誰呢？」謝富治回答說：「還不是『劉、鄧司令部』的人。」
過了一段時間，陳伯達又召集了專案組的第三次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天津市的彙報仍然同上一次一樣，沒有發現其它問題。聽了這個彙報，我認為這個案子基本上可以結束了，再追查下去沒有多大的意思。散會以後，吳法憲和謝富治便直接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聽了我們彙報，說：「也許就是這樣吧。」對這個案子，以後就沒有再追查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