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阴谋反党? 你不知道的马三立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6年05月07日讯】今日焦点:他的一生,用四个字概括——仁、忍、韧、任。遭中共19年迫害,相声泰斗马三立说“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他的一辈子,把苦留给自己,把笑留给世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在天津相声圈,有一句老话,叫“无人不宗马”。意思是,只要你说相声,就绕不开一个姓马的人的影响。

这个人,中分头,招风耳,小眯眼,瘦瘦的,走在街上,你甚至认不出来。但他一张嘴,半个世纪的中国人都在笑。他,就是一代相声宗师马三立。

很多人记得他的相声《说瞎话》、《夸住宅》、《吃元宵》,一句一句,都是包袱。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让全国观众哈哈大笑的老人,曾经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被关过牛棚,被下放到农村,差点跳楼,整整十九年,几乎没资格说相声。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一生。

早年困苦

马三立,祖籍甘肃永昌县,是回族人,1914年出生在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他的父亲马德禄,是相声界有名的“八德”之一。所谓“相声八德”,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活跃于京津一带的八位相声大师。

马德禄不光相声说得好,人也厚道。当时春长龙和恩培,都是他的师父。恩培尤其器重马德禄,还把女儿恩萃卿许配给了他。恩萃卿也是位艺人,曾经学唱京韵大鼓。婚后,俩人生了两个儿子:马桂元和马桂福,这个马桂福,就是后来的马三立。

之所以改名叫“三立”,是因为马德禄对他寄予厚望。《左传》里有句话:“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马德禄就从中取出“三立”这两个字,给儿子桂福改名马三立,希望他长大成人以后能有此三立。

马三立的命很苦,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父亲为了料理后事,卖掉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之后,父亲把三岁的马三立寄养在二叔二婶家,自己带着大儿子,住在书场后台讨生活。

马德禄每天忙着赶场说相声,很难跟马三立见上一面。那时候,小马三立偶尔见到父亲,都不知道他是谁。

几年后,马德禄渐渐名气大了,赚的钱也多起来了。但马三立15岁时,马德禄收入又减少,无法继续供他读书。马三立不得不弃学从艺,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

而此前,哥哥马桂元也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进入相声圈。

马三立研究者李玉霄在文章《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坎坷一生》中披露,马三立学艺的过程很苦。他虽然拜的师父是周德山,但真正教他的,是父亲和哥哥。因为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的)尺寸准、包袱准,最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脾气烈,规矩严,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有一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马三立跑去报了名,想当警察。最终,还是那股“要出人头地”的念头,把他推回了相声这条路。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这,也成了他一生的从艺标准。

1934年,20岁的马三立,娶了出身贫寒的甄惠敏为妻。可刚成家,厄运就接连而来。

哥哥马桂元,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身体迅速垮掉,不得不退出相声舞台。紧接着,哥嫂离异。

随后,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一连串打击之下,21岁的马三立大病三个月,病好之后开始到各地卖艺赚钱,养家糊口,接济大哥。

在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马三立详细写下了那段南行的日子。他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走下去的,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茶馆、书场、路旁,都是演出地点。

生意好的地方,就多停几天;生意不好,就不住店,晚上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一亮再走。不管挣多挣少,他都往家里寄钱。有时,好不容易存下两块钱,赶紧寄回去,生怕家里断了口粮。至于自己,吃喝能省就省,节俭到连他自己后来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怜。

1940年,26岁的马三立,开始在天津相声界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都邀请他去演出。名气起来了,家里的日子,也总算慢慢好转。

随着阅历越来越多,他开始重新琢磨那些流传已久的传统相声段子,在不破坏根基的前提下,对作品进行修改加工。

他常常用第一人称,拿自己说事儿。观众听着,就像是在听身边人的故事,特别亲切。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三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相声风格。

打成“右派” 差点跳楼

中共建政初期,艺人们受到的冲击,还不算太大。1952年韩战期间,马三立报名参加了赴朝文艺队,并任曲艺队副队长,在前线演了一百多场相声。

回国后,他进入天津市曲艺团,任副团长。中共当局为了更好地利用他,陆续给了他不少政治头衔:什么人民代表、工会主席,他还担任过四届天津市政协委员。

那个时候的马三立,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也积极配合所谓的“说新唱新”运动,参与改编、创作、演出新相声。

可好景不长。在“反右”运动中,马三立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名演员成了“名右派”。职务被撤,工资被降。

