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華斌:中國社會的貧富來源更是涇渭分明!

昨天碰到一位朋友,我們在一起談論起了我們社會的兩極分化;他問我是否知道兩極分化的原因,說他通過隨意性調查一些貧富兩端的人群;最後竟然在收入途徑這裡有兩涇渭分明大發現,而這剛好正是中國社會貧富的直接原因。他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是因為平均主義,結果大家共同貧窮;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貧富差別也不是一下子就拉大的,而是有一個特定的時期與特色本質;順應潮流的這些人就成為了暴發戶,而逆潮流的人則基本倒退至貧窮;下面是這位朋友分析的幾個暴發時期與特徵:

首先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江浙為代表的最早的個體戶,他們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拔先富起來的人。事實求是說,這部分人開始的確是靠勤勞起家的。然而在全國普及全面做生意之時,這些掏到第一桶金的人開始假冒偽劣了;正因為如此,當時的中國有兩個群體在發財;一是有權力背景的人,這些人利用價格雙軌制進行官倒而快速發家的;另一部分就是引進假冒偽劣並在國內製造,從而這些人也都成為了我們社會的第一批富人。

當第一批富人在中國(大陸)誕生後,這時全面開展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企改制工作;在第一桶金從權力這裡得到好處的人,看到了這次來得更快的發財;於是除買斷廠礦企業的原來企業承包負責人外,絕大部分就是原來的第一批富人;這些敢於吃螃蟹的人成為我們社會快速暴發的第二批人。因為在當時的「冰棍溶化理論」和歷史條件下,他們全部是以廉價或極低價購買了國有和集體的廠礦企業;而且正是這桶金使他們成為能與世界級富翁比美的真正富翁。雖然這一批人名正言順成為了我們社會的民營企業家,但他們的財產實際都是帶有資產原罪;如我參與一家國企改制,後來這家企業有350萬的外債;本來需要這買企業的私人老闆承擔,可僅僅因為這老闆送了50萬現金給改制負責人;結果這家國企的外債就由這國企的上級單位消化了,這就是我們的國企改革中的秘密。

當我們社會因為改革而創造出第二批富人之時,原來的第一批原封不動的富人因為不失時機而退出了富人的歷史舞台;從而實體經濟的富人成為了當時的主流。正當這些人大顯身手之時,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在這經濟駛入快車道的時刻,股市和資本市場成為了新知識經濟的主角;在制度漏洞和監管問題遍地開花之時,一些新知識分子依託權力而成為了新富翁。如有的空殼企業竟然能夠通過積極包裝而上市,從而使財富呈幾何級裂變;身價幾倍幾十倍的暴增,造就一批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豪富。

當這些知識型富翁在中國大地誕生後,他們利用自己的話語權而策划了中國大地的房地產經濟;結果是新世紀頭十年剛好也是房地產市場全國遍地開花而紅紅火火與篷勃發展的十年,再這火箭上竄般的房價中自然也就造就了一批地產富翁。當然在這個時代同時產生了一批以礦產「黑金」為特徵的私人礦產大老闆,這是因為知識型富翁掀起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潮;自然煤炭礦產能源需求量倍增。在這些空前絕後富翁產生的時候,國企高管們利用制度不完善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來創造自己成為富翁的時刻了;看當時多少國企高管不顧國情,首先把自己薪酬向國外的同行高管們看齊;在這大搞權力自肥的時刻,我們的高管不僅自己的年薪每年幾百萬;而且每年的職務消費更是一個天文數字,所以在這個時代同樣產生出了一批高官富人。

當國企高管瘋狂腐敗的時刻,我們社會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大專院校等全民所有制單位負責人都看到了時機;結果全社會各行各業都知道利用權力當幕後老闆做交易,有的直接利用權力尋租;有的利用權力貪污受賄,總之這是一個培養權力富翁的年代;從而造就了中國特色的特殊富人。更重要的是權力腐敗不分大小,竟然一個村幹部都能貪污受賄按億計算;說明我們社會權利結合是多麼緊密。因為從近年反腐敗揭露出來的情況看,通過權力謀取的不義之財都是幾千萬、上億、上百億;就說明這條富裕之路是多麼寬廣。

通過這些富人的來錢之道可以看出,除第一批富人有假冒偽劣而暴發的;而其後竟然千篇一律地都與權力結合了,所以暴發離不開權力。也就是說要麼通過權力直接暴發,要麼依託權力而暴發;即使是知識型的富翁,也是依託權力而暴發;沒有任何人不需要權力而依託知識暴發的,這就是中國富人的本質。反之再看我們社會艱難掙扎的草根式創業人物和微型企業,它們如果不依託權力也會被紅黑社會的侵蝕;所以我們社會這些年很難見到是底層社會依靠自己勤勞或知識而成功的富翁。

此外就是絕大部分依靠拿工資而生活的普通民眾,他們實際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與知識而成為工資收入的主導者;因為他們的微薄收入還得投機取巧與笑臉相迎,因為我們社會的就業機會同樣也是關係為主。後面是我的心碎了,供網友們自己書寫吧!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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