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常春综合报导）一项在中国广州开展的调查显示，受访的工厂女工大多遭受过同事的性骚扰，约六分之一的人因此辞职。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非政府组织名为“向阳花女工中心”(Sunflower Women Workers Center)开展的这次调查，这项调查的报告《广州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于11月25日发布，其介绍称：“企业没有防止性骚扰的措施，社区对于受害女工缺乏支援，社会整体对于性骚扰问题认识不足或刻意避谈。”
调查从8月下旬开始，历时两个多月。在134名参与调查的女工中，约70%称遭遇过“令人讨厌的口哨、喊声、色情笑话”。32%称遭遇过“令人讨厌的身体 触摸”，9%被“要求发生性关系”。四分之一接到过猥亵电话或黄色信息，66%称遭遇过“对身体或外表的令人反感的评论”。
给组织的负责人红梅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参加调查的女工中，没有任何一个说自己曾向官方的全国总工会或全国妇联寻求过帮助。她表示，女工们认为向这些组织求助没有用，向工厂经理求助也是一样。
红梅说：“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情况一向如此。。。有非常多的女性面临着这个问题，但却没有人为她们提供帮助。”
她推测，在酒店和酒吧这样的服务场所，问题可能更加严重。红梅：“我们想对在那里工作的女性开展调查，但在那些场所里，没有团体可以组织调查活动。”
大多数骚扰都来自同事，大部分发生在下班后，不过也有很多发生在上班时间。调查显示，受害者58%是已婚妇女，年龄大多在18岁到35岁之间。
43%称她们对性骚扰采取了“隐忍”态度，47%表示自己曾做出“反抗”（细节不明），15%因性骚扰“自动离职”。红梅说，这些女工很少向老板吐露真正的辞职原因。
很多中国人认为，女性受到性骚扰自己也有责任。而且女性还担心自己会背上坏名声。
“她们羞于说出辞职原因，因为人们会觉得那是她们自己的错。”红梅说，“而且老板通常是男性，所以她们很难启齿。”
红梅说，甚至做这项调查本身也很困难。
红梅说：“人们觉得这是很大的隐私，是非常敏感的个人问题。”她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会蒙受经济损失，还会遭受心理和感情伤害。”
这项调查只在广州的几个区进行，但是中国有大约2.6亿男女农民工，因此这个问题的规模不容小觑。官方机构新华社今年曾报道，在2012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2290元人民币。
“我们能为这些女工做的事情很少。”红梅说，“她们必须收集被骚扰的证据。女性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政府需要做出明确规定。社会必须转变态度，不让受害女性遭受非难，企业也应该防止和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有网友表示，企业和警方对待性骚扰的态度是对被骚扰女工的二次伤害，而且一定程度上是在放任甚至是纵容性骚扰者。反对性骚扰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企业和警方应当建立相应的处理机制。
此外，只中国大陆，受性骚扰随处可见。
女员工被性骚扰 低头流泪忍受
2月5日，城市信报记者来到了上海的一家员工将近6万的苹果代工厂，以该厂工人的身份进行了5天的工作，亲身经历了在拥有廉价劳动力的苹果代工厂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近6万人的大厂，员工之间能否正常交流是个问题，厂区设立了心理疏导室，在新员工接受培训的时候，其中有一项培训内容便是关于性骚扰的，因为厂区的主要员工是青少年。
员工在接受工作内容培训的时候，记者亲眼看到一个女孩哭，问旁边的男员工道：“她为什么哭啊？是累了？”那个男员工说：“不是，是被那几个男的欺负哭的，你听一听他们几个男的在跟那个女的说什么呢。”
记者靠近了那些员工，那3个男员工正在围着那个女员工说着一些不堪入耳的词语以及诱导性的话题，不管那位女员工如何躲避，记者看到那位女员工从起先 的位置想渐渐地躲开那几个男员工，把凳子移动了好几次，但还是没有效果，面对这样的言语性骚扰，这位女员工只能默默地流泪，而不敢离开，因为一旦离开会被记过。
当初提醒记者的旁边的那一个员工也听得比较尴尬，有时候会冲着记者发出一个尴尬的笑，但是他说，“像这种情况经常会有，她只是刚来不太习惯。”
祝女士在东莞龙鑫制衣厂上班不到两个月，竟两次遭到男性主管的强抱骚扰。向工厂以及警方求助，老板娘称该主管的口碑不错，而警方则说其行为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由于害怕再遭骚扰，祝女士只得从工厂辞职，并搬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