马三立的女儿马景雯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1957年夏秋之际,相声《买猴儿》在《文艺报》上引发争论。有人赞扬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与喜剧效果,但也有人指责作品“丑化新社会的商业职工”,甚至指责相声中群猴闹干货公司的情节,是在影射一帮作家“大闹”社会主义。

《买猴儿》的作者何迟,被第一批打成“右派”。作为演员的马三立,也被牵连其中。

不久后的一天,马三立被审查。对方问他知不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逼他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右派走狗”。他辩解说,演出本子是经过领导批准的,结果又被指责“以攻为守”,推卸责任。

面对这些不公的对待,马三立挣扎过、抗争过,甚至差点跳楼。

在一次批判会上,马三立被逼急了,怒吼:“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一位旧友冷笑着推开窗户讥讽:“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

马三立当即起身,纵身扑向窗外。就在半个身子悬在窗外时,一位弹单弦的艺人伸手死死抓住他的脚,才把他拉回来,捡回一条命。

马景雯说,爸爸被同事送回家后,家人发现他手臂、手腕、胸部和下肢多处受伤流血。多年后,马三立回忆这件事时说,如果当时真的死了,恐怕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那才叫冤沉海底呢。

被打成“右派”后,还有这么一件事。马三立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旧衣服,只好穿着带着水獭毛领子的长棉服上台——那是1949年大迁徙的时候,他从旧货市场淘的便宜货。结果,却引来了管理服装的“革命群众”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向无产阶级示威。于是,有人把滚烫的烙铁直接按在棉服上。一会儿工夫,就冒起青烟。

1959年2月,马三立被下放到天津市东郊区一个偏远农村,去“改造思想”。

1961年3月16日,劳动一年多的马三立,被天津市文化局宣布为“摘帽右派”,可以回原单位,重新工作。

可他刚到单位,领导就一条一条立下规矩:他要被当作勤杂工使唤,每天要早来晚走,来去必须事先报告;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

虽然很不公平,但马三立只能默默接受。

四清、文革 再扣重罪

1965年初,在“四清运动”中,马三立和同为相声演员的儿子马志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马三立又被扣上了“阴谋反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一连串罪名。那时候,事情已经荒谬到这种地步:只要你爱听马三立的相声,就会被定性为“社会渣滓”、“军警宪特”、“顽伪流杂”,统统成了清洗对象。中共甚至宣称,对社会主义不满,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才爱听他的相声。

马志明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回忆,1965年5月27日,他正睡到半截,被工作队的人直接叫了起来。对方要他交代他父亲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家里有没有枪,有没有手榴弹,写没写过反动标语。

马志明说:“《买猴》是进城干部何迟写的段子,团长给他的。说他用这个段子阴谋反党,他哪有那个野心?”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父亲1953年才置下独门独院的三间小房,每间不过9平米,却要住下全家16口人,这样一个家庭,怎么就成了“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这些问题,没人回答,“文革”又爆发了。1968年冬天,马三立被送到天津宝坻县西河务村,劳改务农。

1970年5月,马三立全家又被赶到南郊北闸口村。在下放农村的七年里,马三立依然每天坚持背诵“贯口活”。他太热爱相声了,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我是个苦命人”

1977年10月,“文革”结束后,马三立被允许回到天津曲艺团。

从1958年秋天被打成“右派”起,一直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整整19年里,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其余时间,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还有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打煤球、扫卫生等各种杂役。

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遭遇,并不罕见。侯宝林、常香玉、周信芳等一大批老艺人,都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境遇不比他好。

1979年,中共当局故伎重演,开始用一些小恩小惠,重新安抚那些被迫害过的老艺人。马三立,再次被“平反”。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在自己的档案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右派”或“反党”的定性材料。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完全是因为所谓的“指标”,由起初的4个“右派”增加到11个,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马三立能走过那十九年暗无天日迫害的日子,靠的是自己的传统生活观。世道起落,他不争;荣辱翻转,他不怨。

八十年代,古稀之年的马三立和王凤山重新搭档。《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这些他们的拿手段子,再次回到舞台。

马三立还在没人捧哏的情况下,创作表演了《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一系列单口小段。

被称为“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的马三立,直到2001年才彻底告别舞台。据他的子女说,马三立对这些称号一概拒而不受。他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点上一支烟,一坐半天,一句话也不说。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2003年2月11日清晨6点45分,他在天津去世,享年88岁。他把一辈子的苦,留给了自己;把一辈子的笑,留给了世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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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