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30日讯】译者的话
2013年4月19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向国会提交《2012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其中有大篇幅评估中国人权状况。我们感到，有必要将这些内容翻译成中文，在华人中广泛传播。为此，由博讯电台发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所属美国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项目工作组，义务翻译和推广这份报告的中国部分。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份高专业水准的报告中，感受到美国对中国人权的关心和期待。我们感谢美国人民和政府为中国政治进步所做的这项贡献。为了不辜负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这份特殊情谊，为了让这份报告发挥最大作用，是激励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的重要动力。
推动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最大动力，来自我们对祖国和同胞的深情挚爱。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深深为自己的祖国存在的问题感到焦虑，对故乡中国的每个公民遭遇的苦难和迫害感到悲痛，被践踏中国人尊严、权益和安全的恶势力所激怒。我们希望以此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只有建立符合人类人权标准的国家，每个公民才能公平分享发展果实和机会，中国才能成为本土公民尊严、安全、公正和自由的家园和全球华人自豪骄傲的精神故乡！这是我们心中的梦！让我们全球华人共同努力，积极参与传播和讨论这份报告，早日实现我们心中的梦！
项目主任：西诺（博讯电台）
执行主任：陈闯创（中国民主党党员）
项目成员：孙钰、徐田、王丽莉、张静岩、胡佳琪、翁琼燕、柏䶮、牛琳琳、彭梦帆（以上九位均为中国民主党党员）
政治顾问：王军涛（中国民主党委员会共同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第二章 尊重公民自由，包括
a言论和新闻自由
王莉丽，张静岩翻译
法律规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但是在实践中政府普遍不尊重这些权利。政府继续严格控制出版、广播和电子媒体，利用它们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今年内，政府加强对出版和互联网的审查和操控，在敏感性的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表现尤甚。
言论自由：除了质疑政府或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等特例外，人们可以在私下里小范围地讨论政治话题而不会受到官方惩罚的。据报道本年内，一些独立的智囊团、研究小组或研讨会迫于压力被迫取消某些涉及敏感话题的会议。在公开演讲、学术讨论和媒体评论中发表政治敏感言论的人仍会遭受惩罚。
政府经常性地监视讨论政治或敏感议题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集会。3月，司法部宣布新执业律师须宣誓效忠中共。那些对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发表批评言论的个人，特别是那些与外国人分享这些言论的个人将有可能受到惩罚，包括受到工作单位的纪律处分、警方讯问和拘留。2008年，为纪念“国际人权日”，303名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发表了题为《零八宪章》的请愿书，呼吁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权，在中国实施民主改革。据报道，一些《零八宪章》的签署人至今仍遭受来自官方的骚扰，特别是在敏感日期。
曹海波，云南一家网吧的老板，因在网上创建一个群组宣传民主和宪政，5月受审，10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8年。
也是在5月，一名网民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江西省南昌市政府官员拘留八天。被告曾在江西大学散发传单谴责共产党、宣传人权理念等。
12月，环保作家刘福堂因自费出书被海南省一法院判处非法经营罪，他在书中披露政府支持的工程导致了环境恶化。刘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并按协议交纳17000元（2730美元）罚款以避免被监禁。他关于环境问题的博客被官方关闭。
2011年2月梁海怡在哈尔滨市政府大楼前发表演讲，呼吁自由、民主和平等。她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直至年底，官方仍未公开案情，梁海怡仍然下落不明。5月份一个网民发贴表示梁还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等待判决。
出版自由：出版任何图书和杂志，均需要国家签发的出版号。出版号售价高并且往往难以获得。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广播媒体和图书出版商都隶属党政机构。一些民营企业对为数不多的印刷出版物享有所有权权益，但是没有私营性质的电视台或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指示国内媒体不要对某些议题进行报道，所有的广播节目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
