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至極 文革時期的歹徒和刑事案件

作者: 一老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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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2月17日訊】「文化大革命」之前,除了不歇停地折騰各種「運動」之外,普通人民群眾是相對平靜的,社會上幾乎沒有什麼壞人,更沒有什麼歹徒(蛆蟲們且莫歸功於你們的「紅太陽」,這是「我黨」的治理,他之所以發動「文革」,針對的、要破壞的正是這個局面)。

一個上萬人的城市街區,一個擁有數千名職工的工廠,一年之中頂多發生幾件小偷小摸的事、幾樁打架鬥毆的事、極個別男女亂搞的事。當事人的劣跡、醜行一旦敗露,輕者在街道或單位裡天天給你開「生活幫助會」,批評、教育夠了,給個警告、記過的處分,重者則是掛上寫明罪名的牌子開鬥爭會、遊街示眾,整治夠了,送去「勞動教養」,或者判刑,又叫「蹲勞改」。

偷了私人的東西叫「盜竊犯」,偷了公家的東西叫「破壞生產物資」、「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男女亂搞算「腐化墮落」(社會上辱稱為「搞狗p」),如果有一方已經結婚或雙方都已結婚,則要算是「破壞家庭」罪;與軍人的妻子、未婚妻發生性關係又叫「破壞軍婚」。「破壞生產物資」、「破壞社會主義建設」與「破壞家庭」、「破壞軍婚」都是要判刑的,有時判得很重。(淮南煤礦機械廠有一個女工與30多名男工發生性關係,竟以「流氓罪」判處死刑,給槍斃了。)

一個人因為這些事受到打擊或制裁,被如此處置一場,從此就成了社會的壞份子,臉上就等於寫了字,人們再也不會看得起你,所有的人都會躲開你,或是戳你的脊梁骨,你家的父母和子女都會低人一等,見了人抬不起頭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襲來,在毛澤東與其妖婦江青的煽動、鼓勵下,「破舊立新」、大抓「階級鬥爭」、造反打衝鋒,大搞打、砸、搶、抄、鬥,敢「批判」、敢「鬥爭」,沒有一樣不需要野蠻與暴力。這些野蠻與暴力使得人們忘記了法紀、忘記了謹慎,背棄了親情,背棄了友愛,乃至喪失了最起碼的道德與人性。於是,帶有政治色彩的社會歹徒應運而生。

1966年8月27日,在江青「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合肥工業大學砸了中共安徽省委。這以後,淮南的社會上及時出現了以抓人、鬥人為業的「紅衛兵」,也砸了中共淮南市委。1967年元月,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以後,淮南的社會上又及時出現了五花八門的「造反派」組織,大街上掛滿了他們的招牌,插滿了他們的紅旗。這些人也是以奪權、抓人、鬥人為業。他們把「專政對象」就像對待即將宰殺的豬羊一樣用繩子捆起來,掛上大牌子(有的是鐵板焊制的,重達數十斤,若罪名是「保皇狗」,還要加一根鐵棍扛在肩上,寓意是「鐵桿保皇派」),戴上高帽子,還要抹上黑臉、嘴裡塞上澆了煤油的稻草,牽引著遊街批鬥,鬥得興起,就痛毆被鬥的人,拳腳相加,直到被打者血肉模糊。

於是乎,職業的政治歹徒、暴徒在社會上囂張起來了。

淮南市的造反派批鬥市裡的領導,有個傢伙與副市長潘效安有私怨,乘著潘效安被鬥的機會,用石灰弄瞎了潘的雙眼。謝三礦一個科級幹部白天挨鬥,晚上突然沒了,數天後有人在塌陷區水坑裡發現了他的屍體,脖子上用鐵絲拴著一塊石頭。謝家集診所裡姓張的與姓陳的有矛盾,張揭發陳,開了陳的批鬥會。一個星期後,診所門前開來一輛卡車,來了一車人,把張揪出來,撕掉他的紅袖章,先暴打一頓,然後一根麻繩五花大綁,掛上寫著「漏劃地主分子」的牌子,遊街示眾以後絕塵而去,不知所終。小街子(今稱「西城大市場」)有一個20幾歲的青年,抓住一個「觀點」相反的女人,關在淮南第五中學裡。晚上沒事,這個青年以折磨這個女人為消遣,極盡凌辱之後,竟在這個女人的下身塞上沾了機油的棉紗,點著火……他認為這個女人死了,就把她光著身子扔到附近的唐家山上。

