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江:中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新唐人2012年2月22日讯】中国怎么看都像是资本主义国家:

一、民生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请看下列网络资料:

●各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6%

●《学习时报》透露国内“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被国内外媒体纷纷转载。该报文章引述的数字称,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20%速度递增。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三者相加,总共高达9000亿元。如果全国财政收入以3万亿元计,“三公”消费就消耗了其中的30%。近1/3的财政为用于吃、玩和坐车。

●国家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的比列:

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深圳卫视报道:市财政局统计:2008年我市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2800多亿元,其中2000亿(不超过2100亿,具体数目没记清)上缴划转中央政府。2008年深圳全市实现收入超过800亿元,从三年前的500亿连续三年实现了三级跳。

可喜可贺!在金融危机的淫危下,寰球一片焦头烂额愁运惨雾的恶劣形式下,而深圳市财政收入连连大幅度攀升,人民政府的荷包大涨。本人作为深圳市的一名普通百姓和纳税人,感到非常自豪。同时心里盘算起来:本人能力有限,未能跻身为“成功人士”,作为一名某些专家定义下的“待富者”,上有高堂待赡养,下有幼子嗷嗷待哺,老婆全职在家顾老携小,日子艰难。近来危机下普遍荷包缩水,医疗、养老、小孩教育、失业裁员那都是招招致命,我的那点薪水只能聊养薄命,有点小钱也是以备不测,一直未能为国家提震内需的号召做多大的贡献,想来惭愧。我市人民政府今年取得2800亿的财政收入,应该拿出相当一块放在社会保障投入上。咱比照西欧、北欧财政收入的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财政40%上的钱用于社会保障方面;就是临近的香港,港府下面有11个局,其中卫生福利局和教育统筹局两个局的支出就占到香港财政的50%以上。中国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咱能理解。按照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圳作为中国最有竞争力为富裕的城市,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就按邻居香港的标准折半之后,再折一半,按财政收入的6.25%(50%除以2再除以2)计算,也有350亿。然而经过查询后得知,2008年,深圳市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为61.2亿元,只占深圳市全年2800亿收入的2%。深圳市民通过各种形式交纳的100元税款中,被用于老百姓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只有2元。

二、官民比例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应当是人民,政府官员是人民的仆人。主人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总是希望自己的仆人能干、精少,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应当是精简的,而当今中国政府的官员却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庸肿众多。

●中国“官员”多到什么程度呢?最近看到一篇帖子,说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

帖子说,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官员比日本多27倍!

帖子还说,中国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 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 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 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三、官员的廉政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然而中国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可以说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就连救死扶伤的医院,育人子弟的学校都腐败重重,甚至连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系统都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中国的腐败远比资本主义国家严重是因为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如已被许多国家证明是世界上最有效反腐的利器“阳光法案”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迟迟不能获得通过;如在中国“三公消费”是合法的,而这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绝无合法的可能性;如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国官员的腐败举不胜举,这里仅以“三公消费”中的公车为例。

●“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一、家属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市长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

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四、社会公平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无可非议的一个标志是公正、公平,正义,尽力减少贫富差距,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可由于公正、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也是腐败的重灾区并且不具有独立性,因此才有了中国特色的下面现象。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撰写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2004年)表明,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一、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二、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者,约占5.5%;三、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占约4.5%。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千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

●社科院称上访文化形成,“上访村”最多聚万人

于建嵘教授回答《南风窗》记者提问:

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有可能诱发更多问题。我国现行信访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权力压力型,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首长的压力;其二是上级排名的压力。但是在中央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综合上面的网络文字、数据资料后,不禁要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看今天社会,正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话:“真亦假来侵亦真”。你看社会主义,怎么看都像是资本主义;你看资本主义,怎么看都像是社会主义。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特权家庭构成了一个大约5000人组成的核心体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制造“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把改革变成了饕餮国民财富的盛宴,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人质。

(节选自炎黄春秋论坛)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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