暴力和骚扰：中央和地方的中共宣传部门对外国记者的限制仍然严格，尤其是在敏感时期和纪念日。外国记者站报告称，外国新闻机构在当地的员工也受到官方的骚扰和恐吓。
5月，政府拒绝为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一名外国国家记者续签签证，她不得不因此离开中国。一名外交部发言人就拒签发表评论时说“外国记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却并未指出那名记者违反了哪项规定。
2011年据外国记者协会调查，20%的受访外国记者曾受到签证或延迟签证的威胁。一些记者被明确告知他们报道的内容关系到签证的签发与否。在受访的记者中，70％的人在这一年受到干扰或骚扰；40％的人表示为其提供消息的人受到骚扰、拘留，或被传问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情况；还有33％的人表示他们的中国助手受到官方压力或骚扰。
政府只允许国内媒体出席政府官方新闻发布会；外国媒体和外交官只被允许参加由外交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和围绕特殊事件的少数新闻发布会。
当局继续对受雇于外国新闻机构的公民实施严格的限制。“外国媒体机构中国籍员工行为准则”威胁开除那些进行“独立报道”的中国员工、取消其认证资格，指示他们向其雇主提供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信息。
擅自与记者接触的政府官员将会受到处罚。供记者使用的官方指南通常语焉不详，宣传官员可随意修改，并可被追溯执行。宣传部门强迫报社开除发表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文章的编辑和记者，并暂停或关闭相应的出版机构。宣传官员执行的出版后审查制度鼓励编辑自我审查，避免因无意出版未经授权的内容而遭受相关损失。
政府官员使用刑事起诉、民事诉讼和其他惩罚方式，包括暴力、拘留和其他形式的骚扰，对作者和记者进行恐吓，防止散布引起争议的文章。如果国内记者发表了挑战政府权威的观点，就有可能被降职或丢掉工作。
因头版刊登了有关奥运会跨栏运动员刘翔的报道，《东方卫报》迫于官方压力解雇了总编、副总主编和新闻主管。该报道称中国奥运队、中央电视台及刘翔本人早就知道他可能甚至无法完成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预选赛，中央电视台为此准备了四个不同的广播稿。
多家媒体机构的资深调查记者或不堪重压或对审查制度感到失望纷纷辞职。7月，报道乌坎抗议事件的刘建锋离开《经济观察报》。9月，曾报道毒奶粉事件的调查记者简光洲辞去《东方早报》职务，并宣布不再从事新闻报道。
2月，湖南省当地宣传机关开除了《边城晚报》的主编和两名副主编，该报报道中引述了怀化市民对通货膨胀加剧及政府缺乏新年庆祝活动的不满。
至年底仍在狱中的记者有师涛、杨同彦（译者按：即杨天水）、顿珠旺钦（Dondrub Wangchen）。维吾尔语网站站长迪夏特•佩里亚、鲁尔尼•阿扎特和尼娅•阿扎特因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罪”仍在服刑中。维吾尔族记者买买提江•阿卜杜拉因传播与2009年骚乱事件相关的“颠覆国家政权”信息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一年，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工作的记者也受到监禁。保护记者委员会(CPJ)12月的监狱普查显示，在中国已知被关押的记者有32人，其中12人是藏族，7人是维吾尔族，1人是蒙古族。这一年，保护记者委员会新记录了两起记者入狱案件。11月，原贵州省《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译者按：原文误为Li Yuantong）及妻子被安全官员拘留，并被迫离开贵州。李曾在网上报道5个躲在垃圾箱的孩子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事件。2005年李因多次撰写关于毕节的负面文章被监禁两年，释放后失业。
12月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放在贵阳宾馆房间的数据和一些电子设备被不明身份人员破坏。这些记者一直跟踪报道五个孩子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事件，并曾接触李元龙。
审查制度或内容限制：当局继续没收“非法出版物”。据国家扫黄打非办公室统计，这一年没收非法出版物共计45，000，000册；删除涉及色情或其他非法内容的信息共计3，700，000条。
外国记者无法获得进入西藏的许可，除非是参加由政府组织受到严格控制的媒体访问。外国记者想要进入西藏自治区外的藏区也很困难，因为当地政府经常会强迫他们离开。虽然外国记者获准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但省级和地方当局仍继续严格控制外国记者的出行和采访，甚至强迫他们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些城市离开。
媒体分支机构定期接到中央宣传部的指示，罗列出不得报道的话题。
官方继续审查、禁止和处罚与劳动、卫生、环境危机和工业事故有关的报道。在2011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发生动车相撞事故之后，当局发出指示，要报道事态的积极一面，重点是救助和恢复工作。然而众多国内媒体没有听从当局的指示，而是密集报道这起事故及其原因，揭示当局对幸存者和遇难者问题处理不当。铁道部联系媒体机构禁止他们到出事地点，并限制只有政府控制的媒体才能接触此次事件。
