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清心:多少「逃港」知青魂飄大海

從中共1949年建政,到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每天都有逃港事件發生。每次逃亡高潮,都出現在中共政治動盪大開殺戒或經濟危機民不聊生的時期。文革期間的「逃港」,曾有過一天逃港7萬人的「井噴」記錄。文革逃港潮,知青是主力軍。

《偷渡香港》作者陳通教授於1979年冒死逃到香港。據他調查统計,70%的逃亡者是失敗的,20%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中,只有10%的逃亡者有機會成功到達香港。

他說,最保守的估計,當一個人成功逃亡到香港時,至少有一個人死在逃亡途中,還有許多人逃亡失敗被抓捕毒打、批鬥關押、勞教勞改、被槍斃、被餓死、被迫害致死或自殺。有二百多萬人成功偷渡香港,三百多萬人死在偷渡路上,兩千多萬人參加偷渡香港這一行列。

當年有多少知青捲入這場偷渡潮?又有多少人葬身魚腹?據民間調查,在廣州老三屆知青中,全班百分之百的捲入偷渡潮的都有。每個班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以此類推,全廣州一百多所中學,該有多少人?他們歷盡千辛萬險,屢試屢敗,屢敗屢試,冒死投奔自由世界。

陳秉安在《大逃港》中提到廣州培英重點中學,那是座百年名校,師資力量雄厚,培養了大批優秀學生。但68年,將近百分之八十的初高中生,約有千人都不得不上山下鄉。這些學生下鄉兩年後,197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知青逃港,匯入「知青偷渡潮」。

偷渡的慘烈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終於成功。游水五個鐘頭之後,我們三人在平洲島上岸……警察將我們一共十七、八個偷渡客送上船,從平洲島到香港島要走三四個鐘頭。中途所見,永世都記得。如果之前見過,我一定不敢偷渡。——當時成海都是死屍,船走一段就見幾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這邊幾件,那邊幾件,在水抱(註:粵語指救生圈)圓圈中間,剩得個上半身,頭在水抱上,下半身已經被魚吃了。周圍海水『紅撲撲』。我們那條船船員說撈一件看是怎樣死的?撈上來,膝蓋以下已經斷了,還吊著皮……同船還有幾個女的,說原來和她們一起有男的已被鯊魚吃了,有的是咬斷腳後流血死的……」

上面這段表述,來自一名逃港知青的親身經歷。知青死於偷渡的確切人數雖然至今不知曉,但其慘烈過程有很多親歷者。上面這段口述歷史記錄,或許也已經對死亡數字做出了大概率的描述。

活不見人 死不見屍

據和失蹤的梁啟光同住一茅草房的知青回憶:那天他們四個在我這裡吃飯。梁城根不是我們隊的,在東瓜宇大隊。我隱約知道他們是商量偷渡。吃過飯後他們就動身了。大約過了半月,快過年了,梁啟光的姐姐到我這裡來找弟弟,說她家在香港沒親戚,應該不會是…… 我說那天你兩個弟弟在我這裡吃完飯就走了。

送她姐姐一出門,她就大哭,說現在沒有一點音訊……其實,梁城根的母親也一點都不知道兒子走了,以為他還在農村。以後聽說是颱風翻船死的,都沒有辦法證實,不過我記得他們走的那天晚上是起風了……

另一同學趙X琦回憶:1973年的7月,偶遇沙螺灣大隊民兵營長劉金喜,他問誰叫梁成根?原來,一年多前,劉曾接到寶安縣的通報,說在一具知青的屍體上找到一張「南沙公社東瓜宇大隊」的證明,屍體被寶安漁民的拖網船所撈到的,然後就扔到寶安讓沙堆埋葬了。

在突然起風的那個夜裡,有四條年輕的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隕在茫茫大海中。四十多年裡,親人們始終在苦苦尋找,等待他們突然歸來, 因為無法接受「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然而,他們的母校早把他們忘乾淨了。現在廣州培英中學有漂亮的校史館,但校史上對當年老三屆的偷渡和死亡不著一字。

當年廣州「老高三」知青黃東漢說,逃亡的路上很多知青死了,或摔死在懸崖峭壁下,或慘死在槍口下,更多的是葬身茫茫大海中。當年偷渡死亡的數字是多少,恐怕只有天才知曉了!但肯定不會是個小數字。

1978年夏從汕尾出發的一條小木船在大亞灣沉沒,45個年輕人無一生還。他有一個小學同班同學,和一個街坊一同葬身大鵬灣。1973年12月裡,從碎石斜坡滾落下來的胡向坤甦醒過來時,發現10米外的兩個同伴早已氣斷身亡……

逃港知青說,我們不是英雄,是文革知青,是被坑害的一代,悲哀的一代。我們本該升學讀書,追求理想,卻被迫「起錨」、「撲網」、「蹈海」。我們的青春如同一場噩夢,不堪回首。

一群「偷渡知青潮」的倖存者,在吉澳岛为逃港死难者立了纪念碑。那一起起「逃港」潮,一個個在逃亡過程中消逝的生命,記錄下是中共暴政帶來的苦難。

碑址選在了逃港中喪命最多的大鵬灣沙頭角岸邊,以紀念那些消失在漫長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那些魂飄大海的青春夥伴: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夢化,一縷輕煙。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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