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习近平废除常委制的近谋与远虑

【新唐人2016年06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近期,习近平将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废除常委制的传闻,成为外界热议焦点。分析认为,废除中共常委制对中共的存亡是个巨大考验,其中藏有习近平的近谋与远虑。

6月11日,海外媒体刊登署名陈小平的文章,分析习近平中共十九大前废除常委制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中共的常委会是其中央组织核心机构之一,被废除等于基本颠覆中共“党的中央组织”。

早在1个月前,香港《亚洲周刊》就披露说,今年7月底8月初举行的中共北戴河高层会议,对习近平是一个关键时间点,他若能顶住各方角力,在今秋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到明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中共体制可能会有重大变革。不但中共“政治局常委制”面临被取消,“七上八下年龄线规则”以及“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等也面临被废除。

习近平为什么要废除常委制?陈小平认为,中共常委制是一种寡头式、封建式的上层权力结构,经邓小平种下种子,再历江泽民浇灌,最后,成了习近平必须面对的中共政治“财富”–对其执政掣肘的包袱。

文章分析说,中共常委制的设计者在考虑到让常委们互相掣肘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个立于常委群之外的“太上皇”机制。在江泽民时期,太上皇是邓小平,在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是“太上皇”,在习近平时期,江泽民还想当跨代“太上皇”。

外界观察到,从十八大上台前习近平就开始针对江泽民操控的常委制进行抗争,十八大后掌权针对常委制更是接连出拳。时政分析人士唐靖远认为,常委制是江泽民干政的渠道,超脱不了江泽民留下的“集体领导”模式,习近平就不能够有效执政。

外媒披露,中共十八大前,在习近平用以退为进的方式,促使中共高层不得不将江泽民构建的“九龙治水”模式,恢复到原来的七常委模式,砍掉江泽民的“第二中央”–政法委在常委中的位子。

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5月刊文称,“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而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

习近平在反腐运动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同时不断收回权力,先后成立了“深改小组”、“国安委”、“财经领导小组”、“网路安全和信息化”等10多个重要小组,习近平兼任了这10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或主席。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对中共常委制的否定。

习近平废除常委制的近谋和远虑

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中共对中国大陆统治60多年,不但是制造中共党内斗争的60多年,更是不断制造党外苦难的60多年。中共制造的罪恶如滚雪球一样,已经罪恶无边,随时面临中共党内的分裂和举国上下的大清算。

唐靖远:“废除常委制,习近平既有近谋,也有远虑。摆脱江泽民通过常委制干政渠道,防止成为江泽民的傀儡或被江泽民派系谋害,是习近平的近谋;逐渐削弱中共制度对国家的控制,最终抛弃中共,防止为中共的历史罪恶当替罪羊,则是习近平的远虑。无论是近谋,还是远虑,摆脱中共常委制的掣肘都是关键环节。”

习近平废除常委制会带来三个大问题:第一,中共总书记如何产生?因为按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必须从常委中产生。第二,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如何组成?因为它的成员也必须由常委会推荐;第三,中共党章必定大修。

陈小平认为,习近平废除常委制必定带来地震效应。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利用他的权谋和智慧摆脱了江泽民这个“太上皇”,并经营出自己的政治格局,使历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的“集体领导制”全面坍塌。

《大纪元》2015年10月发表特别评论《试图挽救民族危机 习近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不同》,指出习近平上台后,顶着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抓捕和处理了中共各个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贪腐人物。习试图“把权力关进笼子”,推动各项改革,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实事。作为中国掌权人,习近平背负着中华民族史命的何去何从,习上台以来的系列举动显示,习不同于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习的一些所为对挽救中华民族危机,起到了正面作用。

外界观察到,习近平上台后做出系列举措:废除劳教,提出“依法治国”,放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整军队,提倡传统文化等等,对中国社会的国计民生都有积极作用,对中共的体制都有否定作用。海外有政论人士认为,如果真能废除中共的常委会制度,同样是“利大于弊”。

责任编辑:曲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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