7月北京洪水致77人死亡，鉴于谴责中共和政府的声音不断高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示各地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引导网上舆论，删除敌视和恶意信息，只保留询问当前形势的信息。
12月中央宣传部指示媒体在报道有关官员涉嫌贪污受贿等问题时，要严格按照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刊播。指令还包括媒体不得自行调查报道。
这一年中，中央宣传部多次指示媒体组织不得报道和评论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藏人自焚、陈光诚被软禁和出逃即薄熙来丑闻等事件。
同应对2011年5、6月广东潮州和增城骚乱采取的措施一样，当局删除了涉及6月四川民工和广东沙溪警察之间骚乱的微博发帖和媒体报道。
当局继续禁止出版他们认为内容有争议的图书。法律仅允许获得政府批准的出版社出版图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PPA)控制了所有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或电子出版物未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有关省级出版机构批准不得出版发行。未经政府批准试图从事出版的个人，将面临监禁、罚款、没收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处罚。中国共产党控制出版行业的手段还包括事先将某些议题列为国家机密。
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他们知道有关政治话题的图书或文章会将被视为过于敏感而不能出版发行。私营媒体和官方媒体的审查程序日益依赖自我审查和个别情况下实施的出版后制裁手段。
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国共产党仍然频繁出台限制性的法规和决定，对媒体广播内容实施管制。
当局继续不同程度地成功拦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的汉语、维吾尔语和藏语的广播节目。VOA的英语广播通常不被干扰。上述电台的广播新闻及电视节目在网路上的传播经常被封锁。尽管海外广播受到干扰，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仍然有大量听众，包括人权倡导者、普通百姓及政府官员。
外国电视新闻主要在宾馆和外国人聚居区播放，但偶尔也会受到审查。外国广播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镇压周年纪念日及中共18大前后也会受到审查。外国报纸和杂志发表的个别文章被当局认为过于敏感时也会被禁。布隆伯格新闻网站上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和纽约时报网站上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文章分别导致这两家网站在中国被禁止访问。
就政治敏感事件的报道而言，对中文的审查最严格，其次是英文，然后才是其他语言。政府禁止放映一些被认为过于敏感的国内外电影或者在删除部分情节后才能在国内上映。
网路自由: 201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网路的第一个白皮书，概述了政府为保证互联网上的某些言论自由所作的努力，但是这些言论不得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危害国家宗教政策、宣传异教或迷信思想、或传播谣言和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等。互联网获得广泛普及和应用，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2011年有38%的人使用互联网， 31%的家庭连接到互联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官方决议强调互联网在维护安全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该文件呼吁为发展“健康向上的网路文化”，需要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对社交网路和即时通讯工具的引导和管理, 严格规范网路信息传播秩序，构建文明理性的网路环境”。
中共继续加大力度监控互联网的使用，控制内容，限制信息，阻止访问国内外某些网站，鼓励自我审查，并惩罚触及政治敏感话题的人士。据透露，超过14个政府部委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导致成千上万国内外的网站，博客，手机简讯，社交网路服务，网上聊天室，网路游戏，电子邮件被审查。这些措施并不总是奏效。在自身广泛的互联网审查系统之外，政府对互联网公司施加更多的责任要求他们实行网上审查和监控制度，并试图禁止在网上匿名发表意见。
国务院条例把个人博客，BBS，手机简讯视作新媒体，这些媒体的内容应受到国家管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被规定只能使用国内媒体的新闻，记录跟踪用户及其浏览习惯的有用信息，安装可以复制电子邮件的软体，立即中止传播颠覆性信息。
在中共的指导下，政府雇用成千上万的人在国家、省和地方各级实施电子通信监控。政府重点监管社交网路，微博，视频分享网站等工具。互联网公司也雇用成千上万的检查员执行中共指令。
