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奪取政權後，周揚擔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兼藝術局局長。1954年，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是毛澤東的「文藝總管」，毛澤東通過他領導中國的文藝界。

然而，儘管周揚一直緊跟毛澤東，卻在文革中被毛打倒，受盡非人的折磨。

1966年7月1日，《紅旗》雜誌重新發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編者按語中，公開點了周揚的名。文章稱，24年來，周揚等人始終拒絕執行毛澤東的文藝路線，頑固堅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於是一夜之間，周揚成了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代表、祖師爺。

當時，報刊上到處可看見「批倒批臭周揚」的大批判文章。周揚頭上的罪名五花八門，諸如「17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奴隸總管」，中宣部「閻王殿」的「二閻王」，「四條漢子」之一，「反對魯迅」，「招降納叛」等等。

1966年12月，周揚被造反派從天津揪回北京，直接關在安定門外一個部的招待所裡。然後，周揚成了北京市大大小小批鬥會上的常客。在部隊的一個禮堂裡，周揚和中宣部長陸定一被中宣部的群眾各鬥了兩個晚上。有一次，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挨批鬥。周揚因身體虛弱，體力不支，趴倒在地。臨散會時，兩個年輕人把周揚提起，從批鬥台的一頭拖到另一頭示眾，幾次揪他的頭髮，猛拉猛按，使他的頭時仰時俯。當年掌握文藝界生殺予奪大權的「文藝沙皇」，一下子變成了人人唾棄、侮辱、打罵的對象。

1967年1月，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對周揚進行了大肆攻擊、謾罵，馮雪峰、丁玲、艾青、田漢、夏衍、陽翰笙等人也被其列入「文藝黑線」之內的人物。前後捲入「周揚一案」的共有80多人，包括林默涵、劉白羽、齊燕銘、呂驥等。周揚被揭露奉行「投降主義」的「國防文學」口號，與魯訊觀點不同變成了對中國文化旗手魯迅的「惡毒的圍攻」。他的一篇文章被認為是「一個煽動反革命分子向延安紅色政權進攻的系統的反革命綱領」。他反右派運動中的積極表現被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真面目」，積極開展文化革命被指反對黨的領導、直接向党進攻。

文革中，周揚經歷了9年的監獄生活。據周揚自己講，這9年他基本上關在一個叫「交通大隊」的地方，只是在最後一個月轉到秦城監獄。周揚的耳朵被項目組人員揪打致殘。這些審訊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頭「嗡」地一聲，有時人就昏過去了，看不出外傷。他最怕這些人對他幾天幾夜輪番審訊，幾個百瓦大燈泡照在臉上不讓睡覺，逼他承認是叛徒、特務。他說，我從來沒有被捕過，怎麼當叛徒？他困得睡著了，打手們就擰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殘留的一半貼住耳孔長死了。被關的頭幾年伙食不好，常吃粗糧，菜少，有時吃不飽。

1971年9月13日林彪橫死之後，伙食有點兒改善，有時甚至在菜裡還能發現一點兒雞肉。他在一個平房裡住過，裡面冷，睡在桌上，在門外一個桶裡小便。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縫被子。他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沙灘孑民堂的家被軍管人員占據，家裡的書庫被紅衛兵抄走，搞得亂七八糟，北京師範大學和南開大學的學生都在老師帶領下進去過幾次，挑走了不少有價值的書。他的妻子、兄長、孩子在文革中也都受到牽連和衝擊，他的兄長周谷宜被關進監獄裡，並死在裡面，屍骨無存！

直到1975年，周揚才重獲自由。剛從秦城監獄出來時，周揚幾乎失去表達能力，語言不連貫，聲音沙啞，見到人就不停地流淚，還有幻聽，斷斷續續聽到「打倒林彪！打倒周揚！」的口號，感到很不舒服。幾天以後，他慢慢能夠說一些話了，他對兒子周艾若說的第一句話是：「搭幫毛主席……」這是湖南益陽土話，就是「多虧毛主席」的意思，周艾若立刻反問他：「那是誰把你關起來的？」周揚無語。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