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清心:葬身火海的云南兵团十名花季少女

1971年3月24日凌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驻地(保山盈江)发生一场火灾。当清理现场扒开灰烬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十名死难者被烧得形若枯炭,面目全非,肢体残缺,缩至不足一米长短。其中有八具尸体几乎紧紧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还有两人倒在距门不远处,其中一人身下压着只从两千公里外家乡成都带来的木箱。她们是睡在第二间茅草房里的十名成都女知青,平均年龄不足17岁。

1971年3月10日,成都市第39中260余名初中生出发,7天后来到云南兵团驻地。又一个7天以后,3月24日,他们中的十名女孩葬身火海。

3月23日是她们正式劳动的第一天,为建自住房,和泥打土坯。因白天干活很累,晚上11点就睡觉了。火灾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后的午夜12点至零点间。

此时,在旁边小窝棚里的上海男知青赵文俊趴在床上看书,不慎碰翻了煤油灯,火苗即刻窜起来。慌了神的赵文俊急忙拿起外衣、枕头扑火,没想到越扑烧得越猛,他叫醒同棚的两名知青逃命。

小窝棚紧靠着一排5间草棚,靠在最前面的是3间女知青宿舍。这排草棚用料全是竹子和干茅草。幸存者女知青魏大群说:“当时大家都睡得沉,我都是被竹子的噼啪声惊醒的,我在浓烟中冲出去,拚命往山下跑,直到有一个北京知青喊我‘站住’,我才回头一看,5间茅草房已经不见了,只剩地上还在燃烧的两团火,这个过程不足10分钟。”

另一幸存者陈春华回忆:开始不知道有人没出来,连队到处都乱遭遭的。有人拿竹竿去掏灰烬,想把没有烧坏的脸盆刨出来,结果刨出了人的头盖骨。

混乱中,忙着搬自家东西的老工人走过来说怎么有香味儿,是不是知青带的腊肉被烧熟了?后来是在傣族老乡的提醒下,指导员清点人数时才发现缺失十名女知青。

十名花季少女,就这样被烈火吞噬了。从现场分析看,她们已然从睡梦中惊醒,但是没来得及跑出去!他们的哭叫求救声,淹没在了竹芭墙燃烧时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没人能听的见。

茅草竹芭草棚,加上三月旱风,犹如被鼓风机吹着的一堆干柴,一个火星都能引起一场大火。小玻璃瓶自制的煤油灯尤其危险,之前因它引发的火灾有过多起,但是连里这些从外地各城市来的知青,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常识和防火意识,显然连里的领导也没有告诉提醒他们。

出事后,成都家里很快就知道了。遇难者施桂芬,家里刚接到她的第一封家信,信中说自己开始挣钱了,以后将按月给家里寄10元钱,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父亲刚看完信,报丧的人就来了。另一名李晓妮的母亲是在卖油条的小摊边听说女儿出事的。李母在女儿出事那晚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晓妮回家了。那天早晨排队买油条听人议论说去云南的孩子被烧死了十个,其中一个的母亲就是在区房管局工作的某某(李母的名字),她当场就昏倒了。陈春华回忆付蓉碧:我回家探亲时去过付蓉碧家,还特地带了5斤白糖去,她的妈妈拉着我的手哭,第二天进了医院。付是家中的独女,两位老人的晚境特别凄凉,出了这件事后,她的父亲无法继续工作提前退休,每月只有30多元的退休工资两人生活。她的母亲为了生活背着背篼捡字纸卖,后又当保姆帮人带孩子,最后死于癌病。

都说水火无情,而人若有情呢?

如果第一天的劳动,没有打250块砖坯的任务,没有那么高的强度,“累得不行了”,她们可能不至于睡得那么沉,醒得太迟?

如果她们当时住的不是茅草竹芭房,而是土坯房,火势就不会这么急这么猛,不足10分钟5间草房化作两团火?

如果女孩子们睡觉的房间里空间不那么狭窄,过道只能容一人侧身而过,可能不至于挤成一团而跑不出去?

如果孩子们从成都晚下来个把月,等连队里把安身的土坯房建好了,即便碰翻了煤油灯,也未必能酿成一场火灾?

如果肇事的上海知青,允许他白天看那本禁书《珍妮姑娘》,也就没有必要非在夜里躲进蚊帐“偷看”的过错?

如果没有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她们应该在父母身边,生活在成都温馨的家里。

如果没有文革,她们应该继续读书,出现在校园的课堂上。

每一个追问,都是一道问责,都应该有人来回答,站出来承担责任。但是,惨案发生了近半个世纪,只见到碰翻煤油灯的上海知青赵文俊被重判十年。而真正的责任者,各级责任者,没有一个被追究的。

知青惨案发生在文革期间,是文革历史的一部分,如同噩梦,不堪回首。知青历史,令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刻骨铭心。知青一代人,不会忘记那段苦难,但也绝不粉饰、歌颂那段苦难,需要的是认真反思和真正正视那段历史。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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