2011年7月中央政府下令所有提供免费无线上网的公共场所安装一种昂贵的能够使警方识别用户的软体。当局警告北京的咖啡厅和餐厅业主如果不安装此软体将面临20000元人民币（约$3,210）的罚款。在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一项法律，要求人们在签署互联网、固定电话、行动电话的服务时必须提供真实姓名。供应商在允许人们公开发布信息时必须获取他们的名字。
各大新闻门户网站要求用户在发表评论时必须使用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注册。在公共图书馆使用网路的个人必须用本国身份证号码登记，据说所有公共图书馆终端被监控。
政府一贯封锁其视为有争议的网站，尤其是那些讨论台湾，达赖，西藏独立，地下宗教和精神组织，民主活动家，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的网站。有时政府还封锁由外国政府，新闻媒体，医疗机构，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运营的部分网站和社交网站，以及方便用户快速交流和组织的搜索引擎。
6月，在曝光习近平家族财富状况的文章发表后，政府封锁了Bloomberg.com。在10月，纽约时报发表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文章后，政府封锁了其中文版及英文版网站。这两个网站直至今年底仍处于屏蔽状态。
一些网站上引入卡通警察形象，警告用户远离被禁内容。门户网站运营商、博客托管服务商和其他内容提供者参与自我审查，确保它们的服务器不涉及政治敏感内容。拒绝对政治内容进行自我审查的国内网站被关闭，而许多国外网站遭到屏蔽。数百万公民使用类似推特的微博，转发一些被全国性媒体禁止的新闻。微博本身也会受到审查，但经常在发帖后的数小时或数天内才被审查。
在7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通知，要求在线视频内容提供商在发布视频前进行审查并对本网站的在线视频内容承担责任。
今年三月，在薄熙来因腐败指控被撤职后，政府当局关闭16个网站并以“编造或传播网路谣言”为由拘留6人。新浪和腾讯的微博网站的评论部分在4月份被关闭了3天。
当局采取一系列技术手段，封锁服务器设在国外的敏感网站。用户登录此类敏感网站的能力因城市不同而不同。政府还按照一张不断改变的敏感关键词清单，如“法轮功”，“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等，自动审查电子邮件和网路聊天信息。虽然这种审查在使普通用户远离敏感内容方面着实有效，但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技术手段规避审查。用户已通过境外代理服务器获取信息，而且国内可以轻易获得能够规避官方审查的软体。然而政府越来越多地屏蔽商业性虚拟专用网供应商的网站和代理服务器。尽管受到官方监控和审查，在这一年，持异见人士和政治积极分子继续利用互联网倡导、呼吁关注政治事务，例如，维护犯人权利、政治改革、民族歧视、腐败。持各种政治观点的网路用户都对审查颇有微词。这一年，当局时常屏蔽或关闭一批知名活动家、艺术家、学者和大学教授的博客。
众多媒体报道了发布反对中国当局信息的外国网站受到网路攻击的事件。
当局继续监禁大量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观点的互联网作家。
1月7日，福建省厦门市政府的警察拘捕了一名网路活跃分子，因其在博客中声称在该市集美区政府强行驱逐百姓及拆迁房屋的背后存在着贪污腐败。这名博主之前拒绝了遵从政府要求从其博客中移除贪污的指控。
2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的作家朱虞夫，在1月31日持续一天的审判后，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7年。法庭引用诗人朱虞夫在网上发表的题为“是时候了”的诗歌，以及朱虞夫在2011年早期接受采访中表达支持政治活动的观点。浙江省（译者按：原文误作杭州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朱虞夫的上诉。朱虞夫曾服过两次刑，包括一次因“ 颠覆国家政权罪”（译者按：原文误作煽动颠覆）被判刑7年。
11月当局拘留了翟小兵（译者按：原文的拼写有误，写成Zhai Xiaojun）并没收了他的电脑，因为翟小兵发表了一条推特，暗示电影《死神来了6》是预示即将召开的中共第18届党代会上人民大会堂会倒塌。政府因“散布恐怖信息”开始调查他，此罪名最多可判刑5年。
《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互联网企业必须配合对涉嫌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调查，一经发现应立即停止传输此类信息并向当局举报此类犯罪行为。此外，他们还必须遵守当局的命令，从他们的网站上删除此类信息。如未遵守将会受到公安部或国家安全部等有关部门的惩罚。
法规禁止被当局认定是颠覆或诽谤国家政权的一系列活动。
4月9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约1400名农民抗议出售一块集体所有的农田，警察出动镇压。此消息在报纸，网路及社交媒体一律被封锁。
据报道，从5月10日至12日，百度贴吧关于辽宁省和重庆市的在线论坛被关闭，搜索结果被转到一个提示正在进行网路维护删除非法信息的网页，此事件符合互联网审查制度。