自稱是丈夫的一條狗,丈夫叫她咬誰她就咬誰的「文革旗手」江青,嫌世道亂得不夠,特意發出了「文攻武衛,針鋒相對」的懿旨,給全國的歹徒、暴徒放開了手腳。為了貫徹、落實「文攻武衛,針鋒相對」的精神,造反派們的手裡每人配備了一根大棍(這其實不是新鮮的創舉,幾十年前希特勒的「衝鋒隊」就是這樣裝備的)。有了這根棍,造反派們可以用它暴打「階級敵人」,打殘了不要緊,打死了也不要緊。後來,為了爭奪虐待「階級敵人」的權力——鬥爭權,造反派們經常互相反目,相互之間也使上了這根棍子。

在我們淮南市,最先發生的惡性武鬥就是「火燒猴子兵」事件。

淮南煤礦機械廠有一幫青年工人成立了「大鬧天宮造反兵團」,他們嫌棍子不過癮,每人自配了一把彈弓、一支帶錐帶鉤的紅纓槍,於是乎淮南市第一支專業「武鬥」隊伍成立。是時造反派已經分裂成為不共戴天的兩大派,這一派貼大字報那一派反對,那一派貼大字報這一派反對。沒有人上班工作,成天擁到街市上、廠門口「大辯論」,吵吵嚷嚷或破口大罵,乃至耳光、拳頭亂飛,鬧得烏煙瘴氣!「大鬧天宮造反兵團」的成員喜歡鍛鍊身體,個個彪悍,大家呼之為「猴子兵」。「猴子兵」專業打人,積怨太深,對立的一派也有人「武裝」起來(最突出的專業武鬥隊伍叫「飛虎隊」)。有一天,對立的武裝邀集了上千人,把「猴子兵」圍在淮南鋼鐵廠的一幢小樓裡,運來數噸木材,在樓下點了火,決心把「猴子兵」全部燒死。「猴子兵」們扯著一根鋼纜,攀爬到了一所大車間的房頂上,用早已準備在那裡的磚頭石塊拋砸圍攻者。

自這以後,專業武鬥很快在淮南市東、西部蔓延開來,在軍隊的暗中資助下,大家都有了衝鋒鎗、機關鎗、60炮。接著又發生了「攻打115司令部」、「攻打唐家山」、「攻打九龍崗」、「炮擊新莊孜電影院」等等大型武鬥。每一戰死傷慘重,有時竟能擺出十幾具打的稀爛的屍體,慘不忍睹。

在淮南武鬥暴徒之中,最有名的傢伙叫張家祥。「文革」初始,張家祥成立了一個「23省紅衛軍革命造反司令部」,自封「總司令」。當時在「廬山鬥爭」中為彭德懷仗義執言的鐘偉將軍流放到安徽,「淮南紅衛軍」將他裝入麻袋,以亂棍擊之,爾後投入江中。張家祥不像首都的那些「司令」個個都有毛澤東、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做背景,他是個瞎眼驢,沒有找個主子直接投靠,而是自己盲目搗騰,因此「紅衛軍」被打成「反動組織」,強制取締。大武鬥時期,他與一個叫「戚胖子」的歹徒成立了專業武鬥隊伍。他們流竄到水家湖、高皇公社,在這一帶任意搶劫、殺人、放火。他們敲一家農民的門找東西吃,人家害怕不敢開門,戚胖子就砸碎這家窗戶玻璃,把手榴彈丟了進去,把這家老小一鍋悶了。

