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8日讯】前苏联政治局委员、新思维大师雅科夫列夫，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二十年后回顾往事，指出：苏联的国家性质是封建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对社会各个层面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近年来，中共沦入“改革已死”的悲剧性境地，更有国内外学者指出今日中共更像亡党前的苏共，今日中国也“更像苏联”。
封建主义政治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遗产，像山西“房媳”家族有十五人分别在政府做官与国企供职的报道，经典地证明了封建社会主义的裙带政治本质。但是，少为人注意的是封建主义政治表面是皇权统御，实则是朋党政治。
中调委身份真假之谜中谜
封建社会主义更是无以幸免于朋党政治，在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有第聂伯帮，在中国的江泽民时代有上海帮，胡锦涛时代则是团派、太子党、上海帮、维稳系“四分天下”。而今，太子党占据皇权地位，习近平所依赖的第二个政治集团知青党亦逐渐坐大。
中共体系内除了上海帮、团派、太子党、维稳系、知青党五大巨型朋党之外，尚有许多小的朋党存在。这些小朋党虽然不以追逐政治权力为目标，但是它们与以上五大朋党当中的一个或两个挂钩而谋求经济利益，对社会的伤害尤为严重。如果用较为专业的政治学术语来界定，那么，众多的小朋党就是最标准最狭义的既得利益集团。从广义的政党政治（包括一党专制）来看，利益集团化的小朋党本身也是微观政治的构成因素，因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会实行政策寻租，使政策或一般命令有利于自己。最终的结果是败坏宏观政治的道德性，哪怕这种道德性只是口号性的。
因为其负责人李广年艳照事件而被公众注意的“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简称中调委），无疑是小朋党的代表。尽管中央党校声称中调委与党校的“科学发展观理论调查研究学会”没任何关系，但是，该机构的正式名称“国内动态调查委员会”是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题写了名称。有北京知情人士称“该题字显系伪造”，不过，该机构自称的“特殊组织”性质却是真实的。其一，其背景支持人员为“四老”（老将军、老部长、老专家、老学者），使该机构能与高层挂上钩；其二，其组织章程中“帮带中青年干部”条款暗中落实，跑官级别上至副部下至正处几无败绩；三，其所编内参能送到一般政治局委员案头（暂未至常委层面），并且有专门的新疆社情分析简报；其四，其经费中财政拨款占第一位。
中国农建内部分赃致混战
与神秘的中调委相比，一个与其有业务往来，亦可称为姊妹花机构的小朋党是“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简称中国农建）。该机构不像前者那样称是“在江泽民同志关怀下组建的”，但其努力与胡锦涛挂上钩是知情人都知道的，其操作点是吹捧胡的新农村政策。并且，该机构的会长是中调委的秘书长党金国。党金国的中调委秘书长职务任期至今年二月二十日已结束。
党金国没有像李广年那样卷入艳照事件，但却因经济丑闻而难得心静，并且此亦为其被迫辞去中调委秘书长的主要原因。中国农建与中调委一样名头上挂着“国字号”，因此容易敛钱。在中共中高层官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四老”之类人物出卖“余热”、混名头、捞好处要办机构而挂“中国”字样，必须由一位已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口头或书面）支持，也必须有一位至少级别到副部的退休官员出任名誉会长（主席）。依此，中国农建得到胡锦涛的口头支持可证，而由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顾委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室负责人的郝盛琦出任名誉会长，更合乎内部规则。
中国农建的经济丑闻因党金国分割原合伙人郭大山（又名郭泰山）的利益而爆发，因此，该机构半官半商的面目也显露出来。反对党金国、拥护郭大山的数位河南人士（党金国的同乡）在网上连发四信揭露党金国的“骗子行径”。其中一名写信人还在中央国家机关担任过正处级职务。郭大山本人则在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的经侦大队报案，举报党金国以中国农建的名义诈骗。经达三年多的折腾，案件亦不了了之。
意识形态无原则现象普遍化
无论是中调委还是中国农建都是玩意识形态的小朋党。李广年不仅依靠江泽民的关怀而大推“三个代表”，而且还试图挂钩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薄左势力大盛的时期，其又高调宣讲毛泽东思想。对此，北京一位高级观察人士说：“你可以开玩笑地说习近平整合两个三十年，是受到了李广年的启发。事实是，我们党已经陷入意识形态无原则状态。如果这么说不好理解，你们看看李广年、党金国之流如何把不同的意识形态做成商品、做成‘概念股’，就明白了。”
普遍化的意识形态无原则给“四老”们带来了没有风险的高额非法收入，例如，以补贴或讲课费的形式分掉小朋党机构的经费。至于借着如此之类的组织名义“帮带中青年干部”，更是双赢的官职买卖业务。买官者不必担行贿风险而可以很体面地向小朋党机构输送巨额利益，如所在地巨商以资助调研的名义代捐三百万元人民币；卖官者不必亲自出马也不收取经济好处，而是由“四老”出面说好话，“至少能跟政治局委员说上话。递上一句好话，顶你跑三年的门子。”河南的一位现任副省长得益于小朋党之助，如此坦言。
现在已被李广年新一波丑闻冲淡了中央编译局衣俊卿丑闻，实质上也是小朋党内讧引起的。中央编译局名下有挂靠单位“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恩格斯研究会”，会长是已退休的前编译局长。因为该会屡向衣俊卿索要额外经费而不果，就在衣俊卿的私生活上做文章，由该会的一位在读博士后发难。丑闻爆发，博士后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打发回原籍。讽刺的是，没有此次性丑闻国人对“中国恩格斯研究会”几无所闻，正如没有李广年艳照事件人们几不知“中调委”一样。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