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政府继续限制学术自由、艺术自由、以及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举行政治和社会题材讲座。教师普遍被告知不要在课堂上谈论某些敏感话题，比如阿拉伯之春或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央宣传部出台了限制性的法规和决议，限制思想传播和人员流动。一些学者面临种种压力，诸如自我审查出版物，按照当局预先制定的结论去做研究，或者在政治敏感期间无法举行国际性研讨会议。
一些情况下，当局阻止被认为政治敏感的个人入境，不同意向那些被挑选参加国际交流项目但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发放护照。
许多被挑选出席其他外国政府资助的交流活动的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少数民族省份的人，在获准出国时遭遇困难。
政府以政治态度和政治关系为标准选拔参加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的人，但对自费留学生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政府及中国共产党控制大学高级别官员的任命权。尽管中共党员身份并不总是获取终身教职的必备条件，但没有中共关系的学者很难有机会获得晋升。
据报道，定居海外的研究人员、作家和学者也会受到制裁，比如如果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到官方核准，当局就会拒绝发放签证。13名外国学者宣称被列入黑名单并禁止获得签证去中国旅行，原因是2004年他们在一本关于新疆的书中发表了学术文章。其他学者声称因为撰写了敏感的关于中国政治的著作，他们至今仍然被列在黑名单上或者面临获得签证的困难。
b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徐田翻译
集会自由
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和平集会的自由，但实际上政府对这项权利的限制非常严格。法律规定这类活动不得挑战“党的领导”或侵犯“国家利益”。举行反对政治制度或国家领导人的抗议活动被禁止。当局不批准举行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示威游行，并迅速行动镇压示威游行。
公民们继续在全国各地公开集会抗议驱逐、重新安置和赔偿，经常导致和当局发生冲突或被控以其他罪名（见1.f节）。
7月1日，数百名学生聚集在四川省什邡市的市政府大楼前，抗议在当地设立铜冶炼厂。此后的几天中，数千群众举着标语加入抗议活动。官方媒体称抗议示威演变为暴力活动，抗议人士推翻警车并朝政府大楼投掷砖块。警察动用催泪弹和眩晕弹驱散人群，并逮捕27人。网路上的影像与图片显示抗议者身上染血且有被打痕迹。7月3日，当地政府宣布暂停铜冶炼厂的建设，并释放了27人中的21人。
10月，宁波数千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扩建宁波的石油化工厂以及其所产生的污染物对位二甲苯(PX)。 在3天的抗议活动中，警察动用催泪弹，并逮捕了超过100名抗议群众。据媒体报道，大多数的被捕人士后来被释放。随后，当局同意停止扩建石油化工厂。
4月，由南京的非政府组织天下公组织的50位维权律师的培训活动在最后一刻被推迟。苏州的主办宾馆突然宣布由于政府的征用，会议参加者的房间以及会议室的预订都被取消。2个后备场所也同样被取消。组织者无法在苏州预订其他活动场所。最后，维权律师们只好在周边城市的一个户外公园内举行一个简短的培训活动。
所有超过200人参加的音乐会、体育赛事、健身活动或其他集会都需要公安部门的批准。尽管和平抗议是合法的，但实际上警察很少批准此类集会。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仍然有许多示威活动。那些与政治或社会主题有关的示威很快被打断，有时当局过度使用武力。本年内，反对当地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和抗议，包括暴力抗议的数量有所上升。如同往年一样，绝大部分示威活动涉及土地纠纷，住房问题，工业、环境和劳工问题，政府腐败，税收，以及其它经济和社会关注问话题题。其他示威活动因意外事故而起，或牵涉个人请愿、行政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
在9月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反日抗议活动中，当局选择性地让希望利用游行促进人权问题的参与者保持沉默。深圳警察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抓捕审讯了举着推动民主标语的抗议人士（译者按：姜卫东、彭金元）。
土地征用纠纷仍是引起警察与抗议者冲突的主要导火索。此类冲突的例子包括：2011年12月，三千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扫荡广西柳州市新兴村，拘留31名村民；5月4日，南宁市邕宁区居民被从自家房中逐出；5月，警察暴力镇压福建省仙游县东井宫村居民对土地征用的抗议活动；6月，防暴警察与广东省左滩村的村民，由于一个允许政府官员重新划分以及商业租赁村民土地的发展计划而发生冲突。
法律保护公民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但是，上访公民要求集会和表达不满的权利仍然面临限制。大多数上访涉及土地、住房、权利、环境或腐败问题。大部分上访者试图到国家和省级信访办公室投诉。