1967年到1968年上半年,平時熱鬧、繁華的「中國五大煤都之一」的工業城市淮南市被毛澤東的「文革」歹徒、暴徒們折騰成了一座充滿恐怖氣息和死亡氣息的魔鬼城。廠礦企業全部停產癱瘓,商賈鋪面一概關門閉戶,很多市民把自家的門窗砌死,舉家逃到鄉下親戚家裡去躲難。

西部地區只有一條馬路,武鬥者們卻在這段馬路上截斷式地至少設置了(謝家集街區、淮南煤礦機械廠門前、新莊孜街區、三王公社)四處專備打仗的工事,架上機關槍,築上沙包掩體,拉上鐵絲網,鐵絲網外埋上地雷。無論白天黑夜,市區裡不斷響起槍聲、爆炸聲。市民出門走在路上,經常被人搜身搶劫,婦女則會遭到肉體侮辱。有的歹徒甚至向走在路上的行人隨便開槍射擊,以此取樂。謝家集街區、新莊孜街區都曾發生過路人被打死、玩耍的小男孩被槍彈擊中的事件。打了白搭,死了也白搭,受害者家人連個申訴、講理的地方都沒有。

在「文革」的旗幟下,專業作惡的歹徒、暴徒們其實也心虛得很,他們自己非常怕死。鬧的最凶的時候,他們誰也不敢離開自己的「隊伍」,不敢回家,不敢單個行動。在我家的那條街上,有個姓嚴的因為總是「撈油水」——偷東西,被他的「隊伍」開除了,偷偷溜回了家。對立的那一派得知了消息,到他家抓他。先前,有人這樣被抓走以後就被活埋了,他的年邁的母親不敢放開兒子,一直攔著門給人磕頭,磕的血流滿面。「猴子兵」司令張店海腰插雙槍,威風凜凜。有一次他自己到李郢孜辦事,被對立的人認出,當場亂槍打死。

人民群眾生活在極度危險之中,不僅無法工作、謀業,也不能正常生活。好端端的「人民的江山」、「共產黨的天下」竟被「文化大革命」荼毒至此,整個社會被折騰得黑暗如墨、混亂不堪。在這個當口,「偉大領袖」和他的「旗手」老婆卻非常地開心、高興,他們說這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好得很」,這是「亂了敵人,鍛鍊了群眾!」

「不怕眼前鬧的歡,就怕將來拉清單。」

「清理階級隊伍」時,那個在女人下身塞棉紗點火的傢伙被判了20年徒刑。張家祥、戚胖子四處逃亡、躲避,後來一個一個落網,戴著沈重的大鐵鐐遊街示眾,最後拉到刑場槍斃。實際上,在我們淮南市,曾經為所欲為、橫行霸道的「文革」歹徒、暴徒們並無一人逃脫應有的懲罰。但是,亂世瘋狂的陰影卻留在一些蠢貨的心中再也無法揮去。災難好不容易過去了,一些無知、愚蠢的人卻總是認為「文革」很過癮,能夠讓人揚眉吐氣,想幹嘛就幹嘛,快活的不得了。因此,有人一旦遇上不舒心的人和事,一種極端罪惡的語言就會脫口而出:

「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老子殺光你們!」

一個名叫李慶雲的鐵桿毛迷(淮南煤礦機械廠支柱車間普通工人),一直惦記著「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的鬼話,一直揣著「爭取做第二個王洪文」的野心,於1974年乘「批林批孔」之機在淮南西部扯旗造反,幾個月的時間把整個淮南市鬧騰的與1967年的情況幾乎相同。他最終還是進了監獄,於1976年「勞動節」前夕,就像張家祥、戚胖子一樣,戴著沈重的大鐵鐐遊街示眾,最後拉到刑場槍斃,打了三槍。

那時候,中國還沒有禁用「達姆彈」——俗稱「炸子兒」,凡是被槍斃的人都是「肝腦塗地」,死的非常難看。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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