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當中共間諜? 美國務院女官員被中共特務誘餌入套内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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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7年04月10日訊】3月底美司法部對一名美國國務院女官員充當中共間諜、涉嫌「威脅國家安全」進行指控。此案被外界評為,繼斯諾登(Edward Snowden)之後的又一大案。

細讀指控書,不僅會被大量的細節震撼,還能一窺中共特務機構的真實運作。一切都是從「朋友」開始,為了圓家人的「時尚夢」,她在囊中羞澀的情況下,收受「朋友」的幫助,自然心存感激;但這朋友並非善類,只是用誘餌引她入套;在誘惑與倫理中,她一度失去平衡,選擇了用國家的「機密」換自己的利益;她也有過掙扎和害怕,但是一上賊船、怎脫身得了;直至最後意外被查、露出馬腳。

人物介紹

克萊伯(Candace Claiborne),1999年進入國務院工作,第一次的工作地點就是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出發去中國之前,她完成了外國服務機構(FSI)的普通話訓練,於2000-2003年在經濟大使顧問的管理專員辦公室,以及大使館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

此後,她調去上海的駐華領事館工作(2003-2005年)。隨後去了阿根廷和伊朗,然後她又回到北京工作(2009-2012年)。也就是說克萊伯熟悉中文,在中國前後工作了8年。

之後,克萊伯被調回華盛頓總部,再派往蘇丹,直到2015年8月,返回華府工作。被調查前,她的工作職責是負責為辦公室主管、部門主管以及六行動官員提供全面的行政支持,後者跟歐洲安全合作組織類似。

一切都是從「朋友」開始

一切都是從2007年開始,那時候他們只是「朋友」。克萊伯與中共特務的交集是從她的家人——A某身上(美國公民,起訴書有抹掉相關信息,從常理上推斷A某很可能是她兒子,以下仍稱家人)。

據悉,從2007年開始,克萊伯一家認識了一個中國進出口商、在上海經營水療和餐廳業務的B某(中共特務),成為朋友。當時她的家人A某給B某發郵件,希望後者幫他在中國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A某當時21歲、大學畢業;所以克萊伯(50歲)就拜託B某幫助;然後第二天,B某就幫A某在上海微笑星學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一份教職。

同年12月底,克萊伯也有告知B某,想讓A某在中國學習時裝設計。但是現在的困難是A某的大學學費沒著落,「他需要有地方住、還需要機票錢,你有什麼建議嗎?」

整個2008年,克萊伯、A某以及B某都在談論A某能在中國找到的工作機會,看上去跟普通好朋友差不多。

到了2010-2011年間,A某和中共特務B某之間有大量的郵件往來,都是關於申請藝術學校的內容。此期間克萊伯在北京工作,A某還在美國,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萊伯出差去上海,在萬豪酒店(JW Marriott)與B某見面,具體聊了什麼內容不詳,但兩人有特意留影紀念。8月,克萊伯告訴家人「錢現在有點緊。」並說在她回國時,會盡力把債務都補上。這似乎預示著接下來會有事發生。

第一個任務 探聽美對中戰略底線

但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關係,到了2011年有了實質性改變。當年5月9-10日,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由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總理王岐山參與,中共情報機構急切地想要打聽出美國的底線。可能覺得克萊伯這條線「成熟」了,他們開始向克萊伯打聽「人民幣匯率以及美國政府對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的反應」。

到對話結束後(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給她發郵件說,想要知道「美國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的內容以及時間表」,並進一步表示如果美國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美國政府會對中共政府如何施壓,要求克萊伯報告「美國高級官員對這一問題的內部態度」。

5月18日,克萊伯發郵件給B某,認為收到的信息是否有用,B某明確告訴她,「想要一些從網上找不到的東西」,並且要求她弄好了、不要通過郵件發送,以免被人通過網絡查到,最後B某親自飛到北京、取走這些資料。

在要克萊伯動手之前,中共特務B某已經提前付款,4月克萊伯的美國賬戶匯入一筆2,480美元的款項。根據起訴書,這筆匯款是從中國銀行(香港)匯出,匯方是三洲船務有限公司(Delta Shipping Co. Ltd),備註一欄寫著:From Shanghai。根據網上查出的資料,該公司2003年註冊,屬於香港私人股份公司,運營9年後(2012年)註銷,然後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達航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註冊。

而在克萊伯收取這筆錢的前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剛剛發出規定,美國各大使館或領事館雇員只要接受外國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禮物,就需要報告,有形和無形的禮物都包括在內。當然,老抱怨錢不夠花的克萊伯沒有報告這筆禮物,她在日記中寫到:一年可收2萬(從B某),還可以幫助A某在未來完成海外學業以及達成職業目標(當時A某還在美國)。看的出來,在倫理與金錢之間,克萊伯第一次偏向了後者。

開弓哪有回頭箭 共收數萬禮物

克萊伯作為美國國務院雇員,曾接受多次反情報培訓,她也很清楚B某和隨後出現的C某都是中共特務,她也知道以自己的國務院薪酬根本不可能負擔家人追逐「時尚夢」。在錢的誘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趴下。

到2012年,克萊伯又經B某引薦給C某,C某自稱是中共情報機構人員,以後一直到2016年,克萊伯持續將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立場以及應對底線等通過郵件、見面等方式,發送給中共情報機構的B某和C某。(起訴書中為隱私問題,沒有透露共犯A某、中共特務B以及C某的姓名,但有提及B某和C某是為上海安全局工作,從2011年開始為克萊伯和A某提供大量禮品)。

每次中方在獲得情報前後,都會給克萊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匯款作為報酬;而對克萊伯和家人的各種經濟需求,都是各方滿足,比如提供多次國內或出國旅行或購買iPhone、電腦等支出,以及負擔A某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術學院的學費、生活費、住宿費。甚至當A某在中國犯事,中共特務B某和C某出面介入,阻止警察進行調查,最後讓A某「全身而退」,這足以見得B和C在中國的權限絕非普通人。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檔案記錄,克萊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間,收取了中共情報人員送予她及家人的總價值數萬美元的禮品、現金、電子產品、旅遊招待、一間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國時裝學校的學費和生活費,僅最後一項就近6萬美元。

害怕?想要抽身卻被家人「坑」

但是這些年來,克萊伯也對這層關係感到害怕。她知道一旦事情敗露,她得面臨什麼,那將是沉重的代價。在家人憧憬中國「時尚夢」的時候,克萊伯就越來越覺得事情不對勁,她有跟家人商量,但是家人不聽,反而把她給「坑」了。

當時克萊伯對A某說,「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套在繩索裡,但是已經有人對你這麼做了。」但家人A某鐵定認為中共特務B某是真心實意幫他,所以回復克萊伯:「你跟他(指B某)是你的事,我跟他是我的事,我知道他能助我成功。」然後A某背著克萊伯跟B某聯繫,跟B某配合給克萊伯施壓,最後逼得克萊伯只能認了,甘心被拖進泥潭。

為避免越陷越深,克萊伯開始躲閃,但是她完全沒料到她擺脫不了控制。她曾警告家人A某:「我不想他們(指B某和C某)參與你的每一步,還有知道細節……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但是A某都固執地當沒聽見,繼續我行我素。

到2014年,克萊伯更是說自己要退休了,並告知家人A某:「我不想你繼續尋求他們的幫助,然後把我拖下水」。結果A某居然回復:「事實上是B某已經找上你,跟我無關。B某找你是他自己的意思,為何你老說我拖你下水。反正你得全部處理乾淨,不要把我扯在其中。」估計克萊伯聽到這話,腸子都悔青了。(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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