虽然相关条例禁止打击报复上访者，但上访者受到打击报复的报道不绝于耳。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向阻止当地上访者向上级投诉的地方官员提供激励。激励办法包括将省级干部的评估部分与该省上访人数挂钩。这项措施旨在鼓励地方和省级官员解决合法投诉，但却导致强制将上访者遣返回乡，防止他们到中央政府投诉地方官员。无论是新条例生效之前还是之后，这种拘押行为始终发生，并且往往不被记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规定，命令从北京派遣官员到各省，在当地解决上访问题，从而减少到北京上访的人数。其他新规定包括强制性规定60天的上访等待期；每个案件只能上访一次。
北京以外的访民会面临骚扰和非法拘禁。如果访民试图到北京表达不满，他们将面临更严重的惩罚。8月，作为中共十八大前大规模镇压访民的一部分，据报云南宣威市逮捕了40名可能上访的人并把其中几位送到精神病院。据报道云南访民蔡华仙被判处劳教一年（注：应该是一年半）。
2月27日，当局阻止7名福建省居民在一外国使馆外散发指控福建三明市司法腐败的传单。其中4名抗议者被强制遣返回到福建家乡后被行政拘留。
结社自由
法律规定有结社的自由，但实际上政府对这项权利的限制非常严格。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政府法规要求所有的专业、社会和经济组织在政府进行正式登记并获其批准。实际上，这些法规阻止成立真正自治的政治、人权、宗教、精神、劳动和其他政府认为有可能挑战其权威的组织。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保持严格控制。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条例，境内机构捐赠或接受外汇捐赠“符合法律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于国内组织和国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捐赠，该条例要求各方和银行在开始处理交易之前必须批准附加措施。该项条例的执行情况千差万别。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功绕过这些要求，一些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金，还有一些受到大幅限制甚至关闭业务。
非政府组织要想注册必须找到某个政府机构作为业务主管，拥有已注册的办公场所，并满足最低资金额。据报道，在这一年，一些以前登记为私营和营利性的、带有社会或教育目的的组织被要求挂靠一个政府机构并重新注册为非政府组织。政府单位并不想冒险以防非政府组织介入敏感活动，所以找到挂靠的政府机构非常困难。
在本年内广东省政府官员提出议案旨在帮助非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的运转，其中包含简化注册程序，以使特定类别下的非政府组织能够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这些议案的实施条例并不一致。尽管一些非政府组织享有更多的机会，其他的则持续面临当局的干涉。与此同时，深圳的劳工非政府组织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地方当局关闭了至少7个关注外来务工人员权益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在几个非政府组织拒绝清空办公室之后，当局切断了他们的水电。
2011年7月，民政部向国务院提交了新版登记管理制度，打算准许慈善机构和社会组织直接到民政部注册，无需机构主管者。2011年，在广东省的基础上，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几个城市成为该项政策的试点城市。其他省份的非政府组织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导致向政府注册十分困难。从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处了解到，在上半年，将近61个非政府组织在深圳直接注册。但看起来这项法规并不适用于所有领域和潜在政治敏感议题的非政府组织。
虽然所有注册的组织都在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但有些非政府组织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运作。
虽然政府施加了严格限制和监管，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仍在增加。政府用 “社会组织”对于如贸易和专业组织的社会团体进行分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同于非盈利服务提供者。最后一个分类基金会包含公募与私募两种基金会。政府仍然对私人基金会设定募捐上限。
民政部表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大约有44万2千个合法注册的社会组织，包括25.5万个社会团体，20.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2614个基金会。在这一年，民政部的一位官员写道，“2007年，我国开始正式使用‘社会组织’替代‘民间组织’，因为‘民间’是与‘官方’相对照的，反映了传统政治秩序中民间组织与政府相对立的角色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将此类组织名称改为“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打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幌子，包括由中国共产党创建资助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即官办非政府组织。
由于没有合法注册，非政府组织面临种种事务性挑战，包括难以在银行开户、接收外国资金，聘任员工、筹措资金和租用办公场所。选择不挂靠政府机构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以商业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这能够使他们以放弃免税地位为代价而得到法律的承认。安全机关常常警告国内非政府组织，不论他们的注册状态怎样，都不得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其他被政府认为敏感的国际组织的资助。当局支持关注减贫赈灾等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是仍担心这些组织可能成为政治对立的源头。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非政府组织面临日渐艰难的运行环境。由于旅行的限制，对员工的官方恐吓，以及当地合作者无法更新项目协议，很多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非政府组织被迫减少活动。
中国没有关于组建政党的专门法律和法规。但是中国民主党仍遭取缔，政府继续监视、拘押并监禁该党以前和现在的成员。
c宗教自由
请参见位于www.state.gov/j/drl/rpt的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d迁徙自由、境内迁移人员、对难民和无国籍人士的保护
孙钰翻译
中国法律提供了境内迁徙、出国旅行、移民以及回国的自由。但是，中国政府通常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尊重这些权利。在严格限制操作范围的同时，中国政府偶尔会与在北京拥有一间办公室的联合国难民事务办事处合作，为难民、政治庇护寻求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士提供保护和协助。
国内迁徙：每当重要纪念日、外国政要来访以及重大政治事件来临之前，中国当局会加强对迁徙自由的限制，并特别限制被视为政治敏感的人士的活动。迁徙自由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其它藏人地区仍然非常有限。警方在大部分城镇以及通往许多乡镇的道路上设置了检查站，在主要城市也是如此，比如拉萨。自从五月二十七日两名来自外省的藏人在拉萨一所寺院前自焚后，西藏自治区将数目不详的居住在该地区的外省藏人驱逐，其中包括一些拥有西藏自治区居留证的藏人。据报道来自其它省份的藏人受到繁琐的证件要求，才能进入西藏自治区。非拉萨居民的藏人需要得到许可才能进入城内，并往往被迫在特别指定的地方住宿。这种要求并没有被强加在前往西藏自治区的汉族游客身上。
著名藏族诗人以及博客作者–北京居民唯色，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八大期间，被要求离开北京并返回拉萨长达三个月之久。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伊力哈木也被要求在中共党代会期间离开北京。
虽然中国政府保持着对个人改变工作地点或居住地自由的限制，国家的户籍制度仍继续发生变化。大多数公民在国内因工作或居住迁徙的能力继续提高。农村居民不断迁移到城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四倍以上。但是很多人并不能正式变更他们在国内的居住或工作地点。大多数城市都有颁发新暂住证的年度配额。所有就业者，包括大学毕业生，都要争夺这种数量有限的暂住证。农村居民获得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的户籍是十分困难的。
即使农村居民搬迁到城里并找到工作，户籍制度仍会增加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译者按：原文有误，据查实际是国家统计局发布这份公报）于2011年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2011年，两亿五千二百七十八万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其中一亿五千八百六十三万人在他们家乡以外的地方工作。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人面临着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方面的重重困难。许多人无法在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市获得公共服务，如公共教育或社会保险，因为他们不是合法登记的城镇居民。糟糕的待遇和难于融入当地社区，促使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中的社会动荡加剧。农民工被雇主和官员虐待而毫无办法应对。一些主要城市设有免费为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提供公共教育和其它社会服务的项目，但在一些地方的农民工报告说他们因繁琐的官僚程序而难以获得这些服务。
根据适用于劳教所在押累犯的“留场就业”制度，当局不准某些劳教期满者回到他们的家乡。一些获释人员或假释犯人回家后不得自由出行。
出国旅行：政府准许大多数公民合法移居海外和出国旅行。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的出行仍然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敏感纪念日期间（见第1.e.条）。政府在机场及其他边境口岸对离境乘客实施出境管制，通过出境管制拒绝持不同政见者和在政府敏感职位任职的个人出国旅行。这一年，律师、艺术家、作家及其他活动人士时常被禁止出境。海关官员和警方以威胁“国家安全”作为拒绝离境的理由。大部分人在打算出国旅行时被当局拦在机场。10月，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申请护照前往美国参加他的作品展览会遭拒。对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出国旅行限制有所放松。一名来自杭州的曾被禁止出国长达数年之久的“零八宪章”签署者，获准参加一个在5月举行的海外学术会议。
绝大多数公民都能获得护照，但是那些被政府视为存在潜在威胁的人，包括宗教领袖、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和少数民族人士，声称他们多次被拒绝发放护照或被禁止出国。
维吾尔族人，尤其是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报告他们的护照申请很难获得地方当局的批准。他们经常被拒绝颁发出国的护照，特别是涉及到前往沙乌地阿拉伯参加麦加朝圣、或者因学术及其它目的而前往其它穆斯林国家或西方国家的时候。据称中国当局扣押了一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民以及其他人的有效护照。
在青海、甘肃和四川省的藏区以及西藏自治区，藏人很难申请到护照。藏区公安局不愿意给藏人签发或续签护照，实际上禁止了大批藏人出国。但藏区汉族居民没有经历同样的困境。
流亡：法律没有规定公民的归国权，也没有涉及流亡问题。政府继续拒绝众多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活动人士或“麻烦制造者”的公民重新入境。尽管一些移居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获准回国，但保外就医并获准出国的人实质上往往是被迫流亡的。一些移居海外的活动人士只要回国即刻就被监禁。据报道，中国当局将一些途经尼泊尔前往印度后返回中国的、拥有中国公民身份的藏民拘留并驱逐到尼泊尔。
移民和遣返回国：政府继续试图阻止很多藏民和维吾尔人出境，并拘留了许多逃亡过程中被捕的人（见“西藏附录”）。年内有241名藏民抵达联合国难民署驻加德满都接待中心。此外，还有报告称有维吾尔人者在马来西亚寻求政治庇护遭到强行遣返。据报道，2009年20名维吾尔人被从柬埔寨遣返回国，其中有3人（1名妇女和2名儿童）获释，16人在2011年9月被判刑，刑期从16年到终生监禁不等。中国当局仍拒绝透露其他人的下落。
保护难民
寻求庇护：中国还没有授予难民或避难身份的法律，政府也没有制定难民保护制度。尽管中国政府不给予难民以难民或避难者身份，但它允许联合国难民署在协助非北朝鲜难民与非缅甸难民时有更多的自由。联合国难民署驻
北京办事处认定了大约100人的难民身份，他们来自巴基斯坦、伊拉克、索马里和厄利垂亚，并正在受理大约100例难民身份申请。但是，由于这些人没有被中国正式承认为难民，他们在中国仍然是非法移民，不能工作、不能上学，并且随时都可能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驱逐难民回国：实际上，中国政府并不提供保护，使难民免遭驱逐或被遣返回其生命或自由因其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观点受到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北朝鲜和克钦难民。中国政府继续认为北朝鲜人是“经济移民”，而不是难民或寻求庇护者，联合国难民署仍然不能与在中国的北朝鲜或缅甸难民接触。由于没有长期化解决方案和选择方案，而且出于时时担心被当局强行遣返的恐惧感，北朝鲜难民易于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北朝鲜难民成为强迫婚姻、劳动和卖淫等各种剥削对象的报道屡见不鲜。政府仍然不允许联合国难民署在中国与北朝鲜及缅甸的边境地区开展行动。
有些北朝鲜人进入驻华外交机构，在等待一段时间（最长可达两年）后被允许前往第三国。
从3月8日至10日，中国当局将在沈阳逮捕的31名北朝鲜叛逃者遣返回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声称这些人不是难民，而是出于经济动机的非法移民。
八月，中国当局对克钦独立组织（克钦独立军的政治力量）施压，使之接收成千上万的从云南遣返的缅甸难民，随后拆除了这些难民的临时居住营地。这些难民大部分是克钦族人，自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军在邻近的克钦邦和掸邦北部再次开战后，这些难民涌向云南边境地区的几个难民营寻求庇护。于2011年6月战火重燃。中国当局拒绝国际援助组织与这些难民进行接触。
虐待难民：据报道，自2008年开始的对北朝鲜难民的强力镇压延伸到对边境附近宗教社区的骚扰。政府逮捕并拘留了向北朝鲜人提供食物、住所、交通和其他援助的个人。据报道，一些因帮助北朝鲜人而被拘留的活动人士或中间人被指控从事人口贩运。在一些个案中，北朝鲜人被强行遣返回国。还有报告说，北朝鲜特工也在中国境内秘密活动，强行遣返北朝鲜公民。
获得基本服务：一些北朝鲜避难者和跨国通婚夫妇（即父母一方是中国人，另一方是北朝鲜人）的无身份证明子女因没有合法身份而无权享受卫生保健、公共教育或其他社会服务。
长期性解决方案：中国政府在重新安置来自越南和寮国的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员时（自越南战争时期即定居于中国境内），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了广泛合作。本年度，中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就授予这些长期居民及其子女（许多人在中国出生）公民权问题进行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